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极端的宗教政策——崇佛与灭佛，崇道与灭道

思明居士 2023-01-22 发布于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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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的古代，不同的朝代，对于某种宗教和政策不尽相同，统治者的喜好而衍生出的宗教政策手段能够影响到宗教的发展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宗教的发展速度，但总的来说不可能完全灭绝或彻底推行某一种宗教。这是这一段历史给后人提供的启示。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像南北朝时期那样，宗教在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中起到如此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国家宗教政策的摇摆程度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其所表现出的形式不亚于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体制形式，统治者有时佞佛抑道，有时灭佛崇道，经常实行走极端的政策，国家政策对于宗教的影响之大，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也是较为罕见。

这一时期流行的宗教主要就是佛教和道教。开始的时候道教的社会影响最大。道教实际上和战国时期的道家关系并不大，而和求仙求长生的神仙家及民间巫术的关系要紧密得多。东汉时张陵创立道教，教人悔过奉道，用符水咒法替人治病，凡入道者要缴纳5斗米，俗称“五斗米道”。他的徒弟们尊他为“天师”，所以又称“天师道”，主要流行于巴蜀、汉中一带。

东汉末年张角又创立“太平道”，人道无须纳米，教人跪拜悔过，也以符水为人治病。太平道在中原地区广泛流行，张氏兄弟以太平道教组织了黄巾大起义，极大地将东汉王朝的统治根基折断。

而张陵的孙子张鲁传播五斗米道，在汉中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成为当时天下争夺的一方势力，当时的太平道教主要流行于社会下层民众中，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是一种威胁到统治秩序的宗教，所以大多采用了禁止或镇压的政策。

曹魏时曾多次下令严禁各类非朝廷规定的祠祀巫祝，尤其是禁止太平道教。而张鲁主动归降曹操，曹操为招徕蜀汉及东吴归降，对张鲁十分优待，张鲁及其5个儿子都被封侯。曹操又迁几万户汉中百姓到关中居住，在刘备进攻汉中时，又有大批的汉中百姓流入中原，天师道从此在北方广泛传播。

北魏初年，寇谦之对原有的道教进行改造，形成“新天师道”，不再收入道的5斗米，也不搞一般的符水治病，修道可以在家进行，以礼拜修身为主，练气服丹为辅，深得权贵士族的赞赏，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很有号召力。

南方流行的道教则有宣扬炼丹飞升成仙或长生不老的内容。东晋时葛洪归纳道义，强调信道要修身祈祷，养生炼丹，就能延年益寿，永享人生。东晋时有多次利用五斗米道组织的反抗朝廷起义，尤其是399年至411年由孙恩、卢循领导的五斗米道起义，横扫东晋东部沿海地区，谢安的次子谢琰，也在镇压孙恩的起义中，兵败被杀，丢了脑袋。所以南朝统治者由此对于五斗米道形式的道教流派予以严厉镇压。

而葛洪提倡的养性炼丹的道教更适合士大夫的口味，在士族阶层中广泛流传。刘宋时，道士陆修静广泛收集道经，编为经戒、方药、符图“三洞”，又编制各类道教的仪式，以炼丹求仙的内容改革五斗米道为“南天师道”。他的道义后经陶弘景等的发展，成为南朝道教的主流。道教不再成为统治者的威胁，而成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

佛教在东汉时传入中国。魏晋之际，佛经开始大批被译为中文，但信徒大多是读书人。西晋时曾规定百姓不得出家为僧，到西晋末年，距佛教传入中国约已200多年，全国的佛寺才180座，度僧3700人。而到十六国时期，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增强统治中原汉族人民的信心，寻找统治的根据，开始提倡这一外来的宗教。

因为各少数民族政权本身没有什么完整的政治、社会理论，要统治文化程度高于自己的广大汉族人民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在政治制度上已被迫采用被征服者的制度，如果在思想文化上再全盘接受汉族的传统，在他们看来就似乎失去了少数民族统治的理由。佛教是外来宗教，“胡人”奉“胡教”好像更顺理成章。特别是刘渊仿照汉族政权的失败，似乎也提供了反面的例证。

