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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重负的父母，实在是难 袁作军（湖北） 上世纪七十年代，江汉平原农村，异常穷困。我家更是赤贫。儿时的我们，难以体会父母的难处。 那时我们的肚子不争气，饿啊。偷，就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桃子、李子、甘蔗……被我和花子弟弟偷盗的人家，会来家里告状。父亲就罚我们面向贴着领袖像的神柜跪下。父亲的用意可能是要我们“面壁思过”。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父亲也带我去偷过一次。 六七月间，阴雨连绵。大约半夜，父亲到我和爷爷睡觉的房里，轻轻地推醒了我。父亲说：“小声点。跟我走。” 我下了床就走。父亲说：“穿上鞋。” 鞋对于我们兄妹几个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奢侈品。每一双鞋，哪怕是脚前破了洞，我们也轻易舍不得穿。父亲说：“防止蛇咬。” 蛇？我猜想，肯定是要出门。果然，父亲扛了秧架子，让我背了搅篙，就出门了。 门外黑黢黢的，伸手不见五指。细雨已经停了。 父亲说：“去董家湾……把眼睛闭上一会儿，就看得见东西了。” 我闭眼一小会，再睁开，果然就能看见门口影影绰绰的树木和死蛇般弯曲的村道了。我们村前有条河，叫做坛子河，从西往东流淌，出了村口，名字就变成“下河”了。下河一直向东，流向远处。董家湾是老地名，抵近邻村，仍然在我们大队境内。下河流经那里。我们这是要去搅菱角苗。弄菱角好啊，人吃菱角，猪吃苗子。 下河里种满了菱角，一两里路长，河面是密密麻麻的菱角叶片。叶片下面藏着两三寸长的牛角大菱角。 下河的菱角是我们生产队种的。一到村头就有菱角，为什么偏要去董家湾那么远？ 父亲说：“去那里，人家才不会发现。” 是啊，我们不是光明正大地去公干，这是去偷！董家湾很偏远，很荒凉。我们村里就有俗语说：“董家湾，鬼打枪。”董家湾古时候是两个村共用的阴地。那里曾经坟兆万接。纵使胆子很大的父亲去那里，也要人作伴。 我们出了门才知道，地上泥泞不堪，只能无可奈何地打赤脚了。我心里默念着，蛇呀，你千万不要出来咬人！我们小心翼翼走了好久，才摸到董家湾。 下河北岸，还是有个残留的三角湖小阴地，还有一堆一堆坟茔。那鬼魅似的坟茔，像蓄势待发野兽，对我们虎视眈眈。我很害怕。平时走夜路害怕的时候，我就唱歌。唱最流行的《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我们相信这是最避邪的歌。这时不能唱。我们是去做贼呢。 到了董家湾平缓的河坡边，我们停下来。父亲拿过搅篙，开始打捞菱角藤。搅篙就是两根四五米长的竹竿，在中间部位用结实的细绳交叉系上几道，一样长的两根竹竿就可以张开成剪刀口，也可以合拢成一字型。这是专门用来打捞水草的常用工具。 下河里的菱角苗，实在是倔壮、浓密。不用下水，伸手可及。父亲站在坡上，把搅篙张开成剪刀型，朝河里的菱角苗插下去，再两手用力，把搅篙合拢成一字型，然后向左边或者右边扭动搅篙，一圈两圈三圈，搅篙上就缠满了菱角苗。他把菱角苗一杆一杆拖上岸来。我负责把菱角苗装进秧架子，放整齐、压结实。我当心地说：“爽爹不会来吧？” 爽爹是我们生产队的管方佬。生产队的一切财产、农作物都是他管辖的范畴。 父亲胸有成竹说：“不会来。”我想也是，董家湾，鬼打枪，爽爹一个人肯定也不敢来。 很快，百十斤的菱角藤就装好了。