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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1月10日, 显赫一时的文痞姚文元在上海的《文汇报》上抛出长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揭开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序幕。次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十年浩劫, 使整个中国大地百花凋零, 万马齐喑。 然而, 当年姚文元的文章见报后, 报纸上却出现了“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宣传话语, 引起了学术界人士的注意, 于是开始《海瑞罢官》和“清官”问题的讨论, 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似乎真有春色满园的大好景象。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50年过去了, 当我们回首当年那场讨论, 不能不认真反思:它的实质是什么?它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历史教训? 一、《海瑞罢官》和“清官”问题讨论概况后来人们才知道, 姚文元的文章决非一般性的学术性文章, 而是当时高层经过精心策划后蓄意发动“文革”的序幕。它以评价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名, 大搞所谓两条路线斗争, 表面上是批判清官海瑞, 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所谓一小撮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于是海瑞成了路线斗争的牺牲品, 成了姚文元们一心要打倒的人物的代名词。这一点, 在姚文元的文章中写得很清楚, 如“看来, 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 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 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吴晗“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罢官而去的海瑞, 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 “海瑞孤零零一个人, 从经济到政治, 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等等。① 所以, 当时明明是要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 却在宣传工具上假惺惺地要人们“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这不是愚弄人是什么?更可笑的还说什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 哪里还有什么“真理”可言, 哪里还有什么“人人平等”可言? 也许中国的知识分子太善良了, 太容易被愚弄了, 竟然又一次中了圈套, 随着指挥棒的指点进行“学术讨论”。但姚文元们并不是真的要人们讨论《海瑞罢官》的得失优劣, 而是要人们认识历史上海瑞之类清官的阶级本质, 实质上是为了达到他们卑鄙的政治目的, 即要人们认识现实社会中“清官”的阶级本质, 跟他们作殊死斗争, 并看一看现在有哪一些人在为“清官”辩护, 以便“秋后算账”。于是他们有意识地把讨论和“清官”问题联系在一起, 看起来既像学术讨论, 又不妨碍实施预设的“引蛇出洞”阴谋。用他们文章中惯用的说法, 真是“用心何其毒也”。 然而, 天真的知识分子又怎能识破他们的险恶用心?有的人嗅觉比较灵敏, 对这种讨论不以为然, 觉得姚文元的文章来势汹汹, 其背后必有来头, 自然敢怒而不敢言, 只能保持沉默。有的人还沉默不了, 要按上面布置的意图在报上“表态”。更可笑的是上面已经派人为一些大学教师写好文章, 上报前临时通知他们一下, 就算是他们“表态”的文章了。当然, 还有些人从学术角度天真地参与了讨论, 认真地发表了见解, 认为作为一个学者应该明辨是非, 对历史人物、历史问题应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样, 在各地报刊上就出现了不少关于“清官”问题的讨论文章。 今天看来, 这些讨论文章有的不敢直舒胸臆, 畅所欲言, 但不乏真诚和良知;有的受当时社会思潮影响, 观点和语气比较“左”, 但也不能说是心怀叵测或趋炎附势。这里不妨把当时针锋相对的意见简介如下: 第一, 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清官”?一种意见认为历史上确实有一种被对立阶级所共同称赞的“清官”存在, 并且能受到劳动人民拥戴, 反映劳动人民的愿望;另一种意见认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清官”这一种人, 所谓“清官”是地主阶级制造的政治偶像。 第二, “清官”是既为地主阶级又为农民阶级服务的工具吗?一种意见认为“清官”既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 也能为农民做好事, 能推行“仁政”和“让步政策”, 把剥削限制在“法定权利”范围之内;另一种意见认为地主与农民不存在共同的利益, “清官”不能为农民做好事, 也不存在把剥削权利限制在法定范围内的问题。 第三, 关于“清官”的历史作用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清官”能发展生产力, 兴修水利, 招亡垦荒, 充当封建社会的“自我调节器”, 因此对人民有利;另一种意见认为统治阶级兴修水利是为了加强剥削, 因此不存在对人民有利的问题, 也不存在“自我调节器”的问题。 