后赵政权建立后，石勒、石虎迷信被奉为“大和尚”的西域僧人佛图澄。335年，石虎在佛图澄的说服下，驳回汉族官员禁止百姓出家的请求，下令所有愿意奉佛的人都可出家。当时中原社会混乱，人民看不到出路，佛教鼓吹来世可得救的教义对于一般民众确实有很大的诱惑力，因此佛教的传播大大加速。

佛图澄收了上万名弟子，后赵境内的佛寺达到了893座。佛图澄死后，他的弟子释道安致力于翻译、注释佛经，使佛经能够被中国的士大夫接受，并且又为僧众制定戒律，规范了佛寺的活动规则。他在后赵灭亡后逃往南方，在襄阳一带传教。

前秦苻坚攻下襄阳，将释道安带到长安。他的影响由此遍及南北。释道安的弟子慧远南下庐山，他和他的弟子广泛传播佛教的教义，在南方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另一个西域僧人鸠摩

罗什又将印度的大乘佛教传到中国，翻译为中文。佛教的传播基础和教义理论都具有了完整的体系，开始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宗教。

西晋以后南北长期对立，南北两地的宗教发展也各有不同。南方宗教势力的社会基础是士族阶层。南方道教的主要流派被称之为“丹鼎派”，注重信奉者个人的成仙或长生，很适合士族阶层的要求。南方的佛教也具有类似的特点。

东晋初年北方的僧徒支愍度渡江南下，与同行的僧徒商量，说如果用原来的那一套到江东去传教，恐怕连饭也吃不上，他们创“心无义”之说，以适应善于空谈玄理的南方士大夫。僧徒竺道潜是权臣王敦的弟弟，出入相府，谈玄讲经，在士族阶层中有很大的影响。另一个著名的僧人支遁，精通老庄，注释《庄子·逍遥游》，并擅长清谈，闻名于士大夫之间。这样南方的佛教就以义理分析、隐逸自然见长。

由于南朝两大宗教的社会基础是势力强大的士族阶层，而东晋南朝的君权相对软弱，所以朝廷的宗教政策总带有妥协性、调和性的特点。东晋时，僧人见了帝王都不按礼节致敬。权臣庾冰执政，在339年发布“沙门应尽敬王者”的诏书，可朝廷内部的很多大臣都表示反对，诏书毫无实效。60年后，权臣桓玄在其辖境内企图实施这一诏书，名僧慧远写《沙门不敬王者论》，针锋相对地进行反驳，主张出家人没有必要向帝王敬礼。

桓玄倒台后，此事无人再提。直到133年后的公元462年，刘宋孝武帝颁布“沙门致敬人主”制书，规定僧尼必须向真帝王跪拜致敬，违者鞭面后斩首，才算是在佛教面前树立起皇权的威严。

可是孝武帝的继任人前废帝刘子业又把这个法令取消了。由此，可以看到东晋南朝的宗教政策是相当软弱的。东晋南朝的统治者对于宗教问题所持的态度，是在坚持传统儒家“名教”主导地位的同时，企图调和佛、道之间的矛盾，调和佛、道和儒家名教的矛盾。

东晋南朝时期曾为此发生过多次激烈的辩论，但这些辩论从来都没有转变为武力压服。因为土族阶层总的来说是尊奉儒学的，他们做官、升官都要依靠名教，而信佛、信道只是部分人的个别行为，就整个士族阶层来说，都不愿为了宗教问题激化矛盾。

南朝朝廷的传统政策是妥协性的，但有不少皇帝是一味佞佛。宋武帝刘裕禅代晋朝的“理由”之一，是有名僧宣告嵩神的旨意：“江东有刘将军，汉家苗裔，当受天命。”表明宋武帝把佛教也作为统治的理论依据之一。他统治期间开始动用朝廷资产建造佛寺，请僧人到宫内设斋。

宋文帝也常听佛教讲经，招徕名僧传教。宋孝武帝迫令僧尼礼拜帝王，但这并非出于对佛教的恶感，相反，他对佛教的活动还是很虔诚的。他曾在中兴寺与群臣斋戒8天，当发现有两个大臣偷吃鱼肉后竟将其免职。宋明帝将自己原来的住房施舍，兴造湘宫寺，极尽奢华，自以为是功德无量，老臣虞愿却说：“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有何功德。”宋明帝大怒，把虞愿赶出皇宫。