父亲挑着湿淋淋的担子，拖着地面沙沙的响。我背着搅篙，生怕后面有什么鬼物赶来，一步也不敢落下地跟着父亲，回家了。路上，我们碰见了几个姑娘婆婆，背着什么东西。没看清相脸，估计应该是人，不是鬼。大家交叉走过，都“没看见”彼此。我想，那些人肯定也是偷东西的。 我还没有提出心中的疑问，父亲倒先开口了：“弄公家的东西，不叫偷，叫拿。” 长大后，读到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里面的孔乙己老先生恳切地说：“……窃，窃，读书人的事，怎么能算偷？”我就好笑。父亲的解释，肯定也是这个意思。父亲是心高气傲的读书人，满腹诗书，豪情万丈，壮志凌云，不到情形万不得已，不是生活抵死相逼，怎么可能去做贼偷东西？弄公家的东西不算偷，是拿。这种理论的依据在哪里，我至今都说不清楚，但也没有反驳的理由。 父亲说：“私人的东西不能偷。你想一想，谁家不为难呢？” 回到家，天还没有亮。母亲和弟弟妹妹已经在昏暗的油灯下等候了。我和父亲凯旋而归。大家围着一大堆菱角藤，一边摘，一边吃，心情是欢愉的。 我和弟弟妹妹们迫不及待，掰开菱角皮就咬，咯吱咯吱地响。菱角，甜哪！这是我多少年来都记忆犹新的人间至味。父母叫我拿了些给饿着肚子也不吭声的爷爷去吃。 父亲得罪了生产队的权贵，“反省”的频率越来越多，我们家与别家的工分差距就越拉越大。这就直接涉及到了我们一家七口人的生活质量。说白了，就是我们不能天天吃白米饭了。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和花子弟弟，挖野菜。人能吃的最佳野菜是黄蒿子。要命的是，黄蒿子只在种过水稻的地里才有。而生产队所有的田块，都被管方佬死死地看守着，仿佛那是他自己家的钱箱子。 需求与供给产生了矛盾，我们解决的办法就是一个字：偷。 其实，我们要的不是生产队的贵重财产，只是黄蒿子，野菜！ 黄蒿子做成的饭，闻起来香喷喷的，吃起来……嘿嘿嘿，那味道，不说永生难忘，至少半辈子不想再尝。除了黄蒿子饭，我们还要吃另一种完全代替米饭的东西——老娃蒜。老娃蒜，形状类似于大蒜中的独瓣蒜，圆鼓鼓的滴水形状。它们的叶片，不像大蒜那么多，颜色嘛，赤橙黄绿青蓝紫，中间似乎没有老娃蒜叶片的那种颜色，姑且叫它酱色吧。 老娃蒜能吃，我还是很信服先人们胆量的。许多野菜的地下块茎都有毒，有的甚至是剧毒。他们怎么就知道老娃蒜能吃呢？ 父亲回答过我的问题。他说：“古时候有个皇帝，叫神农，为了让他治下的老百姓不饿肚子，放心地吃野菜野草，他冒着生命危险，尝试百草，最后被毒死了。老娃蒜是神农尝过的，可以吃。” 太神奇了！传说中的神农皇帝，逝去几千年了，他冒死试验的食物，居然还惠及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我相信了什么叫彪炳千秋，相信了什么是福荫子孙。 后来，我在书中知道了老娃蒜，它还有大名：黄独。诗圣杜甫在成都杜甫草堂居住时，贫困潦倒，衣食堪忧。他饥饿难耐的时候，还去雪地里挖过老娃蒜，哀叹过：……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 吃黄蒿子和老娃蒜的时间长了，我们的身体一天天瘦弱。 我们必须得到粮食！ 某一天，我发现我的床背后，码放了几十捆谷个子。不说我也知道，是父母偷的，不，是拿的，拿。父亲说过，生产队的东西，怎么能算偷？深夜里，母亲就用刀片刮谷穗。这样声响小，不会惊动邻里和路人。我的床底下一个可以装百十斤的瓦缸，装满了稻谷，就东窗事发了。 我们二队，据说丢失了大量皮棉。这是要上缴国家的。二队队委会下令“清仓”。