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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和策划是一对孪生兄弟，当语言无法表达你所看见的，“策划”就会站出来用直观、互动、体验的方式帮助你表达。 表达的根基在于“看见”，你看见了什么，看见多少；用什么方法看见的，并通过什么途径将你看见的传递给观众；传递的动因是什么，效果如何，等等，既是衡量你讲解水平高低的标准，又是检验你策划能力强弱的关键。 围绕“看见”，我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讲解之路，从死记硬背到查书摘句，从知行局部合一到与生活全面建构，知、行、悟、用四轮驱动，过一种会看且看得见的生活。 受“看见”的影响，我同样走过一条漫长而曲折而的策划之路，写出来，供后来人参考借鉴，避免少走些弯路。 从大窑古人类遗址科学考察 到欢乐大课堂智力竞赛 第一次开始我的策划之旅是1998年春。有两件事情激发了我的策划热情： 一是我正在参加每年一次的中比联合恐龙考察与发掘工作，眼睛刚从展厅里的“知”转移到戈壁滩上的“行”。在知与行强烈的碰撞中，有一种克制不住的表达欲喷发了出来，渴望将自己看见的告诉更多的人。 二是自1997年自治区成立50周年起，博物馆打破传统的用人模式，直接向社会公开招聘，一批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加入到博物馆队伍里来，这与群工部长期以来老牛拉慢车似的工作节奏形成鲜明对比。大庆一过 ，是回到从前读书、聊天，偶然一两次重要接待，像我一样长期坐在猛犸象骨架化石下陪它一起慢慢变老呢，还是轰轰烈烈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我和我的同事们选择了后者。 从田野考察回来，我经常被邀请到大、中、小学开展“恐龙化石与环境保护”之类的公益讲座。在讲解和讲座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强烈地感悟到：PPT再好，也不如带学生到现场看真实的地层，以及地层里包含着的矿物质和古生物化石好。有没有一个离市区较近，可以实现这一理想的地方呢？ 大窑古人类石器制造场第一时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大窑遗址，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33公里大窑村的南山上，是中国北方地区距今约五十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 自1973年发现以来，经内蒙古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多次调查和发掘，被确认为已知的国内外面积最大的古人类石器制造场，是一本得天独厚、集自然、历史、民俗于一体的立体教科书。 从这里出土的部分石器就陈列在内蒙古博物馆历史文物展厅里。要想真正了解大窑文化的独特魅力，光靠几件石器和图片是不够的。能不能带学生到这里来，在直观的无字天书（地层剖面）、古人类打制过的燧石堆上、肿骨鹿灰烬遗址，以及龙含蛋、磨光石、并蒂莲花等地质奇观面前，身临其境地感悟大自然鬼斧神工、劳动创造人的伟大奇迹呢？ 那一天，陪客人从大窑回来，我连夜撰写了《关于开展青少年大窑古人类遗址科学考察夏令营的策划》。 很快，这个方案得到了馆领导的大力支持。几天后，新任馆长乔玉光亲自带队，在大窑文管所汪英华老师的陪同下，徒步考察了大窑遗址，拟定了一条科学合理的考察路线。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就是学生。 与博物馆只隔一条街的就是呼市二中，它是呼和浩特市重点中学，来这里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从全市各个学校选拔出来的尖子生。敢于敲开这所学校的门，并说服校领导带领他们的学生走出校园，还要乐呵呵地交些考察费，靠的是对活动的自信。 时任呼市二中团委书记的张威老师深知其中的意义 ，他不但将我带到他的课堂，给他的学生介绍大窑文化（虽然只有十分钟），还把我领到内蒙古广播电台105.6兆赫，在他主持的直播节目里，通过电波介绍博物馆社会教育，并由此开辟了一个新栏目“空中博物馆”，每周邀请博物馆嘉宾做客直播间，通过讲解和访谈的形式将博物馆陈列内容及文博动态送到千家万户。 