南齐皇室自高帝时起就尊崇佛教，尤其是齐武帝时长期辅政的竟陵王萧子良，以佞佛著称。他自号“净住子”，创立斋会，讲经论道，还曾舍身佛寺，手抄佛经。他的西邸文士范缜反对佛教，和他辩论因果报应并不存在。范缜又著《神灭论》，全面驳斥佛教的神不灭论。萧子良召集众僧和范缜辩论，都无法驳倒范缜，又暗示一些信佛的官员著文反驳，也不能取胜。

萧子良派人对范缜说：“你坚持神灭观点，恐怕就连名教也要反对了。以你的才能还怕官做不到中书侍郎吗？何苦要自以为是呢?”范缜说：“我要是卖论取官，早就做中书令、仆射了，还在乎中书侍郎吗！

梁武帝的佞佛更为出名。其他的皇帝佞佛只是相信、优待以至于放纵和尚而已，可梁武帝佞佛却是自己去当和尚，以自己舍身出家为筹码，让群臣用钱赎回自己，来为佛寺“创收”。

他在发动内战推倒南齐皇朝后仅两年，就率领着两万多名僧徒在重云殿举行盛况空前的大法会，公开宣布自己愿意皈依佛门，为佛寺之奴。527年，梁武帝下令建造同泰寺（据考证位于今南京鸡鸣寺），自己到同泰寺舍身为奴。他睡在寺中的便房里，床上挂着一顶百姓用的葛布帐子，用粗瓦盆吃饭喝水，身披袈裟，每天与和尚们一起随着晨钟暮鼓礼佛念经、打扫寺庙，做了两天和尚后才在群臣的劝谏下回来继续做皇帝。

过了两年，梁武帝又来到同泰寺，召集僧徒，设四部无遮大会，讲解经文，宣布舍身，在寺中住了一二十天还不肯回宫。群臣惊慌失措，凑了1亿万钱，把这位“皇帝菩萨”给赎了回来。从此皇帝常常到同泰寺讲经，并勒令所有的和尚必须吃素。如此“坚持不懈”了十多年，算得上是同泰寺一名编外大法师。

546年3月他又到同泰寺讲经，不料晚上发生火灾，寺庙宝塔被烧毁。梁武帝下令重修，要造12层的浮屠（宝塔）。大约是为了替寺庙筹集经费，第二年他又到同泰寺舍身，住了37天仍不愿回宫，群臣只得再凑1亿万钱为这位“皇帝菩萨”赎身。

梁武帝除了自己佞佛，更要求全国民众都要信佛。他在全国到处建造佛寺，仅仅为了纪念他的双亲，就在钟山脚下造了大敬爱寺，在青溪河畔造了智度寺。建康城里由他下令建造的佛寺就有几十座。

钟山一带原来有东晋士族首领王导留下的80多顷田产，梁武帝想把这笔田产买下来施舍给大敬爱寺，可是王导的六世孙王骞不肯卖，说：这田不卖，如果是下圣旨强夺，我也没办法。梁武帝不高兴了，就叫人把田产估价，硬把钱塞给王家。对于享有特权的士族都强买强卖，那对于一般的民众更是公然抢夺了，所以这些寺庙建设给人民带来的是深重灾难。

梁武帝做皇帝做到第十年时，下诏宣布自己不再吃肉喝酒。过了6年，又宣布皇帝祭祀天地宗庙所用的牺牲一律改用麦米捏制，以及使用蔬果，不再使用传统的牛、羊、猪，要求民间祭祀活动也不得使用牲畜。

更为荒唐的是下令不准民间在布帛之类的纺织品上染织动物形象，免得裁剪时“伤生”。同年他下令废除天下的道观，勒令道士还俗。在梁武帝的身体力行下，南梁的佛教兴盛一时，建康城里的佛寺多达700座，全境有佛寺2846座，僧尼8.27万人，达到了南朝的最高峰。