所谓清仓，就是挨家挨户搜查。干部们一脸严肃地一寸一寸地“清仓”，皮花没有搜到，却搜到了我床背后的谷个子。父亲是反省对象，不敢做声。面对吓人的阵势，母亲站出来说：“是我偷的。我该死！”当时我们都在。弟弟和妹妹都吓哭了。母亲挡在父亲前面，完全像电影里挡在老百姓前面的八路军伤员，宁可牺牲自己。此时，她不是个强盗，而是个英雄！ 队长冷冷地问我父亲：“你说怎么办？” 这怎么回答呀？父亲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另一个干部指着母亲单薄的身体，质问说：“这么多，你弄得动吗？” 母亲说：“我一次弄一个，一晚上就偷三个……” 母亲一口咬定是自己偷的，干部们也没法。如果是父亲偷的，就可能上纲上线，性质就完全不同了。事情不了了之。不了了之的还有生产队丢失的“大量皮棉”。我怀疑，队里的皮棉根本没有丢失。搞“清仓”可能就是某些人有所发现，针对我父亲来的。大人的世界我不懂。父亲究竟得罪了哪些人？ 事后，我多次听父亲跟母亲说过“逼上梁山”的丧气话。什么是“逼上梁山”？ 人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道德就沦丧了，就得为肚皮让路。据说圣人孔老夫子和他的学生们，当年被困陈蔡之间时，还偷过东西充饥。 那年冬天，生产队的白菜砍光了，送到了水利工地。白菜地还没有翻耕。晚上队里收工了，母亲就“紧急动员”我们兄妹四人，全部出发，去那里捡枯萎的白菜叶。爷爷已经去世了。落意弟弟和凤梅妹妹都能跑能跳了。跟我们一起去，还节省了照看他们的功夫。我们捡起来一大堆一大堆枯菜叶，直到天黑才推回家。人家笑话母亲说：“弄回去当柴烧？” 母亲就嘿嘿嘿地笑。我们问：“这要得做什么？” 母亲说：“有大用。” 捡完枯叶，我们又用好多个晚上，挖回了上万个白菜蔸子。饲养员全爹开玩笑说：“白菜地都被你们几母子翻耕过来了。” 鹅毛大雪很快降临了。天地间一片苍茫。真正是“黄独无苗山雪盛”了。村子里大多数人家喂养的猪子，没法得到猪菜了，不管够不够斤两，都必须卖掉。我们家的两头猪，没打算卖，还喂养一两个月，到腊月尾间就可以长到一百五十斤，就够“特级”了，可以多卖钱不说，还可以多得些返销粮和布票。总之，好处很多。 我们家的猪，先吃了一段时间的白菜蔸子，然后就吃枯白菜叶子。多少人都惊叹我母亲的算盘，打得精！ 枯叶怎么吃？母亲自有办法。下雪了，社员们不能出工了。母亲就用剪刀，拿着枯叶，一片一片地剪。叶片部分剪碎，拿热水一泡，就发胀成了厚厚的叶子，枯死的叶片，脉络重现，死而复生，就成了猪子的美食。枯叶的叶柄，也叫菜帮，母亲会留下最厚的一部分，剪成条状，清洗干净，放进腌辣椒坛子里浸泡，三五天后夹出来，就是美味的泡菜！ ……写到这里，笔者忍不住泪湿眼眶，几度哽咽。我敬爱的母亲啊，您的智慧，是为儿女而生，为生活而生！……唉，是什么样的儿女、什么样的生活，逼出了您这样的智慧呀？！ 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家里总是没有钱。例如那次卖旧絮的经历，如烙印般地深刻在我的心里，始终挥之不去。 前一天的晚上，就听得父母商议，有户亲戚家请客，要去送人情。他们东拼西凑，连柜子里的几个鸡蛋也算上，总共也就一块钱。而人情价位是两块。怎么办？俗话说：人情急如债，头顶锅灶卖。母亲忽然想到家里有两床破旧的被絮闲置着，不如卖了，也可救救急。父亲犹豫半响，还是同意了。他犹豫什么呢？可能想到特别的严寒来临时，破被子也是可以保暖的。他要权衡利弊，反复斟酌。决定了：旧絮卖掉。父亲点名要我跟他一起去。 第二天天还没亮，父亲叫上我，顶着蒙蒙的月光就出发了。