1988年夏，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上响起了久违的合唱声，一辆辆满载欢声笑语的公交车驶向大窑村—— 沉睡的大窑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大窑遗址的发现人汪宇平先生亲自出马，带领孩子们考察考古工地、大窑地质奇观，解答孩子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万事开头难，车轮子一旦转动起来，想停都难。许多先前不曾想到的好主意，一股脑地从我们的头脑里迸发出来。我们的活动也由一天变成了两天，除了原有的科学考察、科普讲座、参观大窑小学、访农户等活动外，还增加了大窑科学考察智力竞赛，将考古知识、历史知识、民俗知识融于其中，在互动和竞技比赛中检验并巩固所学知识。 不少离奇古怪，完全不同于学校课堂里的问答被主持人抛了出来：“下列石头中哪一个是石器？”“对照实物请识别五谷指的是哪五谷？“大窑村房子的门通常朝哪个方向开，为什么？”“大窑村家家户户的电表为什么都挂在高高的电线杆上？”“请用你的智慧借助工具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户外树顶上的果实摘取下来。” 我们也模仿当时热播的央视经典节目《朋友》，将比赛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这些内容的设计极大地吸引了学生们的注意力，提高了学生们的认知能力和学习兴趣。 截至那一年冬季，已经有数以万计的大、中、小学生参加了大窑文化科学考察夏令营，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受到自治区领导、自治区文化厅、自治区直属团工委、新城区教育局，以及老师和学生们的一致好评。 继大窑古人类遗址科学考察之后，我们又陆续策划组织了“走进大窑村观测流星雨”，赴二连盐池恐龙墓地进行“古生物考察和恐龙化石的模拟发掘”活动，以及赴锡林郭勒大草原进行“元上都遗址考古夏令营”等活动，对博物馆开展研学旅游教育进行了大胆尝试。 进入十月，天渐渐冷了下来，大课堂也进入尾声。我沉浸在大窑文化科学考察知识竞赛的欢乐氛围中，被孩子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活力和智慧，以及一组又一组拧成一股绳、敢于拼搏的团队精神所深深打动。 那一天黄昏，我从电台做完“空中博物馆”节目回来，一边骑车一边回想刚才在直播间里谈到的智力竞赛，一个念头冒了出来，起先很朦胧，之后越来越清晰，能不能将大窑模式保留下来，将竞赛活动移入博物馆里，将博物馆四大基本陈列的内容添加进来，以互动和竞赛的形式向学生传播知识，使博物馆真正成为大、中、小学生常来常往的课堂。 想到将来成功的场面，激动得热血沸腾。我一口气骑到馆里，将这个想法讲给刚刚从大窑回来的同事们听。 正如美国探险家查尔斯·布劳尔说： “一个新的想法是非常脆弱的，他可能被一声耻笑或一个呵欠扼杀，可能被一句嘲讽刺中身亡，或者因某位权威人士皱一下眉便郁郁而终。” 高兴的是，我有三位善于接受下属建议，敢于做事，敢于担当，勇往直前的好领导，还有一大群朝气蓬勃，有激情，有事业心、不愿意过碌碌无为、平庸生活的好同事。 1998年底，在内蒙古博物馆各级领导的率领下，大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将博物馆三楼展厅改造成为大、中、小学生服务的永久性专用比赛场所。乔馆长亲自率领部室员工编写题库，制作道具，并为此项活动题写楹联，命名为“内蒙古博物馆欢乐大课堂”。 1999年初，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安排，内蒙古博物馆第一场“欢乐大课堂”知识竞赛在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代表队和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代表队之间拉开了帷幕，现场紧张而激烈、欢歌、笑语在博物馆三楼大厅里荡漾。 时光荏苒，大课堂的脚步从未停止，19年后的今天，作为全国社教活动项目的优秀案例仍然为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们提供营养。 从发掘恐龙化石 到研制蒙古包 2004年，受改革开放大潮的影响，博物馆实行了目标责任制，馆里和部室签订了目标责任状，要求部室扩大宣传力度，提高观众参观量。