南陈的开国皇帝陈霸先（史称陈武帝），是吴兴的无赖，先为乡里小吏，后来作为南梁新喻侯萧映的亲兵，以战功起家。侯景之乱时乘机起兵，崭露头角，成为最有实力的将领。他利用佛教笼络人心，在废梁称帝的当年就召集无遮大斋会，祭祀他收藏的佛牙。

第二年又学梁武帝的榜样，舍身大庄严寺，并多次到佛寺讲经。这成为南陈皇朝的惯例，以后的皇帝都曾到佛寺舍身。即使是荒淫的陈后主陈叔宝，也曾舍身佛寺。

北朝的宗教政策比南朝要强硬得多。北魏建国后沿袭十六国少数民族政权尊奉佛教的传统，有意识地将佛教作为少数民族皇权的统治工具。这样一来，北方的佛教就具有了国家色彩。

信徒的主体也是大众化的，与北方士大夫不尚清谈的风气相适应，佛教教义注重法术及成佛的实践性。到达北方的西域僧人比南方要多，印度佛教的经典大量翻译为中文，僧人对于经典的研究重视承传，不像南方僧人那样好发议论，形成了北方佛教的传统。

北魏第三代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起初依然沿袭前代尊崇佛教的政策，经常召见高僧，每年四月初八的佛诞节，都亲临检阅僧人及信徒的游行队伍。攻占关中地区后，延请鸠摩罗什的弟子县始到平城，又与江南的高僧僧朗通信，请教有关佛教的问题。听说北凉有高僧县无谶翻译佛教的《涅槃经》，而且法术精深，太武帝就威胁北凉国主祖渠家逊，要他送出县无谶。沮渠蒙逊惧怕北魏，只得送出县无識，又派人在半路上刺杀县无識。

然而北魏初年的皇帝实际上对于佛教的义理并没有什么认识，他们注重的是佛教的法术、来世继续享受的许诺，所以他们同时对于道教的长生不老术及道教符咒的威力也很感兴趣。就在太武帝即位的当年，新天师道的“天师”寇谦之到平城献上了所著的道经，起初太武帝不怎么相信。

以天文星象、足智多谋闻名朝廷，并且为太武帝辅政的唯一的汉族大臣崔浩，本来是讨厌老庄之学的，这时却迅速投到寇谦之的门下成为天师道的信徒，积极向太武帝推荐，并且极力诋毁佛教。

太武帝同意在平城设立天师道坛，道教大盛。寇谦之几次献计、预言都得到应验，太武帝遂逐步信奉天师道教的神力，其宗教政策转向尊道贬佛。431年，下令在各州镇设立道坛，每坛收习道的学生100人，7年后又下令禁止50岁以下的人出家为僧。寇谦之称太武帝注定要先武后文，至天下太平，是有道真君。太武帝欣然在440年改年号为“太平真君”（有点非主流）

442年又接受天师所授的符篆，表示接受了统治汉族的天命。第二年废除民间神庙及自立的佛寺，禁止私养沙门。445年发生胡人盖吴领导的反魏起义，席卷了整个西北地区。太武帝亲自前往镇压。

途经长安，偶然在一个佛寺里发现了大量的兵器，进一步搜查后发现佛寺中另有州郡长官及当地富豪寄存的巨额财富，酿酒器具，供僧人与士女私通的密室。太武帝大怒，随行的崔浩乘机猛烈攻击佛教害国。太武帝下令杀光长安的沙门，捣毁所有佛寺，焚烧佛像，又下诏全国各地都照此办理。诏书痛斥佛教为“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规定王公以下在当年2月15日以前必须送出私养的沙门，否则沙门处死，宽藏者“诛一门”。这就是446年发生的“北魏太武帝灭佛”事件。

在平定了盖吴起义后，太武帝再次下诏痛斥佛教是“大奸之魁”“夸诞大言，不本人情”，是汉、晋昏君引入的“胡妖鬼道”。宣布自己要恢复华夏正统的伏羲、神农之治，铲除佛教，“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规定“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

下令将各地的佛寺、佛像、佛经全部击破烧毁，所有僧人无少长全部处死。这件诏书完全是汉族皇帝的口吻，很可能是崔浩等汉族官员起草的，表明灭佛并不完全是宗教斗争，而是政治斗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崔浩等汉族官员力图用灭佛行动来改造北魏朝廷的少数民族统治性质，为汉族士族阶层争得更多的统治权力。宗教政策成为政治的工具，就会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变得血腥残暴。

