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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面，鬓如霜。
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词，又称诗余、曲子词、长短句等。一千余年来，它以轻灵的姿态、悠扬的声韵、婉转的体格和深美的意蕴博得了无数读者的喜爱，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品，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独一无二的文学瑰宝。
词大致始滥觞于（南朝）梁，成熟于唐而极盛于宋，故称宋词。最早（南朝）梁武帝萧衍曾制《江南弄》：
这还不是词，只是乐府歌曲，但句式参差，已见词的端倪同时代的沈约曾和此曲。沈约也也擅长那种介于诗、词、赋之间的“长短句”。陶弘景的《寒夜怨》则已经接近于词了：
由唐、五代（十国）至至北宋前期的数百年时间里，词都被看成是小技，是附庸风雅的文字游戏。文人只是偶尔戏作几首，并不把它当作一种严肃的文学体裁。除了民间词和早先的《调笑令》以外，唐五代（十国）词大都诉说男欢女爱，与诗歌的言情述志比起来，过于轻艳缠绵。诗庄词艳，这是二者明显的界线。诗尚一气直下，词尚回环曲折。如温庭筠在诗中写的是“千峰随雨暗，一径入云斜”，而在词中只能是“愁煞平原年少，回首挥泪千行”。
北宋初期，虽有一些象中唐时那样清秀的小词，但数量太少且一直无大家出现；而到了晏殊和欧阳修大量作词时，又继承的是晚唐、五代（十国）的委婉格调其成就在于洗脱了那些轻艳柔媚之语，而增加了意蕴。如晏几道的《点绛唇》：
痕和酒，占了双罗袖。
与晏欧同时，还有善于作慢词的柳永。他推进了词的发展，但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直到北宋中期，苏轼开始以诗为词，词才开始脱离“艳科”之藩篱，变得与诗一样，无所不能言。在他手中，词不再主要靠声色取悦于人，而且还有丰富的内容，显得生机盎然，气势磅礴，逸气纵横，令人耳目一新。如《江城子·密州出猎》：
然而，苏轼的这种做法非但没有被当时的文学界认同，反而引起诸多的反对之声说“要非本色”，“长短句中是也”。连苏门最杰出的诗人秦观都没有走他的路子，而是将欧晏（指欧阳修和晏殊）词风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妍姿幽态，人谓独得“词心”。除了黄庭坚和晁补之等人学苏轼作一些词以外，其他词人，尤其是周邦彦领导的一批专业词人，都恪守传统，仍然在写情的狭隘田地上耕耘。宋词到此只注重技巧，没有什么创新，眼见就要衰落下去了，一场巨大的变故给它的再兴创造了契机。
1126年，金兵南侵，攻破汴京，俘虏了徽宗和钦宗二帝北宋灭亡。而后赵构在南方即位为新君，开始了苟且偷安的南宋王朝。这一场国难打破了文人们醉生梦死的生活，令许多词人落入悲惨的境地，再也不能做他们花前月下的美梦了。于是，一贯婉约的词风到此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整个词坛焕发出一股阳刚之气，苏轼豪放的词风成了主流。且看岳飞的《满江红》：
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壮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后数十年，伟大的爱国词人辛弃疾以其非凡的才力使词呈现出精神焕发的风貌，前人评他：“驰骋百家，搜罗万象”，“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其身后一大批追随者与他一起，将豪放词推向了顶峰。但辛词的缺点也不必讳言，他不但以诗为词，还以文为词，经常在词作中议论纵横，令作品韵味减少，有时用典过多使词流于艰涩难懂。
随着偏安局面的稳定，以姜夔为首的婉约词风开始回流。越来越多的词人逐渐对那种一味粗豪、不重技巧的词风反感起来。周邦彦成了人们效仿的对象，格律的完善成了晚宋词坛的主导。这时词人写词都追求雅正，一定不能跟平时说话一样。如沈义父云：“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典型如吴文英的《青玉案》：
曾摘梅枝嗅，还忆秋千玉葱手。红索倦将春去后。蔷薇花落，故园蝴蝶，粉薄残香瘦。
可以看出，这首词格律虽佳，但全由一堆虚浮的艳语拼凑而成。只重技巧，没有真情实感，这是很多晚宋词人的通病。
而随着南宋的灭亡，词道也就一起没落了。
（摘自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宋词三百首注释·前言》。题目和括号内的文字是我加的。——岁寒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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