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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点击以下链接，关注相关资讯 【西南文学·快讯】阿 月（四川）/《西南文学》作家工作室联盟隆重上线
袁瑞珍，原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党委工作部副部长、院报总编。现任四川省散文作家联谊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成都市作家协会会员。 作品散见各类报刊，有多篇报告文学、散文、诗歌被收入二十几种选集，散文集《穿越生命》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 收到李治修先生发给我的微信时，我正在圣地亚哥女儿的家中，用手机拍摄一奇异的景象。 这是下午四点左右，阳光透过玻璃门窗，将一圈一圈的光点，映射在房间的地面和墙上。那是一种七彩光圈，艳丽魔幻的色彩，宛若雨后天边惊现的彩虹，斑驳陆离，炫人眼目。但彩虹挂在天上，是虚幻的视觉映象。这墙上、地面的光圈，却触手可及。盈盈一握，那七彩之光便在指尖跳荡，心里便生出温暖的感觉。 拍照后，点开李治修先生的微信。他说发了电子邮件在我邮箱里。我立刻点击邮箱，原来是他审阅我的书稿《静看花开》后写的评论文章！只看了一眼标题，便觉得眼前似有一道亮光闪烁，一种温暖的感觉再度涌来，如那七彩之光在心中荡漾。 这种温暖的感觉，已经不是第一次才有，而是很多次，或者说经常性，但我从来没有说出过，每次对他都是重复地说“非常感谢”之类很理性的话，而那种感性的东西则被屏蔽下来，珍藏在心里。 人的心里是需要藏有温暖亮光的。这种亮光，是在艰难世道中孤独个体与命运相博时的力量所在，也是实现梦想的重要精神支撑。 我心里这道温暖的亮光，就是李治修先生倾力带给我的文学之光。他是我文学逐梦路上的一盏灯，一盏明亮温暖的灯。 我与先生原不认识，彼此如同在蓉城这个偌大城市中，千千万万匆匆而来又擦肩而去的路人。但有缘人终会相识相聚，宛如小溪终会与河流相汇。 第一次知道先生的名字，是2008年春季一次文友聚会，从余启瑜大姐嘴里听到的。那时她是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刊《散文潮》的执行主编。她告诉我，2007年度《散文潮》“十佳散文”经由学会编辑部和理论部组成的评委会推荐评选，已经产生了十篇获奖作品。我的两篇散文《凝望黄河》、《心随菊魂舞》被同时推选出来。但按规定一个作者只能选一篇，应当如何取舍评委们各有所见，最终确定为《凝望黄河》。她还特别告诉我：“我是力主选择这篇文章的，连理论部的李治修都赞成我的观点。”她说到李治修时，脸上表情和语气便有了敬重的意味，我一下就记住了这个名字。直到2010年初，学会让我担任理论部部长，我才有幸认识了先生。 第一次相见是在那年春节前夕，在理论部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先生中等个子，两鬓斑白，面容清癯，举手投足间有一股冷清孤傲之气，然而开口说话时却彬彬有礼，谦和有加。我们虽从未谋面，却因相互早知道对方的名字而一扫初见的拘谨。当我伸手握住先生的手时，他微笑着说，“其实我们应算早就认识，我读过你的文章。”平和温润的声音有如相遇多年的故交。于是我主动要了他在新浪网上的博客名称和电子邮箱的网址。 有人说，对一个文人的了解，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他的作品，特别是诗人和散文作家，其作品往往蕴含着本人的气质和情感、经历等等。 于是我打开了先生的博客，走进了他的情感世界，也走进了一座文学花园。这里有先生创作的诗歌、散文、杂文、小说、评论、儿童文学、还有翻译的俄罗斯、美国等现代著名作家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在《四川日报》《成都晚报》《华西都市报》《四川文学》《红岩》《奔腾》《重庆日报》《山花》《星星》《中国校园文学》《女子文学》《军事文学》《儿童文学》《世界童话》《当代杂文》等报刊上发表过，其中长篇小说《飞天大熊猫》获“世界华文赛”奖、《挂在墙上的童年》被多家报刊转载，由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拍为电视散文；诗歌《祖国在召唤》《历史的风景线》《登西山龙门放歌》《泅绿》等分别在《诗刊》及全国性文学大奖赛中获奖。