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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闻趣事】34.鲁迅与《易经》

 nangongcunfu 2021-01-18
孙福万 玩易斋 2018-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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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斋主过去也算是鲁迅先生的崇拜者吧,他老先生的书照样读了不老少。特别是20年前,本斋主所在单位的图书馆搬家,有一批书要淘汰处理,本斋主有幸以55元的价格淘得了一套《鲁迅全集》(见下图),从此视若珍宝,平时也是经常翻看的。最近本斋主热衷于《易经》研究,前几天头脑一热,忽然想考察一下鲁迅先生和《易经》的关系,没想到网上书中一查,还真搜集到不少相关的“蛛丝马迹”,故而抽空将这些东东稍稍整理了一下,进而掇拾成文,以供鲁学爱好者们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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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鲁迅与《易经》

      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著名人物,由于他们那一代人始终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当时他们大多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极端的反对态度。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就说过:“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他对钱玄同所谓“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说法也是认同的,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他这样说:“汉字也是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基于这样一个总的态度,对于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鲁迅当然是不会有什么好感的。

       比如在《十四年的“读经”》中,针对章士钊组织开展的小学生读经运动,鲁迅曾说:“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这里把《易经》和咒语联系起来,明显对《易经》是歧视或者瞧不起的。

      又如在《<绛洞花主>小引》中,在谈到《红楼梦》一书的“命意”时,鲁迅有一段著名的话:“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将《易经》和“淫”“缠绵”“排满”“宫闱秘事”并排,带有明显的嘲讽口味。

      更有意思的是,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有一段描写也提到了《易经》:“……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在这里,乾卦的“初九潜龙勿用”被念成了“上九潜龙勿用”,这应该是鲁迅故意为之,目的或许是用以衬托让天真烂漫的孩子们诵读这类“天书”的可笑吧。

      但众所周知,鲁迅的国学根底异常深厚,他自己也说过:“我几乎读过十三经。”(见《十四年的“读经”》)那么,他对《易经》应该是熟悉的,此由以上的引文已知。因此,鲁迅不会不知道《易经》中是有很多“宝贝”的,绝无可能对它简单地一笔抹杀。

      事实的确如此!

      1926年,鲁迅应厦门大学之邀到该校任教,曾经编写了《汉文学史纲要》;1934年,在上海参加报刊上关于大众语的讨论,他又撰写了《门外文谈》。在谈及中国文字的起源时,这两篇文章都提到了《易经》中的相关论述,而且其态度都是予以充分肯定的。

      比如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就引用了《周易·系辞传》中这段著名的话:“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据此他说,此“颇似为文字所由始。其文今具存于《易》,积画成象,短长错综,变易有穷,与后之文字不相系属。故许慎复以为‘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序》)。”

      但关于“仓颉造字”,其实漏洞很多。在《门外文谈》里,鲁迅对比了“仓颉造字”和“后世圣人(造字?)”这两种说法:“然而做《易经》的人(我不知道是谁),却比较的聪明,他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语出《系辞传》——引者注)他不说仓颉,只说‘后世圣人’,不说创造,只说掉换,真是谨慎得很;也许他无意中就不相信古代会有一个独自造出许多文字来的人的了,所以就只是这么含含胡胡的来一句。”鲁迅对《易经》的这种说法,明显是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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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进而还发挥道:“《易经》说,书契之前明明是结绳;我们那里的乡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紧要事,怕得忘记时,也常常说:‘裤带上打一个结!’那么,我们的古圣人,是否也用一条长绳,有一件事就打一个结呢?恐怕是不行的。只有几个结还记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卦’之流,三条绳一组,都不打结是‘乾’,中间各打一结是‘坤’罢?”对“乾坤”符号形成的原因,鲁迅的这种猜测,也是蛮有趣的。当然,他对此也表示怀疑,认为如果是八组尚可,六十四组就难记了,何况更多呢!

      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还提到这样一个观点:“连属文字,亦谓之文。而其兴盛,盖亦由巫史乎?巫以记神事,更进,则史以记人事也,然尚以上告于天;翻今之《易》与《书》,间能得其仿佛。”包括后边还引用了《系辞传》里的“物相杂,故曰文”。这里将“文”的起源和“巫史”以及《易经》相勾连,很了不起。我们知道,李泽厚先生曾将中国文化溯源于“巫史传统”,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然则此说或源于鲁迅乎?

      除此之外,鲁迅对《易经》的正面引用,还有两个方面也值得一提。

      一是小说《孔乙己》中的酒店名为“咸亨酒店”,这个“咸亨”,明显出自《易经》。我们知道,坤卦《彖传》讲过“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的话,咸卦卦辞也有“咸:亨”之说。亨就是通达的意思,咸者皆也,又通感。“咸亨”当即“一切通达”或“因交感而亨通”的意思,对于经营生意来说,这当然是吉利的了。

      二是鲁迅的笔名,有的或与《易经》有关。我们知道,在长期的写作生涯中,鲁迅使用过很多笔名,有人统计居然有170多个。其中的“乐贲”“元艮”和“丰之余”等,就有可能和贲卦、艮卦和丰卦的涵义有关。

      综上,鲁迅对待《易经》的态度好像比较纠结,有着貌似对立的倾向。窃以为,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当着鲁迅急于“救亡图存”而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传统文化的时候,他就对包括《易经》在内的经典表示不满了;当他理性地思考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运用汉字进行写作的时候,他就不能不客观地对待《易经》等经典中所蕴藏的无穷智慧了。这种情感和理智的对立,在“五四”那一代人的身上是非常明显的,当为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在个人内心中的自然映射,丝毫也不奇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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