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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谥号”是古代对某个人一生所作所为的概括性评价，也就是对一个人的“盖棺定论”，其字数往往不太固定，或一两字，或二十余字。一般来说，皇帝谥号的字数比较多，比如说乾隆皇帝的谥号有二十三个字，后世称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大臣的谥号一般有两个字，比如说曾国藩的谥号是“文正”，后世称为“曾文正”；亲王的谥号只有一个字，比如说恭亲王奕䜣的谥号是“忠”，后世称为“恭忠亲王”。 在大臣的那些谥号之中，我们见得比较多的有“文正”、“文忠”、“文襄”等等。比如说，在清朝时期，谥号为“文正”的有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等；谥号为“文忠”的有林则徐、骆秉章、胡林翼、李鸿章等；谥号为“文襄”的有张之洞、左宗棠等。 毫无疑问，有一个谥号是所有古代人臣都梦寐以求的，那就是等级最高，也是中国古代最牛的谥号——“文正”。对此，宋代司马光曾说过一句话：“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可见这个谥号的分量。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能获得“文正”这个谥号的人也没几个，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宋代的范仲淹、司马光，元代的耶律楚材，明代的方孝孺，清代的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等人。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人，他在生前享受的恩宠经久不衰，最高曾担任清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席军机大臣（相当于宰相），死后也获得了谥号为“文正”的殊荣。只不过后来因为某种原因，他又被人讥讽为“不文不正”，被称为历史上获得“文正”谥号最名不副实的人之一，他的名字叫做曹振镛。 曹振镛是魏武帝曹操的嫡脉后裔，也是典型的“官二代”，其父曹文埴曾担任过乾隆皇帝的户部尚书。1781年，曹振镛中进士以后，因为乾隆皇帝认为他是“户部尚书曹文埴的儿子，才能可用”，直接将其提拔为翰林院“侍讲”，官居从四品。从此，曹振镛一路升迁，官运亨通，一生历经三朝，为官长达54年，其官宦生涯之长、升迁之顺利，为历史所罕见。 据历史记载，曹振镛一生为官小心谨慎，遇事对上“唯唯诺诺”，对下也不愿意得罪任何人，奉行“贯彻上面的好政策有功劳，采纳下面的好建议也有功劳”的原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其官宦文化修炼之深。道光皇帝还曾评价他说：“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问学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 也正因为曹振镛在朝堂之上可以“上下通吃”，所以他虽然“文没有传世之名作，武不能定策安天下”，最终却能和曾国藩及几位帝师（如杜受田、李鸿藻等人）一样获得“文正”的谥号，超过了晚清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干名臣！ 曹振镛生前能够位极人臣，死后还能获得谥号为“文正”的殊荣，当然也是有一定能力和作为的。他曾参与决策平定新疆喀什噶尔（张格尔）叛乱并取得了重大胜利，获得了道光皇帝的嘉奖，被列为主要“功臣”之一。 另外，曹振镛一生为官也比较清廉正直。据历史记载，曹家祖上以盐业起家，在江苏等地享有一定特权，但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提出盐业改革，取消了曹家亲属的特权，于是他们纷纷向曹振镛诉苦求助。曹振镛却对此一笑了之：“焉有饿死之宰相家？”意思就是说，宰相家里又饿不死人，还要求他们不要破坏改革，此事后来也受到了世人的称赞。 然而，曹振镛看似“完美”的人生，也存在很多负面问题，这也是他后来被讥讽为“不文不正”的主要原因。据晚清名士朱克敬在其书《瞑庵二识》中披露：“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曹振镛当时身处高位，对道光一朝的上下官员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甚至直接造成了当时大家纷纷“循默守位”的腐化官场风气。 对此，史学家苏同炳也曾说：“曹振镛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糜泄沓，所以他实际上是道光帝的罪人。在他所养成的风气下，官吏以不负责任之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消磨殆尽，国事亦因之而不堪闻问。” 我们都知道，道光皇帝的在位时间是1820年到1850年，正处于世界格局大变动时期。由于大清王朝固步自封，而欧洲等地却已率先完成了工业化革命实，以至于实力猛增的英、法等列强还悍然对“落后”的清朝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内忧外患之时，站在道光皇帝身旁的却是一班如曹振镛似的官员，其结果可想而知。更有甚者，由于当时的官场黑暗腐化，最终导致民怨四起，从而引发了道光末年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运动”，有人还将这笔账也记在了曹振镛身上。 总的来说，曹振镛一生为官顺风顺水，政绩虽无亮点，但也没什么大的过错，只能说做的还不够好而已，其“文正”的谥号或许有点名过其实，只因为他既比不上前面的范仲淹和司马光，也比不上后来的杜受田和曾国藩。可毕竟“谥号”属于皇帝的恩宠，是一种被动的赏赐，如今却因此被讽为“不文不正”，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一种背锅还是躺枪？ 参考资料：《清史稿》、朱克敬《瞑庵二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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