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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是北宋政坛颇具争议的人物，不仅在当时，一些知名人物对他厌恶至极，甚至在以后，都有人将北宋的灭亡归在他的头上。 而说起三苏父子和王安石之间的激烈文斗，堪称宋朝文人相争的典型事例。 这一场文斗首先是苏洵和王安石的交锋。刚到京师之时，苏洵在欧阳修的引荐下向仁宗皇帝上了一道书，认为“法不足以制天下”，同时“赋敛之不轻，民之不聊生”，而财政拮据是“费出之无节”造成的。 此文一出，名震京师，唯独王安石不以为然。因为王安石早在《上仁宗皇帝书》时，就曾指出天下“患在不知法度”，“患在治财无道耳”。两个人的政见完全不同，自此形同路人。 有一次，欧阳修在家里请人吃饭，苏洵和王安石都曾受到过欧阳修的举荐，所以也应邀赴宴。没想到这两个人在吃饭时竟然无视对方的存在，全程零交流。 等到宴会结束，人都走光了，苏洵问欧阳修：“刚才囚首丧面者何人？”欧阳修说：“那是王安石啊，你不闻他的大名吗？”苏洵说：“我看此人若得志立朝，异时必乱天下，明主亦为其诳惑。欧公为何与他交友？” 不仅苏洵和王安石针锋相对，等到苏轼和苏辙考中进士后，也卷入其中，让矛盾进一步升级。 苏轼在制科考试时，曾献上策论二十五篇，其中就有很多与王安石不同的观点。王安石就曾对人说，苏轼的制策“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 特别是苏辙，年轻气盛，策论时一顿狂喷，得罪了一大圈人，差点被治罪，幸亏仁宗皇帝脾气好，任他为商州军事推官。而王安石作为知制浩，甚至不肯为他撰词，弄得苏辙意兴索然，干脆不去了。 等到仁宗皇帝逝世，英宗皇帝继位，王安石的声誉日隆，眼看着就要被委以重任，苏洵深为不安。 公元1063年的冬天，王安石母亲逝世，京城里士大夫纷纷往吊，这也是人之常情。唯独苏洵没去，不仅没去，还私下里写了一篇文章《辨奸论》，将王安石骂了个狗血琳头：
客观来说，这篇文章确实写得有些过分，连苏轼和苏辙都看不下去，劝告父亲玩笑不要开太大了。 为何苏轼和苏辙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微妙的变化吗？我想这与他们个人思想的转变有关。 王安石在调任京师之前，曾在地方为官十数年，可谓对宋朝的弊政知之甚详，故而提出的变法主张即使不是完美的，也是颇有见地的。 苏洵则不然，他从未负责过具体的行政事务，不知民情，针对国家形势的判断自然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地方。 而此时的苏轼已在地方任职两年，深入了解民情，他自己就曾提出一些改革建议。可以说，苏轼已经从一个保守派变为温和的改革派，苏辙在他的影响下也持相同政见。 因为这篇文章的出现，使得王安石和三苏之间的矛盾加剧，等到王安石执政时，就极力压制苏轼和苏辙。 其实呢，苏轼并不是一个保守派，只是由于不赞成激进做法，又因为成见太深，导致他们始终处于一种莫名其妙的对抗状态，直到王安石晚年两人才冰释前嫌。 当然，这都是后话，苏轼和王安石之间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呢。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说苏洵的人品有多么坏，一切只源于政见不同，和世俗意义上的利益之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至于说那篇文章嘛，也是典型的文人习气，想当年骆宾王骂武则天那才叫一个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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