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树青、傅大卣对“曹雪芹墓石”所做“鉴定”的诸多“不正常”（4）
四、史树青、傅大卣鉴定的性质——是鉴定，还是事先安排的“表演”？
史树青、傅大卣是国家级的文物鉴定专家，以他们的资历和经验，所进行的鉴定，必能回答与解决其他红学家、文物鉴定专家所提出的种种疑点，将墓石给予正确的“鉴定”。然而他们的鉴定却出现四个不正常。
（一）两人一看到这块墓石，就齐声说：“不是近一二十年的东西。”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一块一般概念的“墓石”，而实际是一块如台阶石样的石块。记者焦保泉报道说：
这块墓碑长一米，宽40厘米，厚15厘米。碑石如方阶石一样，两面较齐，另两面还是“毛边”。碑面也很粗糙。[1]
即这实是一块“粗糙”的“方阶石”。
文物鉴定家秦公在1992年8月1日召开鉴定会上第一个发言，对曹雪芹墓碑提出的第一个质疑便是“石质不对，是一块盖房用的墙基或台阶的用石。”
需要说明的是：通县不产石头，石头要从外地运来，墓石更是如此。因而如果此石当时是购买的新的，为了做墓石，不买新碑石，反而买无所谓新的“阶石”或“基石”，决无可能。如此看来，这块墓石，最大可能用的是一块废弃的阶石，或从某破旧大门前的台阶上盗来的。——总之，刻石时，并非在一块新的刚刚打磨好的石上，而是在一块旧阶石，或旧基石上。至于旧到什么程度，几十年，还是几百年？无从判断。
然而，史树青、傅大卣是怎样“鉴定”的呢？
他们拿着放大镜翻来覆去地察看，然后两人都武断地说：“不是近一二十年的东西”。
——两人竟然不约而同地以这块“墓石”的新旧程度，来判断该墓石的真假。
——即使外行人，也决不会对于明显是一块在旧阶石上刻出的字，会从石块的新旧程度来判断属“真”，属“假”。
——作为两位文物鉴定“权威”怎么会如此来做？
（二）有人问史树青：“您看碑文的字刻得怎么样？”史树青说：“好，字很好。”
判断刻石字迹的好坏，是有客观标准的，并不需要多高的学问，而需要是否“诚实”。凡在场围观者，看了墓石上字，几乎找不到一个人会说此字写得“好”，“很好”。就连学术骗子冯其庸也不敢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欺骗，不得不表示“毫无笔意”[2]。至于文物鉴定家秦公则干脆说道：
书体不伦不类，毫无技法可言，看不到笔道的起落、转提、行驻与磔收，是刻者利用刀在满面是钎痕斧迹的石面上胡乱剔划而成的，而那时正是乾隆馆阁体要求甚严的时期；此石也并非急就章，没有丝毫的率意，作伪的心态非常明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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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史树青那里，对刻石的字迹却大加赞扬！当有人问及：“您看碑文的字刻得怎么样？”史树青说：“好，字很好。”
史树青话果然奏效，欺骗了在场的许多人。记者报道说：
听了这话，所有的通县人都长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4]
但是在史、傅两人鉴定后，即使“通县人”冷静下来后，也大都认识到，这是假话，不可信。事实是，不到一个月《北京日报·京华周末》编辑部便收到一个“通县人”的揭露此墓石属“假”的信件。
史树青违背常识，大赞歪歪扭扭的字迹，属正常吗？
（三）确定墓石的真假，哪有不涉及该石的大量疑点，仅通过大谈“墓志”，便断然说此石为“真”的道理？
凡与文物鉴定家接触过的人，都会发现：他们的鉴定态度都十分谨慎，其做法是：
第一，只有对于该“文物”发现不了任何可疑之处时，才会做出“真品”的结论。（实际情况是：即使是这种情况，也往往不敢冒然作出结论，还要经过仪器检验等。）
第二，只要发现尚有一点可疑之处，便不敢冒然做出“真品”的结论。
第三，只要发现哪怕只有一点确属造假，便可认定：“此物必假无疑。”
史树青、傅大卣事先都了解了1992年8月1日其他文物鉴定家、红学家们对于墓石的鉴定意见，也读了他们在报刊上所发表的文章。按正常做法，史树青、傅大卣理应对这些专家、学者们提出的种种疑点，给予回答。举例来说：