门票收入也由上年同期的不足四万提高到三十万，规定创收部分一半交馆里，一半归部室留用。 号令一下，博物馆门前陡然热闹了起来，光两个条幅就吸引了不少观众，一条是“亚洲最大的恐龙化石”，一条是“中国最大的猛犸象”。 玩儿是孩子们的天性，把孩子吸引到博物馆里，家长就会跟着来，学校也会组织成千上万的学生走进博物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开始策划各类针对中小学生开展的互动活动。 首先想到的是玩泥，玩泥是孩子们的天性，能不能结合博物馆四大基本陈列，设计一些与泥有关的活动项目呢？ 于是我们结合古生物陈列和历史文物陈列，设计了两个专门与玩泥有关的互动区。 一是在古生物化石展厅增设了发掘区，将恐龙骨骼和恐龙蛋化石模型埋进沙子里，再配上我们在野外挖掘恐龙化石的视频，营造一个真实的发掘现场，让孩子们零距离感悟古生物化石的埋藏状况及其发掘过程。 在此基础上，我们自己动手，制作了玻璃钢古似鸟龙骨架模型，让孩子们在发掘的基础上认识骨骼结构，并结合古生物化石陈列将出土的骨骼科学地摆放在恐龙骨架上，这一活动大大地唤起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二是在历史文物展厅的仙人洞里增设了陶艺坊。我们用铁管、木轮、皮带自制了摇把式拉坯机，孩子们模仿展厅里陈列的古代陶瓷，自己动手制作陶器，然后再请陶工将孩子们的作品带到郊外的砖瓦窑里烧，烧制后再带回博物馆。 孩子们看到自己的作品由一把泥变成了陶器，有一种与创造者同行的快乐顿时洋溢在脸上。 现在看来，挖恐龙、制陶几乎成了全国大多数自然和历史类博物馆约定俗成的互动项目，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那个博物馆以研究为主、教育次之、动眼不动手的年代里，能把泥和沙子放在展厅里已经是很前卫的事了。 对于稍大一些的孩子，我们在革命历史文物展厅的观众休息区设计了互动棋盘华容道，只是将这一传统棋艺项目中的曹操换成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采购员张润喜，由孩子们自己执子，突破日伪军的重重防线，成功地将货物运送到山上。 纺车这一极具代表性的传统纺线工具既是革命文物也是民俗文物，我们在电影电视里常常看到它，却很少知道它是怎样将棉花纺成线的，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动起来。 于是我们下载图片，请木匠照猫画虎地做了一个。由于看不清细部，做好之后，还是搞不清楚线是怎样纺出来的。
儿时铭刻在我们心中的领袖的话语回响在我耳边。 我扛着纺车跑到博物馆门前的小公园里，那里聚集着许许多多的老年人。 很快，在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指导下，螺纹转轴被成功地制造出来了。 当棉花在革命展厅的仙人洞里像变魔术一样以线的形式被牵引出来时，我们几乎欢呼了起来。 后来我们按照纺线模式制作了织布机。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无论哪个民族都离不开衣服，了解了线是怎样来的，更应了解我们习以为常的布是怎样织出来的。 蒙古包是蒙古族游牧生活的典型住房形式，我们在民俗文物展厅里看到的通常都是已经搭好的现成蒙古包，如何深入了解蒙古包逐水草而迁徙，宜于搭建，宜于搬迁，宜于拆卸的全过程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动手做一个蒙古包。 我们从植物园找来园艺工人砍掉的次生柳杆，运到博物馆后门。讲解员轮番上手，削皮，浸泡，烤制，定型。一边制作，一边跑到展厅里研究传统的蒙古包如何打孔、穿绳，形成可以自由伸缩的哈那片（可自由伸缩的墙）。我们一次又一次被草原先民的聪明才智所震撼，许许多多隐藏在蒙古包里的美和奥妙被发掘出来，只有和劳动者同行从先前的“走近”到真正的“走进”，蒙古包的美才被我们看见，这是讲解艺术不可缺少的，也是策划艺术不可缺少的。 为了与创造者同行，我们从屠宰场买来生牛皮，刮掉牛皮上的毛，将皮子切成长条，穿过两层木杆的孔，用钳子从根部结成牢固的疙瘩。以前只是听说过“臭皮匠”三个字，现在经历了才知道它的来历。那奇臭无比的皮子味熏得两位美女讲解员连饭都吃不下。 当第一个哈那片被拉开时，我们仿佛走过了蒙古包漫长的演变之路，一种劳动创造美的喜悦感洋溢在脸上。 