读着这些作品，我被先生的博学多才和优美的文笔及深厚的文学功底所震惊和深深吸引住了！ 但我发现，先生是个非常低调的人，低调到常自嘲为：“提到文学就生出无限惶愧”，这与他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先生又是一个很自尊的人，他“待人处事绝不奉迎，只按自己的道德准则做人”，这也让他的人生之路充满曲折和艰辛，甚至被嫉妒、诘难和排斥。 继后我了解到，先生系李唐后裔，吴王李恪第45代孙。出生于世代书香门第。其祖父李远栖，为清末郫县知县（病殁前升为同知），病逝后家道中落。其父李公甫诗词绘画书法俱佳，还懂得医术，虽满腹诗书，一身学问，也被埋没在低层。任过乡公所文书，当过小学教员，籍此养家糊口。但始终不忘维系李唐后裔的“书香门第”血脉，纵世事艰难也辛勤督责子女功课。每日下班归来，不顾疲劳，按不同程度逐个为子女讲解古文、诗词、《论说文范》等家庭自修课，还专为李治修先生开设了英语。 李治修先生的母亲汪素清出生于大商人之家，系家中独女，生活优裕。小时读过书，凭聪慧悟性，自学到能阅读《红楼梦》等文学名著，在品评中也不乏独立见解。尤其是处境骤然一落千丈时，能与丈夫同甘共苦，克勤克俭，受尽了艰难困苦的考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对李治修先生也才有了公正评价。对其父的结论是“一个善良而富有正义感的穷苦知识分子”。但令先生深为遗憾的是“当年为避无限上纲荼毒，父亲耗费一生心血，用秀丽小楷抄录，装帧得十分精美，堪称手抄工艺珍品的《醉月山房文集》，尽管其中有不少上乘之作，也不得不忍痛付之一炬！与此同时，珍贵的祖父身着官服遗照、唐室吴王后裔的《李氏族谱》，也一同遭此毁灭性劫难……”李先生提起往事，总是感叹不置。苦笑着称其为“绝弦之哀”。在一首纪念父亲的诗《五月端阳》中，对父亲一生坎坷，沉重地喻为“契诃夫笔下一个瑟缩的影子”！ 先生自幼聪慧，1961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现为西南大学）外语系，退休后曾到几所大学任教。学生时代，从大一开始发表作品，大二加入重庆作协。主要从事诗歌创作。大三时因文笔与才华俱佳，学校决定让他提前毕业，到西师党委办公室工作。但因一心向往文学，不愿从政而婉拒。后被作为“表现不好的人”遭极“左”路线封杀，近30年不能发表文学作品。特别是在“四清运动”和十年动乱中，其作品被歪曲诬指，遭受冲击，被关进“牛棚”，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落实政策”，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一段经历，给先生心灵上留下抹不去的创伤，曾自我嘲讽地说“黄金岁月被没收了，我觉得自已从来没有年轻过，一步就跨入‘中老年！’”但这“一步”却成为他生命中真正的“黄金岁月”！ 有感于岁月蹉跎，出于切肤之痛，先生特别爱惜人才，对有才华的人总是关爱有加，故多次开设《人才学》讲座，让听者动容，反响极好。而本人心中的文学之火也从未熄灭过，从1990年起拿起笔，将自己放逐于文学天地，重新投入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文学翻译等创作。 文学是他心中一盏温暖明亮的灯。他曾经在一首《逃离尘嚣》的诗歌中抒发过这样的情怀： 先生时常郁郁寡欢，可一谈到文学就神采奕奕。他告诉我：“离开文学我又何处去寻找栖息的精神家园？写作是我的一种精神自慰。有人说‘生活如同炼狱让人特别难熬’，我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慢慢熬着！”这让我想起冰心散文奖得主李银昭先生在 《文学是人生苦旅上的一抹朝阳》中写的：“文学对爱她的人，是艰难世道最后的安生立命之所。所以文学对人的生命有关，对生命的绽放有关。”也想起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曾引用过的一句话：“内心有一盏灯，世界哪里有暗夜？”