事实上道教天师寇谦之是极力反对崔浩用如此残酷的手段来灭绝佛教的，在这以前，太武帝灭北凉，曾下令屠杀3000多僧人，是寇谦之劝止的。灭佛的当年，寇谦之苦劝崔浩不要屠杀僧人，崔浩不听。

灭佛后的第四年，崔浩被灭族，两年后太武帝也被太监宗爱杀死。鲜卑族大臣源贺等杀死宗爱，拥立太武帝13岁的孙子拓跋浚（皇太子拓跋晃在这之前已死。拓跋浚，史称文成帝），当年（452年）就颁布了恢复佛教的诏书，规定各州郡县设佛寺一座，用财不限，出家大州限50人，小州40人，郡县10人。

文成帝还亲自为一些僧人祝发，任命师贤为沙门统。当初灭佛时，皇太子拓跋晃就表示反对，并预先通知了不少僧侣，所以佛教并未被彻底灭绝，很多沙门逃脱性命，佛寺的财宝、佛经也大多转移秘藏。而力主灭佛的君臣竟然都死于非命，这对于僧人来说，是因果报应的绝好例证。

佛教卷土重来，统治者的政策又开始回到崇佛佞佛的老路。当年下诏要为文成帝本人雕刻石像，第二年又下诏按照北魏已有的5位皇帝（拓跋浚之父拓跋晃被追谥为景穆帝）的形象铸造金佛像，各高1丈6尺，共使用了2.5万斤纯金，算是“如来即皇帝”这一北朝佛教原则的形象化说明。文成帝复兴佛教的同时并没有压制道教，尽管寇谦之在灭佛后两年病死，但此后北魏的每一代皇帝即位，都仍然要按传统举行接受符篆的仪式，表明承天命统治汉族人民。

文成帝为佛教的管理设立了完整的体系，沙门统（后来改称昭玄统）办事机构原称监福曹，后改称昭玄寺。各地设僧曹进行管理，首领也称沙门统，朝廷的沙门统一般也称沙门都统。这些僧官都由僧人担任。

又按照僧人的戒律制订僧律、内律，僧人除犯杀人以上的罪行以外，都由僧曹、昭玄统依照僧律来处理。凉州来的僧人昙曜做了30多年沙门统，大兴佛教。460年按照文成帝的诏令开始在云冈开凿石窟寺，最早的5个窟为北魏的5个皇帝祈福，每窟的佛像都按皇帝的体貌雕刻如来佛，高大雄伟，其中复兴佛教的文成帝雕刻得最为逼真。

还遵照北魏献文帝的命令建造了当时号称天下第一的平城永宁寺，其7层塔高达300余尺。昙曜还请求皇帝批准设立了“僧祇户”和“佛图户”制度。僧祇户是佛寺的佃户，每年向各地佛教僧人管理机构僧曹缴纳60斛粮食，就可免除政府的赋役。僧曹将这些收入用于放贷，收取利息，作为佛寺的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佛图户是佛寺的奴隶，由政府拨给佛寺一些重罪罪犯、官府奴婢，作为佛寺的劳动力，修造佛寺，耕种佛寺的土地。这样佛教势力获得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佛寺正式成为独立王国。

文成帝以后的北魏皇帝继续实行崇佛政策。孝文帝弘扬儒教，以图建立汉化的皇朝统治，但同时他也注重佛教的作用，并注意到佛寺和政府争夺剥削对象的问题，曾进行“沙汰僧尼”，清理僧尼的户籍。492年又规定禁止私度僧尼，僧曹佛寺每年只能在四月初八的佛诞节、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才能剃度僧尼，剃度僧尼的人数也加以限制，大州100人，中州50人，下州20人。

然而孝文帝迁都洛阳，客观上又为中原地区的佛教大流行提供了便利条件。他的继任人宣武帝元恪大力推行佛教，使用朝廷财力在中原大造佛寺，在洛阳兴建瑶光、景明、永明等大佛寺，瑶光寺有500多间尼姑房间，永明寺的僧房更多达1000多间，住着3000多名西域沙门。