正当我们开始着手制作门、窗以及乌尼杆（连接哈那片和天窗的柳杆）的时候，民族部的新苏乙拉老师站了出来，他打电话从锡盟老家民族用品厂为我们要了一个一人高的小蒙古包。 很快，内蒙古民族风情展厅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前来搭制蒙古包的家长和孩子们越来越多。 毕竟，在那个博物馆意识尚未普及的年代里，坐等观众主动上门是不现实的，“走出去 请进来”是推广博物馆教育、扩大观众参观量的好办法。 于是，我们主动与旅行社联系，承诺并保证参观渠道的畅通。我们扛着纺车、恐龙模型、蒙古包以及巨幅广告走进全市大、中、小学校、幼儿园，一边传播文物知识一边介绍博物馆四大基本陈列，唤起更多人走进博物馆。
我们重新编排了欢乐大课堂的竞赛内容，将化石鉴定，现场纺线、称重，民族服装制作并演示，古代民族服饰鉴定、一个比划一个猜等集趣味性、互动性、知识性于一体的互动题添加到竞赛中来，大大地丰富了比赛内容，实现了博物馆寓教于乐的教育目标。 为配合保先教育，我们结合内蒙古革命历史文物陈列，撰写并排练了革命烈士事迹朗诵会，用多松年和赵一曼的故事打动更多观众。 带着对活动内容的自信，我们制作了宣传手册，按照地图上所标注的学校位置，骑着自行车，敲开全市各大中小学的门，游说他们的校长、团委书记、学生处主任、大队辅导员。 经验证明，说服一位老师，他会带全班来；说服一位校长，他会带全校来；说服一位教育局局长，他会组织他所管辖的各个学校的师生来。
记得许多回，我成了交通疏导员，指挥一辆又一辆满载孩子们的大轿车，像摆积木一样一辆挨着一辆停放在博物馆的房前屋后，带领着无数兴高采烈的孩子们走进博物馆。 你见过一天办四场，每场200多人的大课堂场面吗？我见过！ 不到六月份，票房传来喜讯，已超额完成全年任务。 车轮子转起来就很难停下来，尽管受舆论的影响馆里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我们依然干劲十足，想方设法证实我们的力量。 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我们在博物馆门口推出了“蒙古族传统礼俗互动表演”。为了将博物馆办成百姓之家，我们与历史部、民族部联系，为老百姓开展民俗文物鉴定活动。 展览是博物馆的生命和灵魂，如果没有一股股新鲜的血液流淌进来，单凭一个多年不变的基本陈列，一定不会吸引更多的新观众青睐，我们根据市场需求，主动申请各类临时展览。 在馆领导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分别在古生物展厅、历史展厅先后举办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精品文物展》《林保军先生生前捐赠带钩展》《禽龙骨架化使及其皮肤展》《吐尔基山辽代精品文物展》等十余个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专题展览，还破天荒地举办了夜展。 好的部门领导就是能尊重每一个员工的创意，并将大家调动起来，有三分能量，发挥到四、五分，同心协力，实现目标。而那个策划者，当初只是一个小小的想法，竟有这么多人按照你的想法行动着，对与不对，好与不好，为了证实这个，也会拼命地干。 那时候经常有来自南方的个体租赁科技馆或博物馆世纪厅，举办类似蝴蝶、海底总动员之类的展览。当你看着家长领着孩子像潮水一样经过你的门口涌向隔壁的世纪厅时，你就很难像从前那样坐得住了。 这么好的四大基本陈列不看，却争先恐后去看一个简陋的、被业内称为垃圾的展览。究其原因，原来是组办方为提高票房收入，在全市范围内通过给小学生发票的办法，吸引家长购票参观。 于是，我们将博物馆四大基本陈列的宣传栏搬到了我们的票房门口，由讲解员轮番解读宣传。后来我们也借鉴他们的办法，在走进幼儿园授课的同时，将免费的参观券发放下去。直到有一次我们在公园门口遭到公园清洁工强烈侮辱时才停止了这种做法。 从小讲解员培训班 到综合实践课 又一个六一儿童节快到了，能不能打破常规，策划一些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活动，而这个活动又能带动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可能是受天津博物馆小学生暑假学习班的影响，抑或是看了当时流行的一部电影《小鬼当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个场景：孩子们入驻博物馆，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手持讲解棍，站在文物面前为观众讲解。 