虽然他们说法各异，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都看到了文学超乎寻常的力量——那是一盏温暖的灯，足以照亮人的生命。当一个人沉浸在文学世界里，就会暂时摆脱生活的痛苦与琐碎，浑身散发睿智与光芒。 很快，先生的睿智与光芒就投射进我的心里，对我文学创作产生了非同小可的作用。除文学活动中的面叙外，这些年来，我和先生一直用电子邮件保持着书信往来。我们相互探讨着一些文学创作问题，但主要是先生对我文章的批注、点评、鼓励以及推介名家作品等等。翻阅这些邮件，那些记载我创作经历和先生不遗余力指导的点点滴滴，总会在心里激起阵阵涟漪。 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得到先生指点，是在我写出《迷失在丽江》一文后，我冒昧将此文发送给他，先生立刻回复我： 丽江是远近闻名的风景圣地，走进情调别致的异域，从四面涌来目不暇接的新奇，怎能不令人神思飞扬，灵魂出壳，进入一种境界？这境界就叫做“迷失”！我觉得从题目中可见你已经找到了一种感觉。这应当算是主体与客体有了“对接”，大概也可以说是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文眼”吧。 有了写作的立足点。全篇展示出的视角，分别为两个切入点：一是从街市上看到琳琅满目，独具地方特色的民族工艺品；一是在夜色中聆听天籁之音的纳西古乐。对美不胜收的画面，如何舍取、组织、勾画，进行自然衔接，写出一篇美文来，需要历史文化、工艺美术、民族音乐等的鉴赏眼光和思想的穿透力。这是作家平素修养的识见；工夫全在不断积累、融汇、转化中得来。由此足见旅游散文的难度，也常常令人感到掣肘。因为要从眼前景，心中情出发，去寻找一个切入点，加以升华，通过抒写感受，让思想放射出睿智的闪光，发掘出诗意美来，而且要不失散文的机趣意蕴，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 《迷失在丽江》的拟题，说明你是善于从生活中捕捉美，其中也有闪光、轻灵之处，这是你的一贯文风，我很赞赏。如果要吹毛求疵的话，在写市景中还不够凝练；在写纳西音乐中，体验感悟能深化一步就更好了。 不过读到你的散文，我仍感到你是有写作才华的。大家不是天生成的，大家都是“小人物”蜕变来的，自信是成功的孪生姊妹。 这是先生第一次对我的散文所做的评点，其中充满了鼓励与期望。这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至少让我在文学创作上增添了一点自信。几天后，我又给先生发去了一篇到高县采风的文章《水墨高县》，没想到的是，先生的回复竟然是对这篇文章每段文字的批注。如：“点题进入境界，为《水墨高县》蓄意造势，引出后文。这样的开头不俗，也颇有灵动之气。”、“此为纵观全貌，展开画卷，层层递进，让读者进入高县，并神游其间”、“我知道这是应景之作，能写得这样清纯，可见作者对外界的敏感，我特别赞赏的是下笔入文，点题的灵性妙悟。”等。这让我突然有时光倒流，仿佛一下回到学生时代，产生老师在作业本上批改作文的感觉。随即一股欣喜滑过眉间，从心底发出一声赞叹：“多好呀！谢谢上天让我与这么好的老师相遇！”此后，我的好多文章都被这样批注着、点评着。 大概先生认为我在文学方面有一定悟性，希望能保持自己的创作风格，曾对我写的散文进行梳理，先后写出了《丽句与深采并流 偶意共逸韵俱发——论散文的诗意美兼评袁瑞珍散文创作特色》《含泪捧读<穿越生命>——关于一篇亲情散文的通信》《袁瑞珍散文美谫论》《旅游文学中要有“我”——袁瑞珍近作<车轮上的国度>漫评》《<静看花开>简评》等系列评论文章，而我也从这些批注、点评和评论中不断领悟、校正创作思路和方法，甚至产生出重要文章如果不给先生看就会觉得心里没底的感觉。先生似乎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于是提醒我：“创作只能靠自己发现自己，找到自己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破茧而出。记得亚里斯多德有一句名言：‘一个人不能被救，只有让他自己发现自己。’创作的救赎，最根本的问题是靠自己，所谓文学评论家的‘指点’，也不过是参考而已。文学创作的‘自我救赎’，一靠全面的自我提升，二靠才华。