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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观”称谓的缘起
牟紫
僧人所居谓之“寺”，道士所居谓之“观”——可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区别呢？清人王士禛《分甘余话》卷二说：
汉明帝时，西域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经至洛阳，处之于鸿胪寺，故后僧所居皆曰寺。元帝被疾，求方士，汉中送道士王仲都，处之于昆明观，故后世道士所居皆曰观。
王氏还特别注明：“上见《洛阳伽蓝记》及《石林燕语》，下见《云麓漫钞》。”《洛阳伽蓝记》为北魏杨衒之著，是一部以追记北魏洛陽佛寺为主，兼及历史、地理、文学、人物故事的事类笔记。《石林燕语》为两宋间叶梦得著，内容包括朝章国典、旧闻时事、朝野故事、诗文语言、奏议考释等。《云麓漫钞》为南宋赵彦卫著，《四库全书总目》谓该书“记宋时杂事者十之三，考证名物者十之七”。三部书的学术价值都较高。王氏所言“上”，指的是“后僧所居皆曰寺”那一条：“下”，指的是“后世道士所居皆曰观”那一条。由于僧人、道士在汉明帝和汉元帝时受到过朝廷的高规格接待，使之居于“鸿胪寺”与“昆明观”中，所以后来的僧人道士才引以为傲，把这当成炫耀的资本。其之所以要名自己所居为“寺”为“观”，就是要僧徒道众记住曾经有过的殊荣。由此可见，他们其实也很“世俗”，也知道为自己脸上贴金。
浅说言路
费子宏
所谓言路，即进言之路，是下情上达的通道，亦指向统治者及其制订的国策、方略、措施提出批评与建议的途径。言路也指谏官之职，如李贽《焚书·答焦漪园》：“既已行取，便当居言路作诤臣矣。”西汉置有谏大夫，东汉改称谏议大夫;宋置谏院，设左右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等职，掌规谏朝政缺失。从秦汉开始设立的给事中（至明初六部均设），除负有监察之责外，亦可建言献策。在古代，言路（或通过言谏官）是统治者为国家长治久安而集中天下智慧的一种渠道和方式，既有赖于言谏官及其他智谋人士的尽职尽责，勤于思考，勇于諫诤，积极建言献策;更有赖于统治者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式的情怀——欢迎监督，鼓励直言，敢于聆听批评者甚至反对者的不同声音。这应是一个良性的双向互动。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统治者对言路的态度会决定国家的政治走向。但是，具有忧国忧民优良传统的、包括言谏官群体在内的中国智谋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不会轻易向开历史倒车的行为低头。他们始终是中国社会的良心，是中国文化的脊梁，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
言路的开设其实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其时作为君王智囊团的近侍大臣与其他谋士（包括学者和游说之士）以及普通老百姓以各种形式向君王和天下奉献自己的聪明见解与建议，形成中国智谋史上光彩夺目的开篇。先秦重要典籍《尚书》《诗经》《左传》《国语》《战国策》及诸子语录都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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