又仿照平城的云冈石窟寺，在洛阳的伊阙山开凿石窟，前后23年动用80多万民工。这位被称为“崇佛天子”的皇帝死的时候，北魏全境内的佛寺已多达1.3万多所，而在38年前他父亲孝文帝即位时北魏全境的佛寺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

宣武帝曾下令僧满50人以上才可立寺，这1.3万多座佛寺至少拥有百万僧尼。佛寺控制下的人口越来越多，已严重影响北魏朝廷的财政收入，宣武帝的继任者孝明帝元诩曾重申孝文帝的度僧限制，并要求地方官监督僧曹剃度，禁止奴隶出家。可是与此同时，朝廷佞佛却变本加厉，如胡太后下令建造洛阳永宁寺，建100丈高的9层宝塔，装饰着120个金铎，5400个金铃。大殿有丈八金佛一座，稍小一点的金佛10座。寺内的楼观僧房1000多间。

上行下效，各级贵族官僚也纷纷鼓励兴建佛寺，百姓为躲避政府赋役也纷纷出家或托庇于佛寺。北魏正式分裂距宣武帝之死才20年，可是全境的佛寺数量已达到3万多座，僧尼总数高达200多万人（如果确信佛教书籍的记载的话，这个数字还要翻一番），仅仅洛阳城就有1367座佛寺，平均每80户就摊到一个，城内二分之一的宅院都变成了佛寺。

北魏分裂后，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宗教政策。东魏北齐的统治者比北魏后期的皇帝更热衷于崇佛佞佛，并且在崇佛的同时推行贬黜道教的政策，最终进行灭道。而西魏北周的统治者先是在佛、道之间维持平衡，后来便推崇儒教，佛、道皆废。

和东魏北齐高氏统治集团推行鲜卑化的国策相匹配，高欢、高澄、高洋都尊崇佛教。尤其是北齐文宣帝高洋在其统治的后期，一方面荒淫暴虐，一方面又是佞佛无度。当时北齐境内的佛寺已多达4万余座，僧尼200多万。554年文宣帝策问各地荐举上京的秀才：僧人道士几乎占了民户的半数，赋税大减，国用不足，应该废除哪一个？秀才们不敢乱说，没人提出可行的建议。文宣帝自己的结论是道教耗费钱财过多。

第二年文宣帝召集佛、道两方的代表，辩论佛教与道教孰优孰劣。既然皇帝是崇佛的，辩论的结果自然是道教失败，文宣帝就此宣布禁止道教，凡道士一律强迫剃度为和尚，道观改建为佛寺，并杀死4个不愿剃度的道士作为榜样，北齐境内不再有道士。

然而道士变和尚，政府的收入一点也没有增加，可见文宣帝灭道主要考虑的是要全面尊崇佛教，树立“胡神”的绝对权威。他自己滥杀无辜，可是却极为重视动物的生命，按照佛教不伤生的教义，他在当上皇帝的第7年起不再吃肉，第二年又下令禁止民间百姓捕捞河里的虾、蟹、蛤、蚬，只能捕鱼，还禁止豢养打猎用的鹰鹞。

政府祭祀天地日月星辰所用的牲畜都到市场上购买，不准自行屠宰；祭祀社稷、蚕神只能用酒肉；祭祀风神、雨神等等神灵不能用荤腥，只用果饼酒脯。甚至规定民间烧荒集中仲冬之月（农历十一月），免得损伤昆虫草木。

文宣帝要把全民化为佛教信徒，让百姓每月小斋6次，每年大斋3次，为佛斋戒祈祷。可他对于中原汉族的神灵就没有这么虔诚了，有一年因为祈雨不灵，把西门豹的祠堂给砸了，还挖了西门豹的坟墓。

文宣帝暴毙后，继任的皇帝依然佞佛。文宣帝时动用30多万民工在邺都建造了金凤、圣德、崇光三台，都高达百尺，穷极奢华，而他的弟弟武成帝高湛却把这三台施舍给了佛寺，三台被改建为大兴圣寺。据佛教书籍的记载，到北齐灭亡时，全境的佛寺已有4万多座，僧尼400多万。当时北齐控制下的全部人户不过303万多户，人口为2000万，平均每5个人要养1个僧尼。