我们的目的地是汪桥街，理应走堤汪公路。父亲却扛着捆好的旧絮，领着我专拣田间小道走。我问：怎么不走大路？ 父亲说：不让别人看见。 我十分不解。这又不是偷东西，人家看见怕什么！ 天一亮，我们就到汪桥街后面了。街上熙熙攘攘热闹起来。父亲停下来，放下被絮说：你来背。 二十几斤重量，我勉强能背动。父亲挤开人群在前面走，我紧紧跟着。到了一个门市部，父亲说：“我在外面等你。你背进去卖，八分钱一斤。”我有些害怕。父亲说：“不怕，我看着你！” 我问：“你怎么不进去？” 他支支吾吾不知说了句什么。 我硬着头皮进了门市部。一个半老头子傲慢地把旧絮过了秤，又打开仔仔细细检查了一番，说：七分钱一斤，二十斤，二七一块四…… 父亲立刻进来了，说：这是二十三斤，八分一斤！ 老头子翻着白眼跟父亲争论，但他毕竟没道理，只得退步，付给我们一块八毛四。 来到街上，父亲从这笔“巨款”里抽出三分钱给我买了个油饼。我说，你也买一个吃嘛。他吞吞口水说：“我不喜欢吃。”香喷喷的油饼，乡下人逢年过节都难得吃到。他说不喜欢肯定是假的。他是一家之主，心里一定在算计着每一分钱应该用在什么地方。 等我成了青年，猛然明白了，父亲那时也不过三十岁出头，也是要面子的人，只是为了生存才低下头来！为了尽可能多的留下一个男人的尊严，他是左难，右也难啊！ 父亲也有正当的“生财之道”。平时他从生产队收工回来，都会把在野外挖掘的树蔸带回来。日积月累，屋旁边就堆了不少。冬季向火用得着这么多树蔸吗？ 父亲总是笑而不答。原来，父亲是要卖树蔸的。我跟他去卖过之后才恍然大悟。 一夜北风呼啸，雪粒和雨点交织成的冻雨，强势地泼打下来。乡村大路上的车辙、蹄印立刻变成了冰辙。阴险的冰辙，绊倒过不少行人和车辆。跟着父亲去卖树蔸的时候，我就跟它有过愤恨的较量。 之后，我们连续五天，才把父亲一年工余时间挖的树蔸卖完，得款近二十元。这绝对是一笔额外的“巨款”！父亲喜形于色地说：“天冷好啊！天冷好！”大有白居易的“心忧炭贱愿天寒”的意味。 伴随独轮车的吟唱，父亲的脚步踩过横斜交错的冰辙，踩过风雨飘摇的岁月，咔嚓咔嚓的声音，贯穿了他的整个生命。直到今天，每次记起那独轮车碾过冰辙的情形，我还是感到刺骨的寒意，也感到透心的温暖。 【作者简介】袁作军，男，农民，1964年生。湖北省监利县程集镇人。湖北省作协会员，荆州市作协会员，郑州小小说传媒集团签约作家，中国作协寓言分会闪小说工作委员会湖北闪会副秘书长。2015年正式开始写作并对外投稿，迄今已在《羊城晚报》《检察日报》《伊利华报》《阳光导报》《西贡解放日报》《福州日报》《金山》《小说月报》《小小说月刊》《小小说大世界》《小小说选刊》等中外报刊发表闪小说、小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30余万字。2016年至2019年，有作品20余篇入选国内多种权威选本。作品《石碑无言纪沧桑》入选2019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教学讲义。作品《对一颗重磅炸弹的处理》入选2018年“湖北省改革开放40年：优秀小小说40篇”。小小说《教鞭》《奔马》《一加一等于一》《狂躁的车轮》《养父》等5篇入选2020年，中小学课外读本《读悦所获》。2016年以来，获国内大小文学奖项9次。2019年当选“中国闪小说十大新锐作家”之一。2019年8月出版微型小说作品集《白马玉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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