五一节一过，我主动与关帝庙小学大队辅导员联系，商议能否派一些学生下课后来博物馆，分配到各个展厅，经讲解培训后，在六一儿童节那一天，由他们持棍上岗，为同学及家长讲解。条幅的内容我也想好了——“小鬼当家 二十名小学生闪亮登场为你讲解四大文物陈列” 出人意料的是这些孩子们精彩的讲解，不仅吸引了大批观众，还赢得了学校师生及其家长的高度赞誉，它直接催生了日后在全国各地博物馆广泛实行的小讲解员培训班。 事情其实很简单，你只需怀着这个想法，坐在博物馆的休息处，诚心诚意地向那些带孩子来参观的家长们咨询：“我们想尝试举办一个小讲解员培训班，让孩子们像大人一样把学到的知识讲给观众，不知这样的想法能不能成立？” 如果真的好，他们会给你出谋划策，谈它的意义和作用，临别时不少家长还不忘将电话号码留给你，希望举办时第一时间通知他们。 那一年我们的小讲解员培训班就是这样办起来的，先是十几个孩子，后来越来越多。就连家长也感到惊讶，孩子们背诵讲解词的热情远远大于背诵课文。我至今还记得一位在附近银行工作的家长兴奋地说：“在我孩子的影响下，我们办公室有四位家长给他们的孩子报了你们的培训班。” 事实证明，小孩子做大人的事情是孩子们天性当中最大的乐趣之一，是提高孩子们学习兴趣的好办法。 许多好点子，一开始没有，做着做着就产生了。我们本来想说服校长办一次大课堂，聊着聊着却聊出了一个更大的想法。曾经参加过我们大窑文化科学考察活动的锡林南路小学唐萍校长从活动中培养了信任感，看到了博物馆里蕴藏着的美和奥秘，主动提出扩大合作范围。她说：“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每周拿出半天时间带学生到博物馆上课。” 这在当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办学风气下，能带着学生走出校园，是多么难能可贵！
在馆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开辟了二课堂活动教室，围绕四大基本陈列推出了一系列针对中小学生开展的精品课程，其中包括“恐龙化石发掘与包装”“陶艺课”“纺线、织布与扎染”“蒙古族饮食文化及男儿三技”。 那一年，继大课堂之后，代表馆校结合的一种新模式博物馆综合实践课诞生了。 每周五下午两点三十分，锡林南路小学三至五年级的学生排着长队，在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兴高采烈地走进博物馆—— 从举办活动到深度思考 2006年，为迎接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我们迁入新馆，改名为内蒙古博物院。为留住旧馆，在原来四大陈列的位置上，又推出了“蒙古族文物陈列”“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文物陈列”“回族、满族、朝鲜族、汉族文物陈列”及“日本国偶人展”四个展览。 2008年6月，我被调回博物馆重新组建社教部，和新馆一样，这个展览也免费对外开放，我们再也不用为票房操心了。 不要以为免费开放，旧馆就会门庭若市。当新馆像井喷一样吸引八方来客的时候，已经淡出人们视野闲置一年多时间的旧馆如何起死回生，找回当年勃勃生机，我认为靠的主要是宣传。 而电视台、电台、报纸、网络等媒体，除了对你的开幕式进行报道之外，如果你没有什么新花样，他们不会把注意力对准博物馆的。在博物馆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如何让社会常常看到你的影子，听到你的声音，唤起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呢，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举办活动。 2008年后半年，我像是狂热的小青年一样，带领着年轻的社教队伍，围绕四个展厅、八个民族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 我信守的还是那句老话：“民俗展览是群众的展览，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展览，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展览”。
