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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周汝昌先生来信说，因要写“曹雪芹墓碑”辩伪的文章，需要一张北京至通州通惠河详细地图，问我能否找到。近日乘便进京，我把地图送交周先生，并作一个下午的长谈。
自从通县张家湾发现“曹雪芹墓碑”，（据云，此1968碑年发现，今年才献出。）这块石头的真伪问题便成了争论的焦点，而且不限红学界与文物界，就连群众也参加了，是从来少见的文化现象。我与周先生通信中，它也成了讨论的主题之一。周先生已发表了多篇文章，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论据，这些文章在海内外学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
在这个愉快的下午，我们谈话的主题始终没有离开那块在文化界和群众中激起轩然大波的石头。这是一次热烈而融洽的谈话，周先生以渊博的学识，风趣的话语，动情的神态，使这次普通的谈话成为一次异常精彩的学术讲座，我时时被他的情绪所感染。聆听着面前这位和蔼长者的语言，我觉得不但是一种不易多逢的精神享受，而且是一种难得的“幸福”。这种幸福感，我想是所有能与周先生倾心畅谈的人的共同感觉吧？！
(博主与周汝昌先生探讨红学问题时的留影）
２
话题从“曹碑”的“发现”开始。我向周先生讲述了我初闻发现曹碑时的心情：激动而欣喜。我认为，如果这块碑真的是曹雪芹的墓碑，那将不仅仅是红学研究方面的大事，也是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大事。
周汝昌先生说，提起曹雪芹，我们对他的感情是相同的。曹雪芹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天才，世界上属一属二的超等作家，我们对他无限崇敬。但是，我们对他的了解，尤其是他的身世环境，生平经历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少得可怜！当年我写《曹雪芹小传》，因为资料太少，有些地方不得不用“推理”和“想象”来“填补”。那个难处，绝非一般人所能想见。所以任何有关曹雪芹、曹雪芹家族的史料、遗迹、遗物的新发现，都是让人激动和欣喜的。曹雪芹的墓碑（后来改称“墓石”、“葬志”、“圹志”了）如果是真的，当然有你所说的那样大的意义。我们多么希望真发现了曹雪芹墓和墓碑啊！
他接着说，张家湾的那块石头，我去看了，觉得有很多可疑、可议之处，比如字体、形制以及当事人的叙述等等，我当场就暗自蓄疑。但文物鉴定的事，我们外行说了是不能算数的，石碑的真假，应由文物专家认真研究鉴定，外行没有发言权。我的意见，认为此石疑点甚多，不宜过多、过早地宣传它就是“真”，也不宜轻率地宣判它就一定“假”，而应该采取慎重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是，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周先生意料。1992年８月１日，即张家湾初次公开宣布、召开鉴定会的同一日，上海的报纸即刊出署名文章，向海内外宣布墓碑是真的，曹雪芹卒年“壬午说”为定案无疑了。
谈及此事，周汝昌先生很有些感慨：咱们这些人，是真正的书呆子，社会上的很多事情咱们根本不懂。在曹碑的问题上，我是看得太简单了。碑的真伪，我们确定不了，因为我们不是考古鉴定专家。但我们可以提出自己的疑问和看法，这些疑问有根据，看法有道理。这并不是说“我”一定对，“你”肯定错。谁敢下这个保证？学术研究，有不同看法，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讲你的道理，我讲我的道理，让大家去评判谁是谁非，谁曲谁直，这要看谁的理由更充足，谁的证据更确实。我个人的看法，也只供专家参考。－－我刚从张家湾开会回来，就得知已有文章发表了。这种轻率肯定墓碑、否定“癸未说”的做法，是否妥当？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对墓碑的肯定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因而我应该表态，沪上适来征稿，这才写了文章，谈了我的八点疑问。可是有人却在报上公开指责我“迫不及待地到上海去说三道四”。你看，怎么跟他讲理？“迫不及待地到上海去说三道四”的另有其人，我只能拿个第二名。可他就这么讲话。你有什么办法为待这种“学风”吗？
这篇指责周先生的文章我是“拜读”过的，即载于 1992年10月３日《北京日报》署名“朱青葆”的《请教周汝昌二三事》，这篇文章，言辞之刻薄，文风之恶劣，为近年所罕见。读着这样强词夺理的“文章”，使人感到好象又回到了“文革”时期。据知情人告知，这篇文章用的是化名，是某文学机构里的几个人“合作”的“结晶”。这几个人都是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专家”，竟然写出这样污辱他人并且也是自辱人格的文章，真让人不好理解。----一旦“理解”了他们的目的和动机，就无法不使人鄙视和气愤。
周先生说，我一生为了雪芹而受人之辱，这不是第一次。对于有些人，有些事，我们可以不去理会。有些人文风不正，学风不正，已是多年的“习惯”，是不容易一下子改掉的。
３