第四, 关于应不应该否定“清官”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清官”和贪官是一丘之貉, 否定“清官”就是粉碎封建主义加在人民头上的思想枷锁;另一种意见认为“清官”比贪官好, “清官”能减轻剥削, “清官”是封建时代的精华, “清官”是忍冬科植物, 否定“清官”就是否定历史, 与修正主义是一路货色。 第五, 关于如何评价“清官”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评价“清官”应采取两条标准, 即政治标准和历史标准, 对“清官”要“一分为二”, 即他们一方面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另一方面能有利于人民;另一种意见认为评价“清官”的方法应反对一切折中主义观点, 坚持革命的辩证法, 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 划清革命与反革命、剥削与被剥削的界线。 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学术界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参与了讨论。例如, 吴晗认为:“在封建官僚的压迫、奴役下, 广大人民对于比较清明、宽大、廉洁政治的向往, 对于能够采取一些措施, 减轻人民负担, 伸雪人民冤枉的好官拥护了。对于这样的好官, 人民作了鉴定, 叫作青天。” 赵景深则指出:“元曲中《陈州粜米》、《智斩鲁斋郎》、《三勘蝴蝶梦》等包公戏, 却是在包公这形象上寄托了人民的某些愿望和理想, 是对残暴黑暗统治的反抗和诅咒。” 关于官与民的关系, 郑天挺说:“官与民是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 他们有着同一性, 他们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存, 互相转化, 因此, 在某种条件下可能有某些共同利益, 例如兴修水利, 农民高兴, 地主阶级也高兴。农民希望多生产有得吃, ‘清官’希望多生产保证剥削。兴修水利, 生产提高了, 对农民有利, 对统治阶级也有利。” “清官”有没有历史作用?李平心说“清官”“从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出发, 一般比较关心农事, 注意厚生。”他们“对于劝导农桑、兴修水利之类, 都著有不同程度的政绩。”束世澂认为:“某一清官如曾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生产的事, 如海瑞曾支持开吴淞江, 尽管是局部的利益而且他所开的吴淞江也维持不久, 仍可对这一件事加以肯定, 不夸大、不缩小。不埋没他的好处。”缪钺也认为有“个别‘好官’确实做了一两件对人民有利、对发展生产有利的事情”, 虽然这些“主要是劳动人民的功绩”, “但是这些地方官吏倡导、组织、传授、介绍的作用也不能完全抹煞”, 更不能说他们“比贪官污吏还坏”。 不少学者认为“清官”比贪官好。如周谷城说:“在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前提之下, 说清官与贪官彼此全无区别, 确与事实不符。压迫轻一点的比压迫重一点的总要好些;剥削少一些的比剥削多一些的总要好些……只要不剥削完了, 人民毕竟多少可得点益处。就这点说, 所谓清官, 只要真能做一点点儿好事, 到底要比贪官好一点点儿。”周予同也认为:“目前有人说清官比贪官更坏的问题, 这一点还可以讨论。这样说, 那么, 在蒋匪帮时代, 是否做坏教授比做好教授要好吗?” 谭其骧指出, 可以同意“清官”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说法, “但清官在历史上究竟起什么作用?它和贪官比较, 是剥削少点好, 还是多点好?压迫轻点好, 还是重一点好?由此还可以进一步提出问题, 即历史上除农民起义领袖外, 在封建统治阶级范围内有没有值得肯定的人物?” 有人认为, “清官”是精华, 所以要进行批判。如李俊民说:“清官和贪官有区别, 历史人物的好坏还是有区别的。贪官实际上是糟粕, 不在话下, 而清官是封建时代的精华, 影响也大, 这种影响并不好, 所以越是精华越要批判。” 还有人认为对“清官”必须“一分为二”。如严北溟说:“‘清官’的历史作用就能够包含有积极与消极两面, 至于哪方面是主要的, 这就要看具体历史条件而定。也就是说, 我们对‘清官’是主张一分为二的。” 以上种种观点都是从学术角度提出, 不一定全部正确, 但大多言之有理。“清官”问题涉及历史的种种方面, 本来就很复杂, 所以有种种观点提出很正常, 并不奇怪。许多学术问题是一时讨论不完, 也讨论不清楚的, 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直到现在还有人在讨论“清官”问题就是一个明证。问题在于学术讨论要立足于学术立场, 而不是立足于阶级斗争立场, 假学术讨论之名, 行政治讨伐、政治迫害之实, 如姚文元之流就是行政治讨伐、政治迫害的文坛杀手。 姚文元曾这样说:“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 包括‘清官’‘好官’在内, 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 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 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从此话可以明显地看到姚文元立足于阶级斗争立场, 以革命左派自居, 用革命理论家的口吻, 要人们明白地主与农民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利益, 也不存在“清官”符合农民眼前利益的情况。其真正意图是在“清官”讨论的幌子下, 推销他的阶级斗争理论, 为现实中的政治需要服务。他的目的是要把历史上的“清官”和现实中的“清官”挂起钩来, 把后者置于死地而后快。他只是把批判历史人物海瑞当作政治讨伐的借口, 把《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作为政治迫害的牺牲品而已。 再如罗思鼎 (上海御用写作班子) 也是一副打手的架势, 说什么:“所谓‘清官’, 原本是骗人的把戏, 在历史上是根本不存在这么一种人的。”