开幕式上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们工作的是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主任敖其老师。她将博物馆陈列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通过民族文物现场互动、多媒体演示的方法，让学生们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了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在她的推荐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尔沁潮儿史诗传承人扎拉森先生也来到博物馆蒙古族文物展厅，为大家现场介绍并以自拉自唱的形式展示了这种古老的民间艺术。
之后我们陆续请来当地学者、专家、非遗传人、历史见证者以民族文化弘扬者荣誉称号在展厅内外开展各类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讲座。 先后推出了“探秘蒙古包”“达斡尔族哈尼卡制作”“呼麦与口弦琴”“走西口”“朝鲜族传统泡菜制作”“回族传统清真面点制作”等十多项内容，并在各民族节假日、草原文化保护日推出“搭建蒙古包” “蒙古族传统擀毡” “制作三少民族传统桦树皮器皿”“汉民族传统踩高跷”“八旬老人讲述自己裹脚经”等内容。 每次活动，无论大小，我们都不失时机地请来了各路大媒体，电视、报纸、网络，齐头并进，遍地开花，力争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不到半年，介绍我们“成就”的报纸已经厚厚一沓，用博物馆馆长邵清隆的话说就是：“超过了博物馆建馆以来报纸。”
同时，为让中小学生和学龄前儿童看懂民俗文物，我们制作了达斡尔族传统的“介”字屋，让孩子们在搭建的过程中体会达斡尔族传统的建筑艺术。
很久以前，我就萌生了推出木偶剧的想法，这是吸引孩子们认识文物的一种好方法，只是因种种原因始终没有成功。如今，在同事们和保洁员的大力帮助下，我们自制、自编、自导、自演了传统木偶戏《马头琴的故事》《巴拉根苍的故事》《达斡尔族民间故事系列》等与展览内容相关的剧目。孩子们看完演出后再到展厅里看相关文物，使文物一下子活了过来。我们也设计了互动环节，演出结束后，工作人员举着木偶从幕后走出来，让孩子们近距离了解仗头木偶的工作原理。 那时候我最关心的是，每次活动之后媒体的反应。先去看当晚的电视节目，四个频道轮流看：十八点看呼市电视台的《直通首府》；十八点三十分看内蒙古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的《都市全接触》；十八点四十分看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的《新闻天天看》；二十二点看内蒙卫视的《晚间报道》。遇到好镜头还要看重播。 翌日凌晨我总要第一时间跑到报亭，怀着忐忑的心浏览各家报纸：内蒙古日报、北方新报、呼和浩特日报、晚报、晨报、商报等等， 要是在头版头条赫然一张巨幅图片，那一天的心情，别提有多高兴了！ 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2013年，尤其是从2009年我调回新馆，在一个更大、更新的平台上和更多的年轻人一起创业的日子。我们围绕博物院十四个基本陈列，掀起一场又一场创意风暴，组织实施了一个又一个社教活动，有些活动，如“真人版蒙古象棋”“草原英雄小姐妹做客博物院”“革命版欢乐大课堂知识竞赛”甚至还敲开了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的大门。 那时候我一直有一个自认为了不起的心愿藏在心底，就是一定要让我的父老乡亲、各级领导看到有一天“内蒙古博物院”的名字出现在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的新闻联播里。为了这个目标，我甚至开始研究央视新闻的喜好和选题规律。 在这些活动中，有些是我随心所动，特别想策划的，有些则是配合某一节庆不得不策划的。 直到有一个时期，我几乎每日半夜醒来，会不由自主想到白天策划的那件事，越想心越亮，后半夜，就再也睡不着了。 那些日子，我一直在思考，人的思维是有限的，策划不应该只是一两个人的事情，应群策群力，让更多的讲解员加入进来，讲解和策划本身就是一对孪生兄弟。经验证明，你越是事必躬亲、包办一切，别人就越束手束脚，成了只动手不动脑的打杂工，难以开动脑子，独立思考。