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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坞壁看宗主督护制在北魏的兴衰:既是粘合剂,也是解体的离心力

 思明居士 2021-01-19

在纷争不休的南北朝时代,北方曾由一度强大的北魏短暂统一。它的前身代国,在一度被灭后,趁淝水之战后前秦的迅速瓦解而复国。几位君主励精图治,重新将北方归于一统,结束了中原混战的局面。历代君主一直致力维持多民族下安宁、稳定的局面,但叛乱和起义时有发生。

我们在一些电视剧如《楚乔传》中,可能听过“宗主”这样的词,而大大小小宗主治下维持的统一局面曾伴随了北魏很长时间。对于北魏来说,这项制度并没有明确的确立时间,它摆脱不掉前朝的影响,没有凝聚力,恰恰多了些离心力,即使在孝文帝废除这项制度,直至王朝覆亡后几十年,影响依然没有彻底消除。那么,在坞壁的发展基础上盛行的宗主督护制,为什么会被保留这么长时间?影响为什么会这样深远?本文尝试做一探讨。

一、起源:沿袭汉代、西晋,坞壁林立

宗主督护制,并非北魏一朝专有,它实质是以宗主身份实行宗族管理,在自己的私属领地,不仅可以有私人武装,还有一定财权,早期以同氏族居多。他们因为血脉联系而聚在一起,筑起小型城堡一样的堡垒,坞壁,共同守卫自己的家园。这种风气的产生,由来已久,最早要追溯到汉朝以及三国时代。

由于战争连续不断,三国时期的著籍人口下降到不足800万,但有部分人口成为了豪强的荫附者,并且产生大量流民逃亡脱籍。在史料中,我们能看到有一些能够庇护子民,保护他们不受战争侵袭的组织在不断发展,如坞、壁、垒、营在当时成为风气。这些组织可以保卫财产,如《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记载,董卓就曾筑郿坞,其城高与长安城相等,藏有三十年的粮食,两、三万金黄金,八、九万斤白银,锦绣珠宝,不可计数。

从坞壁看宗主督护制在北魏的兴衰:既是粘合剂,也是解体的离心力

古代小型坞堡模型,具有防御囤积,便于宗族管理的职能

也可以对抗农民起义,安稳地方,躲避战火,比如谯郡许褚、北平田畴、天水杨阜,都有纠集宗族筑垒自保的做法。后来,这些坞壁组织的坞主和居民之间慢慢建立了一种牢固的荫附关系,大量迁移的流民,被迫接受坞主的庇护,而这个组织集中的领导者就是族中最有威望的人,成为宗主,原有的基层乡里组织已经逐渐瓦解消亡了。

西晋建立以后,晋武帝司马炎的做法也鲜明地表现了士族门阀的利益,他立即颁布了一道诏令,承认以往荫附关系的合法性,支持公卿百官获得荫附人口的特权。《晋书·食货志》记载:

“及平吴之后又制户调之式。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

西晋以来对世家豪强的优待,在客观上维护了统治的稳定,形成了一种新的基层组织形式。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一些胡人的首领也因为急需控制居民,征收赋税,征伐徭役,所以,也就延续了以前宗主、坞主代行乡里职能的办法,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宗主。宗主们修建的坞壁一时间遍及中原,据《晋书》记载,后赵石勒时期,新兴、雁门、西河等地有”垒壁三百余处“;前燕时,”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余万“;前秦时,三辅地区有”堡壁三千余所“。

可见这种现象的普遍,到了北魏初建时,面临着茫茫多的坞壁,国家也只有实行缓和妥协的政策,在法令上予以承认,在政治上寻求和豪强的合作。

二、发展:收容荫附人口,帮助北魏稳定局势

《魏书·食货志》曾记载:“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可见,宗主督护有其固有的缺陷,但是,北魏统治者依然在形式上承认它,并保留了七十余年,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宗主督护可以缓和朝廷和地方豪强的矛盾。北魏兴建之初,道武帝拓跋珪对中原实行了一种武力征服和掠夺的政策,并建设军镇武力震慑汉族士人。而后来,由于中原地区反抗激烈,统治者发现还是需要获得当地强宗大族势力的支持,消除他们的抵抗情绪,和他们合作镇压中原人民起义。《魏书·薛辩传附薛初古拔传》就记载了薛初古拔率领宗族配合太武皇帝镇压盖吴起义的事件:

“真君中(440-451年),盖吴扰动关右,薛永宗屯据河侧,断二冠往来之路。事平,除中散,赐爵永康侯。“

从坞壁看宗主督护制在北魏的兴衰:既是粘合剂,也是解体的离心力

北魏的各族起义形式。迫使官府不得不依靠宗族势力

后来,明元帝永兴五年(413年),皇帝接受了汉族士人的建议,大赦天下,承认各地宗主的政治经济特权。于是,中原许多地区的汉族士人,也纷纷对北魏朝廷转变抵抗的态度,帮助北魏实行“文治”,加速了汉化的进程。宗主督护在客观上有助于北魏实现统一。

第二、北魏统治者承认现状,在草原游牧地区和中原汉族聚集区实行两套管理办法。和之前许多入主中原的民族一样,北魏带有鲜卑人部落性的传统。他们在一开始,也是在“自然进化”,将草原原有的游牧部落,限定在一个范围内继续从事游牧,并不强制农耕,实行的是一种领民酋长制度,而对中原的汉族聚集区,实行羁縻政策以图控制,并未在全国范围实施,维持了统一安定的局面。

这一点在《魏书·官氏志》中有所体现。太和十九年,孝文帝曾深有感慨地说: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无功贤之胤,混然未分。故官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可见由于封建化进程并不彻底,游牧部落,代人先祖未能向中原一样建立强大的宗法制度,反而日渐衰落,以至于“八国姓族难分”,北魏朝廷想要“辨其宗党,品举才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从坞壁看宗主督护制在北魏的兴衰:既是粘合剂,也是解体的离心力

北魏时期南北对峙图

由于鲜卑民族和羁縻地区制度上的差异,北魏在一开始并不完全依赖中原地区赋税,统治重心又偏北方,封建进程并未彻底,部落纳贡和军事掠夺也是收入的一部分,所以对中原地区的现状尚能接受。随着北魏开疆拓土,疆域扩大,原先试行宗主督护的今山西、河北地区范围逐渐扩大到山东、河南等地,宗主督护成为了北魏统治者顺应现状的自然选择,我们从之前《魏书》中“唯立宗主督护”一句中,可以看到执政者的务实态度。

三、孝文的尝试:铲坞壁,废督护,增加帝国凝聚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魏统治者发现宗主督护带来维持的安定局面很短暂,朝廷和宗主豪强之间争夺赋税和人口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随着地盘的逐渐扩大,北魏鲜卑贵族必须深入汉族士人聚集区实行统治,原有方式已经不再适合。其矛盾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宗主不由国家行政机构任命,并不严格受地方管辖。这些大小宗主根据封建宗法嫡长制原则一代代传承下去,有些宗主还可以兼任郡守、县令。这些宗主的私属领地形同割据势力。每个坞壁俨然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有首领、有秩序、有土地、有耕种,也有私兵,他们也非常团结,为宗族的荣誉和利益而战。道武帝时期,曾经发生过许多次官兵与坞壁之间的争端,宗族与朝廷为敌的局面已经形成,而且很难对付。地方豪强的势力恶性膨胀势必会危及统治者的利益。

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塑像

第二、原有的赋税制度“九品差调法”已经行不通,财政收入越来越少。九品差调法,就是把当时坞壁,和那些零零散散的自然户都算入赋调范围,分成九品,确定不同的定额,来征收赋调。这九品依据上上、上中、上下、中上等的品级按次序排列。朝廷规定了一个平均赋调定额,每一品在平均定额的基础上进行运算,确定本品的定额。其平均定额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朝廷赋调,规定为: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第二部分为州府外加,规定为帛一匹二丈。