他们和姚文元一样, 把“清官”讨论和现实中的政治需要紧紧地结合起来, 于是有了如此气势汹汹的一番话:“解放后, 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地主阶级的统治被彻底推翻了。但是, 千百年的封建统治所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 却还依然纠缠着人们的头脑, 没有得到彻底肃清。在很长时期内, ‘清官’这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偶像在戏剧舞台上照样骑在人们的头上作威作福, 在历史论著中也仍旧有不少人在为它吹嘘捧场。被打倒的剥削阶级, 更是利用人们对‘清官’的模糊认识, 在这个问题上兴风作浪, 大肆宣扬封建道德理论观念, 腐蚀广大革命群众, 甚至借古讽今, 诋毁人民政权, 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的进攻。因此, 在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的今天, 重新认识‘清官’的本质, 清算各种传统思想的影响, 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一场兴无灭资的斗争, 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②这番话把他们的目的、意图、需要都统统说清楚了, 从中不难看到穷凶极恶的剑拔弩张, 处心积虑的刀光剑影。 二、当年的参与讨论姚文元的文章不仅引起学术界人士的议论, 在社会和高校中也掀起了轩然大波, 为吴晗的《海瑞罢官》鸣不平的人有之, 对姚文元的文章很反感的人也有之。上海有一个叫马捷的中学生和一个叫林丙炎的中学教师, 就在报上发表过驳斥姚文元的文章。自然他们后来也遭受了打击和迫害。 高校中的师生身处当时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 十分危险, 但又大多书生气十足, 相信报上所谓的“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我当时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走读生, 20多岁, 非常单纯, 一看到姚文元居心叵测的文章就义愤填膺。由于我既读历史, 又爱美学, 总以为人应该追求真、善、美, 鞭挞假、恶、丑, 既然讲“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那么有什么不敢讲的?我不久写出了3500多字的评姚文元的文章, 题目是《不能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 很快就在当年12月15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了。这下闯了弥天大祸, 以后遭到10多年的政治迫害。但回顾当年, 我无怨无悔。 今天看来, 我的文章虽然和姚文元的文章针锋相对, 但也不免受到当时政治思潮和学术文风的影响。如一开头就指出姚文元“在文章中所树立的旗帜是鲜明的, 但是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错误的, 因为作者在文章中没有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法, 而是用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认识问题、处理问题”。 我之所以说姚文元用形而上学的观点认识问题、处理问题, 是因为他既然一贯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那么就应该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 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待海瑞和“清官”问题。但是他在文章中别有用心地用偷梁换柱的手法“分析”史料, 用以偏概全的伎俩“评论”历史人物, 随心所欲地把没有必然联系的两回事拉在一起, 进行机械类比。诸如此类不是形而上学是什么? 我的文章直率地否定姚文元的歪论, 例如说姚文元主张历史剧只能写历史人物的“坏的一面, 至于好的一面, 应该矢口否认, 视而不见, 千万不能形诸笔端, 否则, 就没有坚持阶级观点, 写出来的历史剧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种对历史剧创作的要求, 以及对历史剧的社会作用的理解, 实在令人不敢苟同”。 为了抨击姚文元的霸道理论, 我在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认为是否构成“清官”“好官”的条件之一, 是看“他们在劳动人民中的声誉是好的, 还是坏的。如果一个官吏一生的好行为比较多, 对当时人民生活有过一定好处, 对整个社会生产起过一定促进作用, 并且在广大劳动人民中的声誉是好的, 那么他就是‘清官’‘好官’, 否则就是‘贪官’‘坏官’”。这段话, 后来被引用到1966年4月28日《文汇报》的《关于“清官”问题讨论简介》中去, 跟谭其骧、周谷城等老先生的观点并立在一起, 说明我虽然对姚文元的文章很反感, 但还是从学术角度参与讨论的。 在我的文章中, 还进一步指出姚文元“认为统治阶级人物就没有清与贪、好与坏之分, 他们的好行为其实是坏行为, 也就是说岳飞抵抗金兵, 海瑞平冤狱、领导疏通吴淞江其实都是坏行为, 不能称赞的。这样, 他就没有看到统治阶级人物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两方面 (阶级本质与好行为) 的辩证关系, 从而否定了历史上所有统治阶级人物, 也正如有的同志所指出的那样, 岳飞与秦桧、海瑞与严嵩等人没有区别了”。接着, 我毫不客气地说, 姚文元“为了达到自己的主观意图, 不惜歪曲历史事实。正由于他对‘清官’‘好官’问题没有正确的认识, 因此也就对《海瑞罢官》中的海瑞作出了错误评价。试问这不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是什么呢?” 我在文章中针对姚文元横蛮无理地评价《海瑞罢官》的方法, 说他“所采取的方法值得引起人们注意”, 他那种“毫无原则的引申, 我觉得特别需要加以澄清。