西魏北周的宇文氏集团势单力薄，割据关中对抗高氏集团，需要汉族士族豪强的帮助，而且也不允许庞大的佛教寺院和朝廷争夺本来就不宽裕的人力物力。宇文氏集团想以恢复西周的礼教文化为号召，对于佛教并不特别热衷。相反对于魏晋以来不太景气的儒学礼教则进行了大力鼓励，宇文泰时就依苏绰建议，朝廷行文仿照儒经《尚书·大诰》风格，按照周礼改建政治制度。

在宗教政策上大有作为的是周武帝宇文邕，他即位后多次在朝中为群臣宜讲儒经，立志要以儒教统一佛道。566年，他在皇宫大德殿召集文武百官、沙门道士，亲自宜讲儒经《礼记》。567年有个名叫卫元嵩的还俗僧人，写了佛道二论，上书周武帝，崇道贬佛，请求废除佛教。道士张宾也著书立说，猛攻佛教。佛教的高僧纷纷著文反击。

周武帝在当年两次召集文武百官、道士僧人，讨论佛道的教义。第二次会议的出席人多达2000多人，从南梁来的名儒沈重以儒教的观点解释佛道，受到儒生的欢迎。佛教的名僧甄鸾不服，但不敢公然攻击儒教，第二年著《笑道论》，献给周武帝，专门攻击道教的伪妄。

可周武帝看了之后，在朝会时向群臣宣布《笑道论》诋毁道教，应该付之一炬，当场烧毁。另一个名僧道安法师又上《二教论》，崇佛贬道。周武帝本人对道教颇有好感，572年亲自到长安玄都观，升法座宣讲道经，并主持公卿僧道关于佛道优劣的辩论。经过多次讨论，到574年，周武帝又召集文武百官、儒生及沙门道士讨论儒、道、佛三教的先后位次，最终判定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佛教徒不甘心排为末尾，猛烈抨击道教。

周武帝为了堵住佛教徒们的口，索性在5个月后宣布佛道两教全部废除，和尚道士一律还俗为民，承担政府的赋役；所有两教经典、造像予以毁坏，同时禁止一切国家未规定的淫祀。过了一个月又下诏设立“通道观”，挑选最有名望的120名沙门道士入观为学士，研究讨论两教如何沟通，一以贯之，弘阐“至道”。

577年周武帝亲征攻灭北齐，当年就在邺都召集500名僧徒代表，宣布在原北齐地区实行废佛。名僧慧远法师当场抗争辩论，甚至以灭佛者要下阿鼻地狱来威胁周武帝，周武帝说只要百姓得福，我愿受地狱诸苦。僧徒无奈，只得遵命还俗。

后来还俗僧人任道林又上书，要求辩论灭佛。周武帝把他召进皇宫，让他站着表达意见。任道林反复争辩，最后周武帝表明态度：佛生在西域，我不是五胡，对佛没有尊敬之心。佛教既然不是正教，就应该废除。任道林词穷，只得请求入通道观钻研。

周武帝宇文邕名为废除佛道两教，实际上是废除当时拥有庞大势力的佛教。整个北方因此而废除的佛寺有4万余座，佛寺的房屋有不少赏赐给了王公贵族做府第，佛寺的财产都被朝廷没收后散赐给群臣。被强迫还俗的僧人有300多万，大批的佛寺奴婢、部曲得到解放。

由于准备比较充分，强调三教的融合统一，实施的手段也比较温和，因此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比北魏太武帝灭佛的成果更大。

然而周武帝在578年病死，即位的宇文赟即位才一年就让位给自己8岁的儿子宇文阐，大权落入周宣帝的岳父杨坚手中。杨坚尊崇佛教，就在周静帝即位的当年，他通过这个小皇帝下诏，挑选120名已还俗的有道高僧披发“为国行道”。第二年又允许这120名僧人重新剃度，佛教又开始复兴。到581年杨坚称帝废周建隋后，正式宣布恢复佛教，重修佛寺。当渡江灭陈以后，隋文帝于593年忏悔北周武帝废佛之罪，为重兴佛教捐出财物。于是佛教又一次风靡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