谈到文风、学风的问题，周先生说：有些事你听了一定会感到好笑。一位古典文学专家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占去多半个版面的洋泮大文，后面的内容可暂不评论，开头一段说，他到张家湾，受到当地党委的“热情接待”，与“墓石”的发现者进行了“深切的交谈”，然后去看了那块石头。于是，这位专家即认为，这是一个重大发现，是个真东西，因为“来历分明，证人健在”。非常有价值！－－明白人会问：你是不是文物专家？不是。你根据什么就认定墓碑是真的？非常有价值？如果是“局外人”，说话可以随便些，说过就了，可以不负责任。可你、我，我们不同，说话要负责任，要有根据。这位专家能在这样一个影响极大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谈看法，讲高见，可见是“局内人”，可他就这么一口咬定是真的。人家就是这样一种做学问的态度，你怎么跟人家“对话”？
事实上，周先生论争的，正是那石的“来历”和“证人”问题中包含有多层可异的疑点。
在“曹碑”的鉴定上，学风问题同样存在。周先生介绍说，个别专家的鉴定结果出来了，人家认为是真的，人家是真正的“内行”，咱们还有什么说的？可他的根据、理由，没法让我们信服；我们的疑点，人家根本不给正面的解答。原来大家都叫它“曹碑”，现在专家给了个新名字，意思是说此石并非墓碑，而是埋在土中的“墓志”、“墓石”，所以一切体例均不必以墓碑之制度要求，－－这么一来，我们的疑问，全成“莫须有”的了！这种鉴定意见，我们说它“非常奇特”，它没有什么学术内容，正面的理据稀薄，你拿不出一件类似的实物，不过是想当然而已。很多搞文物工作的同志对我说，他们接触的墓石成百上千，可是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海淀出土的小“墓志”，中行书“某君之墓”，右行记墓主生辰，朝号、年、月、日、时，清楚详细；左行是“卒时”，亦是朝号、年、月、日、时齐全完备，且朝号中行官级的“皇清”二字，皆填书，极为严格庄重。岂有只在左下角最低卑处单书一“壬午”（年号）之礼？这是最大作伪漏马脚之铁证，是无可争议的，－－可人家专家拍板定案，就是真的，而且“壬午”不容置疑，云云。所以，研讨学术，实在不容易。
４
我也注意到，今年有一个学刊第一辑发表多篇谈论“曹霑墓石”的文章。其观点、看法可以说是“高度的一致”。“主真派”在气势上明显地占了上风。－－然而在这家权威刊物上竟没有一篇持相反意见的文章刊出。这是不是等于“曹霑墓石”的真实性无可置疑了？
事实上，恐不尽然。在我接触到的一些关心此事的文化人当中，就不乏持否定意见者。周汝昌先生也听到了不少这样的意见。言及此，他感叹道：“‘曹霑墓石’的真伪，很多人心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只是人家不愿说，一说，一写文章，麻烦就大了。谁愿意惹这个‘闲是非’”。
但是，作为红学大师的周先生躲不开这个麻烦与是非，因为很多人要听他的看法。他无法推卸这个责任。周先生说，我如果说，就不能说违心话。在雪芹墓碑这个不小的问题上，我不但要对得起良心，也要对得起历史，要对历史负责。
他说，现在看来，“质疑”是不够的，而应该“揭伪”了！我说它是伪造的，有充足的理由。第一，已然说过，这块“墓石”不合规矩，我也发表了文章详细谈过。第二，“墓石”上镌有“曹公讳沾墓”五字，此文例不通。这说明作伪者根本不懂古代的墓葬制度。第三，在去年８月１日，张家湾会上曾印发该村原党支书的“证明材料”，明言未目见此石，也不知石上何字，该地是否有“曹家坟”也“说不准”，后来此石被谁弄走了，也“不知道”。我看这个干部是个正直的人，他不愿意说假话。这个证明材料，如果说能证明什么，只能证明这块墓石来历难明。退一步说，既便当时确实掘出了一块石头（掘出石头应是事实），但也并不等于就是这块刻了五个大字的石头；既便掘出的那块石头是刻了字的，也不等于就一定是这块刻有“曹霑”大名的石头，这都正是非常关键的地方，“证明材料”却一字未提，应深思之。第四，六十年代初，曾对京东郊县做过一次普查，在今朝阳区（原属通州）塔营村附近曾发现曹家坟，后来还进行了挖掘，发掘时，有墓主妇骨天足、缠足并见现象，妇人天足，显为满俗；而缠足妇人，系汉人。这正是内务府人家所具有之历史情状。－－而在当年的普查中，未闻另的曹家坟在张家湾之说。再者，“墓石”发现者的谈话，也多有破绽，前后矛盾，此是彼非，无法自圆其说。总之，墓碑为伪造之迹甚多，是“应运而生”之物。
周汝昌先生最后说：“本来，我的那几篇‘质疑’文章，话已经说得差不多了，这块所谓‘墓石’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大家已都明白。但近来的很多事，让我感到，仅仅是‘质疑’，未免太客气了。很多材料和事实表明，应该不客气地给予揭伪！这几天一家大型社科刊物就此主题向我约一专稿，我写的题目就是《揭伪》”。
５
从周先生家出来，整个北京城已淹没在灯海灯河之中。在回宿处的路上，我决定把这次晤谈内容记述下来，介绍给他和我的家乡的父老乡亲。周汝昌先生是学界之泰山北斗，在曹碑的问题上捅了蚂蜂窝；我是无名小卒，撰此文声援周先生，想必也会招来一些“麻烦”。但在真理面前，私心过重，只顾明哲保身，只能说明人格卑下。好在我已做好了迎接麻烦的准备。
[注]关于曹雪芹的卒年，红学界有“壬午”(1763)、“癸未”(1764)诸说，周汝昌先生是主张“癸未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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