如果按照这种奇怪的逻辑来进行文艺评论, 那么写李自成起义的戏, 就是要我们学习起义吗?” “我不想用姚文元同志评价《海瑞罢官》的方法来评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我只想指出, 这种评价方法不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法。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是不易掌握的, 尤其不易一贯坚持。姚文元同志就是用形而上学代替了辩证法, 以至在鲜明的旗帜下产生了基本上是错误的结论。看来是矛盾, 然而是事实!”——这是我文章的结论。 历史在进步, 时代在发展。回顾我50年前的文章, 觉得虽然击中了姚文元的要害, 但有一些学术问题还是没有把握好或正确判断。例如, 当年有些专家学者强调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研究历史问题, 对清官一分为二, 我也是如此。但这种观点未必科学, 难以把历史问题说清楚。“清官”本是封建官员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素质的综合, 他们本身和整个封建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怎么能一分为二?正因为如此, “清官”问题的讨论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不管怎样, “清官”问题讨论只能是学术讨论, 如果把学术讨论变成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纳入硝烟弥漫的政治运动, 那么就有悖于学术讨论的宗旨了。 三、今天的反思尽管当年的“清官”问题讨论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 但共识还是有的。如“清官”是复杂的历史人物, 需要具体对待具体分析, 不能一概而论;应该科学地占有历史资料, 历史地考察“清官”现象, 避免主观主义的武断;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有一定的有机联系, 但又有根本区别, 不可混淆;历史批判和传统继承并不矛盾, 但必须把握一定的尺度, 等等。 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限制, “清官”问题讨论后来不了了之, 但它长期以来依然受到人们的关注, 有不少问题还可以从学术角度深入讨论。如现在人们为什么对历史上的“清官”很感兴趣, 讨论“清官”问题有什么现实意义, “清官”和“贪官”究竟有没有区别, 在讨论时应该掌握什么政治标准和历史标准, 评价历史人物的“一分为二”观点存在什么问题, 等等。 然而, 要进行正常的“清官”问题讨论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这是因为过去的“左”的思潮还没有彻底肃清, 有可能影响今天人们的思想方法。特别是当年所谓的《海瑞罢官》和“清官”问题讨论虽然早已过去, 但它留下的阴影和伤痕并没有全部过去, 因为它对历史和现实的负面作用太大, 对人的思想和精神的伤害太大。不消除它的负面作用和伤害, 就不能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也不能形成正常的学术讨论氛围。因此,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必要的、深刻的、沉痛的反思。 引起当年这场讨论的原因是什么?虽然人们后来知道了当年抛出姚文元的文章事出有因, 是高层揭开“文革”序幕的需要, 知道了精心策划所谓的学术讨论也是出于政治需要, 但还有深刻的文化社会学的原因。简单地说就是为了现实社会的某种政治需要, 把学术文化当作它的附庸和奴婢, 成为御用文化。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引起当年这场讨论的原因也是如此, 这无疑是对学术文化的亵渎和摧残。而中国的文化人往往成为御用文化的牺牲品, 这无疑又是中国学术文化的悲剧。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要牢牢记取。 那么, 怎样对待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呢?人们都知道, 过去中国没有真正的学术和学术界, 因为总是把学术和政治混为一谈, 造成学术即政治、政治即学术的怪现象。当然, 学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 不可能存在于象牙之塔, 也就是说学术和政治总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但学术和政治毕竟有所区别, 学术和学术讨论有着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而当年这场讨论完全丧失了相对独立性, 没有应有的学术空气和学术环境, 终于沦为一场充满火药味的政治斗争。这个沉重的历史教训表明, 极不正常的学术与政治的畸形现象再也不能重现了。 能把学术讨论作为整人的工具吗?学术与政治的畸形现象必然导致学术讨论沦为整人的工具。这是人们的共识, 也是不争的事实。当年姚文元评论《海瑞罢官》是假, 整吴晗是真;接下来的学术讨论是假, 整学术界人士是真。目的都是为了把善良的知识分子整成精神的奴隶。这场学术讨论结束后, 有些参与讨论的人没有多久就被“秋后算账”, 如吴晗和李平心就被活活整死。再看从姚文元文章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其实是大革文化人的命, 是大规模的整人运动。所以, 再也不能把学术讨论作为整人的工具了, 这更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来源：《上海文化》2015年12期，作者姚全兴（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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