要充分发挥年轻人的优势，要让他们从策划到组织落实全过程独立完成，这是培养和锻炼一支年轻的社教队伍的好办法。 于是我主动从策划岗位上撤下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解和讲解艺术的研究上。 因为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我才有空到周围的村庄里看看。 有人说，一位适龄青年走在街上，每遇到从对面走过来的一个人，都会下意识地在大脑里做出选择，她是不是适合自己。同样，我已经走火入魔了，每看到一件事，或一个物件，都会第一时间去想，它是不是适合于举办活动。 如今虽然不必像从前那样如赶集一样琢磨下一个活动该做些什么，但是一遇到与博物馆相关的事情和物件，还会下意识地跑过去看看，动手试试，看能不能开发出一个活动。
那一次，我看见了地里正在播种的耧。一头骡子在前面拉，一位农民在后面摇。那不正是《草原风情》展厅里陈列着的传统播种机耧车吗？我迫不及待地跳下车，走到跟前，攀谈，观摩，摇—— 不摇不知道，一摇吓一跳，太多的美和创造力都藏在动态里，就连铃铛的设计都那么科学，通过铃铛的摆动将种子均匀地击打到三个传送管里。铃铛不响，证明铃铛不在工作，种子不能均匀地一次三行地种到地里。 可能我们看大片看惯了，再震撼的情节也引不起我感动，总是用平淡的口吻讲述文物。而在现实生活里，只要能真正打动心灵，哪怕是一件不起眼的小物品，也能给人以震撼，让心灵之灯一下子亮起来，并顺着它的方向去寻找更大的光芒，那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你看，注满一桶水和点燃一盏灯之间，有多么大的区别啊！
那一天，我从石人湾一家农户里一次性收购了石磨盘、石臼、锤布石、锄头、木凳等老物件，并第一次用磨盘研磨黄豆。当豆花像变魔术一样从豆浆中分离出来，定型后变成我们熟悉的豆腐的时候，我的心是多么的激动，仿佛经历了飞船升空的全过程，跨越时空与豆腐和豆腐的发展史同步了。那天中午，我冒着迟到的风险，将我的看见那迫不及待地通过微信表达了出去。我认为，这种表达心态是最好的讲解心态，也是最好的策划心态。 事实证明，当天朋友圈的反馈也是强烈的，点赞和评论超过百余个。
静下来的时候，我慢慢思考，当初你扛着牌子，举着大喇叭守在票房门口大声吆喝的时候，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或者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是出于什么样的初心？是真心想把博物馆的美和奥秘告诉观众，让他们有所看见，有所发现，有所感悟呢，还是更多地考虑票房收入呢？ 当初你设计了真人版蒙古象棋秀，是真心想把蒙古象棋的起源、演化 ，以及其行棋方法传递给更多的观众呢，还是更多考虑如何设计才更能够上镜，被更多的媒体关注呢？ 我们不断更新，做完一个丢一个，且以每周一新的速度策划实施下一个活动，是因为我有太多的看见急于表达，让更多的观众更快地了解知识呢，还是为了求新、求量，吸引媒体，积累些令人惊讶的述职数据呢？ 我们策划并举办小讲解员培训班是真正为了孩子们看见，充分调动他们的好奇心去探索古今关联，为日后的生活和学习培养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呢，还是像一些老讲解员那样站在台前展示他们背诵及抑扬顿挫的能力呢？ 那一年，我一口气写了两篇文章 ，一个是《博物馆社会教育项目策划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一个是《博物馆社会教育项目策划与实施的基本原则》。 文中提出博物馆社会教育项目策划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是：
明确提出：博物馆社会教育项目策划人应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以传播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提高国民素质，培养观众审美意识与创新能力为己任，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服务社会，全心全意地为观众服务。 并大胆指出：博物馆社会教育项目策划人的任务不是为某项应景的活动而策划，也不是为了领导的政绩而策划，更不是单纯为媒体的宣传而策划，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由里到外的，全心全意为观众服务的策划。 