——我是非常推崇才华的人。一个人成就大小，既有偶然也有必然，但从根本上说，才华是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散文的自我提高还得从自我的感情世界和文学艺术修养等方面去努力，否则不过是《天方夜谭》式的‘龙门阵’。”先生的这些话，是金玉良言，也是肺腑之言，让我少了一份迷茫，多了一份清醒。在这些文学交往中，先生也成为我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 “文学的最高境界是问鼎哲学。”先生此语一出，令我茅塞顿开。这个观点对我的创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作家一旦有了这个意识，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思考和挖掘作为社会人面临的终极问题，如自由、爱情、友情、亲情、生命、死亡等等。 认识先生几年后，我遭遇了重大的家庭悲剧，外孙女患白血病不幸去世。而挽救她生命的过程却是一次关于人性的拷问与爱的穿越。我决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与体验，完成一部长篇纪实散文的创作，并暂且将题目定为《春天的梦魇》。 当写到第五个章节时，我突然对自己的创作思路和文章构架产生疑问，于是便给几个最亲近的文友发去，让他们给我把脉，其中也包括先生。文友们的反馈意见基本都是肯定，也提出了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而先生则不仅肯定了我的思路，更作出了许多提示。他在给我的邮件中写道： 尽管这才是刚开了个头的长篇，文章一落笔，一切入，就让人感到荡气回肠，这是谋长篇布局的一种写法。尽管你在《春天的梦魇》中写的是亲历的一段爱的穿越及其过程，尽管这是一个摧心断肠的沉重话题。但作品是艺术产品，总无法摆脱作者艺术气质与艺术个性的传承——虽抒写的是人生的一个噩梦，一个乖巧、聪颖的小生命的殒谢。由于你的文学气质绝非纤绵温婉、玲珑小巧那一类，因此在我读过一万多字之后，感到的仍然是诗意美的气韵托底，再现出文风中的流畅、洒脱；而且有一种意蕴扑面而来：那就是充满激情，善于抒情，节奏明快，气韵飞洒中的难舍难离的怀念和不尽的追忆。 但我想提醒你的是，这样的洋洋洒洒，篇幅一定不短，如今也才算是开了个头，真正的有份量的东西，让人心灵震颤的感情最深处的痛，还需有璐璐病魔缠身时在情感中的挣扎、陪护亲属内心的痛惜与无奈，表现突破世俗血缘那份爱的穿越等等。由此去体现人性美中最崇高的许多细节，才能组合、谱写出感人至深的，作为永远之殇的一支安魂曲。这也是这部作品成功与否的最艰难、最关键的“拐点”，或者也可以说是写作中的一个“瓶颈”吧！…… 无疑，先生的来信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感觉创作思路更加明晰，一些“瓶颈”也迎刃而解，写作便顺畅多了。2016年11月，这篇近6万字的作品终于完成。我将文章题目由《春天的梦魇》修改定名为《穿越生命》，又发给几个文友，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文友们不负我望，而先生不仅提出了修改意见，还写出了《含泪捧读<穿越生命>——关于一篇亲情散文的通信》的文章。2017年底，我的散文集《穿越生命》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发行，先生的这篇文章也被我编入此书中。 2018年6月，《穿越生命》散文集获得第八届冰心散文奖。获奖后我由衷地感谢给予帮助的组织与文友，但我更感谢先生的无私帮助与指导，因为这本书，既浸透了我的心血，也浸润着先生的智慧和文学的功力。 我时常在想，所谓“幸运”是什么？是健康的体魄？幸福的家庭？事业上的功成名就？还是突然而至的财富等等？的确，这些是幸运，但我更倾向于作这样的理解：在生命的里程中，遇见了我欣赏的人和欣赏我的人，因为这才是一切“幸运”中最本质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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