有人看完墓石后，回忆起1963——1965年曾调查过哪里有曹家坟情况。该专家并没有听说张家湾有曹家坟。认为：即使有曹姓坟地，但绝不会是曹雪芹家的坟地——织造府家的墓园应有相当规模，哪可能连个像样的坟茔也找不到？
——史、傅二人在做出结论之前，是否应当回答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再如有人认为：在任何石碑或墓石上，都不会出现孤零零的“干支”（如“壬午”）字样。即是说在“干支”前面必定添加上诸如“清乾隆”、“清康熙”字样，否则连哪个朝代的人都不知道，便失去了刻碑石的意义。
——史、傅二人在做出结论之前，是否也应当回答这个问题？如果结论是此石属“真”，是否拿出几个过去的“墓志”都是只有孤零零的“干支”字样，并无朝代的实例，既回答了其他文物鉴定家，又可以此以作为自己结论的根据？
还如，献石人说曹雪芹尸骨是裸葬的——这怎么可能？清代时民间并没有裸葬的习俗。如果说曹雪芹的妻子及其朋友，十分穷困，但再贫穷，也决不会对于像曹雪芹这样的死者，连个薄棺材也不买（当时仅用一银元即可），何况，曹雪芹还有像敦诚、敦敏这样富朋友呢！
——史、傅二人既做出墓石属“真”的结论，那么按照正常做法，就应先例举清代习俗有裸葬的例子，怎么能在回避这问题后，随意作个结论？
孰能料到，史树青、傅大卣二人竟然对于类似上述的这些具体问题都予回避，不做任何回答，便随意作出结论。如史树青在大谈什么叫做“墓志”之后，便立即作出结论：
文物的定名很重要。名字定错了，文物古迹的价值就大受影响。首先说这不是一块墓碑，而是一块葬石，葬志，属于墓志类。历史博物馆收藏的类似的墓志有几百块。如果用墓碑的规格、标准去套这块石刻，就会觉得它存在许多不合理处。这是一个墓志，急就的，临时找的，所以石头很旧，字也很草率，但它是真的，不容怀疑。有意做假者不会用这样的石头。用石、刻字都很草率，符合曹雪芹死前的状况。
如此草率的结论，竟然出自“权威”之口，能不令人愕然吗！
——想来史、傅二人如此进行所谓“鉴定”，只有一种可能：关于墓石的“真”、“假”问题，事先有个“幕后决定”。史树青、傅大卣二人接受了这个决定，心甘情愿以他们的名誉作为对百姓进行欺骗的“抵押”，来执行幕后的决定。
（四）史树青朗读事先抄录的敦敏的一首诗，然后以自己所赋之诗来肯定墓石属“真”，无独有偶，这种做法竟与冯其庸的做法异曲同工
史树青、傅大卣所做的鉴定，到了“尾声”，“忽悠”的场面更是进入高潮：
史树青拿出事先抄录好的敦敏的《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一诗进行朗诵。之后讲了这样一段话：
文物鉴定要结合文献。这首诗太重要了。诗中的河干，就是河岸，指潞河之畔，现在叫通惠河。为什么在这儿吊雪芹呢？说明曹雪芹就埋葬在这一带么！因此我认为这块墓志的发现很重要，是有关曹雪芹文物的重大发现。这不但是北京市的大事，也是全国的大事。脂批《石头记》说壬午除夕书未成泪而逝，这块墓志也刻着壬午二字，说明曹雪芹确实死于壬午年除夕，死后葬在张家湾了。
之后并赋诗一首
石头显世见芹溪，字字斑烂望欲迷。
读罢懋斋怀旧句，河干葬志不容疑。
只要将史树青的做法与冯其庸《曹雪芹墓石目见记》一文的结尾相比较，便会发现——两者异曲同工，甚至可以说史树青的鉴定，完全是冯其庸的翻版。两者都是采取先将敦敏的诗读一遍，还没有理解其中真正的含义，便与甲戌本脂批作联想，最后赋诗，赞美此石为“真”。
史树青、傅大卣来通县勘察墓石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
——是以自己的才智和诚实的态度,对这块墓石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鉴定”,还是带着“任务”而来,做一场表演，向不明真相的百姓宣布此“石”属“真”? （待续）
[1] 焦保强《曹霑墓碑发现纪实》，载于《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一辑。
[2] 见见冯其庸《曹雪芹墓石目见记》一文，载于《文汇报》1992年8月16日，
[3] 见梁永琳《曹雪芹“墓碑”公案未了》，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92年9月12日。
[4] 见《文物鉴定专家傅大卣、史树青勘石记》一文，载于8月29日《北京日报·京华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