对于博物馆界普遍存在的拍脑门式策划现象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博物馆社会教育项目策划人应有一颗如饥似渴不断汲取相关知识的心。 不但深谙自己博物馆的所拥有的，还要了解与之相关的静态与动态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与博物馆相关的社会焦点等内容。不仅要通过理性的方式汲取知识，还要深入生活，从“走近”到“走进”，将理性与感性相结合，在知行合一、快乐学习的过程中发掘真知，并在“知”与“行”的碰撞中，培养一种情动于衷而不得不发的激情，这种激情是策划艺术所不可缺失的。 同时在《博物馆社会教育项目策划与实施的基本原则》一文里明确提出，博物馆社会教育项目的策划与实施应考虑下列基本原则： 一、趣味性；二、教育性；三、优先性；四、多样性；五、可持续性。 之所以将趣味性放在博物馆社会教育策划与实施的第一位，是因为教育性一旦离开趣味性的支持便无法顺利进行，硬是把观众拉来的结果，就是他们永远不敢再来。 同时从教育性的角度指出：博物馆社会教育是围绕“藏品”引导观众尤其是孩子们进行直观性学习的一种教育，这种教育不是灌进去的，而是导出来的。博物馆社会教育项目策划与实施的基本原则在于造就有所创新、有所发明、有所发现的人，并通过在博物馆里学到的知识去建构新的知识体系，应用于实际生活。 并从优先性的角度对目前博物馆界普遍存在的不顾源头、过程，半道嵌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快餐、碎片、动辄拿绘画填充的策划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的策划与实施应遵循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基本原则，以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同时又与陈列内容相对应的项目为优先。 虽然传播与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是博物馆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但是博物馆应以本馆展项内容为主，非本馆展项内容为辅，发挥自身优势，打造自主品牌，切勿盲目随从、模仿，策划出一些与本馆陈列主题大相径庭的教育项目，给人一种形式主义，“为了社教而社教”的感觉。 从多样性的角度指出：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项目应尽量本着能听、能看、能摸、能参与、能互动等多样性原则展开活动，将博物馆捆绑艺术发挥到极致。 从可持续性和合理性的角度提出：笔者并不反对博物馆发挥媒体宣传的作用，但是单一的为媒体服务势必造成观众参与热情的减退，始终找不到博物馆社会教育的规律，从而不能形成观众对博物馆的可持续关注。任何不考虑教育效果，盲目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拼命“堆”出来的教育活动，也是不合理的，不应提倡、复制。 从2015年开始，我带着我从田野看到的、草原看到的、森林看到的，以及书本上、博物馆、考古工地和现实生活里看到的美和秘密走进大、中、小学校、幼儿园；也带着他们走进博物馆、考古工地，以及许许多多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并鼓励他们积极思考，将他们看到的用自己的话讲解出来。 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作秀，不是为了宣传。我的想法非常简单，通过知、行、悟、用的办法把自己看到的分享给更多的人，和他们一起过一种会看且看得见的生活。 生活常常和我看玩笑，当心静下来的时候，我陶醉在和孩子们一起被震撼的欢乐中，全然不知摄像机、照相机正悄悄对着你。你曾经渴望的头版头条也一下子铺天盖地地飞过来。你不再有激情拿着它到处炫耀，因为你知道你做的还远远不够，有太多的美和奥秘等着你去发现，有太多太多的事情等着你去策划，去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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