表面看,上上户的定额要比下下户的定额高出五倍,负担重一些,下下户则轻得多。但是实际情况呢?由于坞壁和朝廷的对抗,朝廷根本无法统计坞壁内究竟有多少隐藏人口,有可能一户有几千几万人,而下等小户,往往都是三、五的自耕农,在制度特权下,宗主完全可以采取种种方法去逃脱赋调,并纵富督贫,避强侵弱,把一切负担转嫁到贫苦的自耕农身上。

北魏的历代君王,从明元帝、文成帝到后来的孝文帝,一直试图限制宗主庇护势力的无限膨胀,但收效甚微。但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时,情形完全不同了。他放眼望去,茫茫大魏疆土,被大大小小的坞壁堡垒分割,心如何不刺痛!于是从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开始,他主持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入的变革,用“三长制”代替宗主督护制。其具体措施为:

“五家立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三载亡愆则陟用,陟之一等。

安徽太湖文博园孝文皇帝塑像

孝文帝的这一举措,重建起了系统的基层乡里组织,鲜卑族阶级成分发生变化,占领良田的贵族成为了中原的封建领主,影响深远,实在是历史的进步。此外,他仿照汉制建了比较完善的官员考核制度,实行了官员薪俸制度,以前的宗主在自己的领地管理家族事务,现在有了官员的身份,领了薪水,其性质发生了转变,并且有考核奖励机制,三年没有大的过错就可以升官,这些措施实是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也为国家停滞不前的发展现状注入了一池活水。

四、历史,在进步倒退中徘徊:宗主督护的影响,完全消失了吗?

随着北魏封建化进程的加快,宗主督护制已经作古,但其影响力却并没有完全消散。孝文帝的改革必然触犯大多数宗族的利益,所以也必然有适度妥协,并依靠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宗主才能切实地执行下去。所以在上述名臣李冲“长取乡人强谨者”的话,强可以理解为势力强,谨可以理解为听话,愿意合作。大多数宗主完全可以变成新制度下的三长,还可以按三年无大过可以升迁的标准一路升官,真正被瓦解的是一些比较弱小的宗族势力。也正是这样,在北魏担任高官的大族们一开始纷纷反对改革,但不久后就乐于接受了新的身份,于是海晏河清,社会并未引起多大的动乱。

从坞壁看宗主督护制在北魏的兴衰:既是粘合剂,也是解体的离心力

李冲(450-498)北魏名臣,孝文帝器重和倚重的政治改革家

而那些曾担任高官,依靠宗族雄霸一方的势力,不仅在北魏末年仍然坚挺不衰,直到六七十年后,还依然存在。《北史·李灵附李元忠传》就记载:

“孝庄时,盗贼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还经南赵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绢千余匹。元忠唯受一匹,杀五牛以食之,遣奴为导,曰:“若逢贼,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贼皆舍避。及葛荣起,元忠率宗党作垒以自保,坐于大槲树下,前后斩违命者凡三百人。”

此时距离孝文改革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但李元忠的宗族势力依然强大,盗贼听到李元忠大名,无人敢犯。而青徐地区,依然保留着浓厚的尚武习气,以至于一个多世纪后的隋唐时期,农民起义的首领也有不少来自这里。

结语:

宗主督护制在北朝大约盛行了两个世纪,这种能令帝国解体的隐患看似不合理,其实它的产生和形成有着客观的社会和政治原因。了解了这些,我们便能理解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分裂割据的一些重要因素。历史在这里,走完了一个逐渐由贵族政治向中央集权过渡的过程,而往往没落的一股力量,势必要阻碍潮流,经历激烈的反扑和冲突。

北魏君主在过渡时期面临重重社会矛盾所采取的措施,主动践行改革以求延续,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宗主制带来的消极影响,但纵观历史,每逢变革必然导致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大洗牌,打破“强侵弱忍”而造成的约定俗成的”惯性规则“,由此引发种种阵痛,哪位改革家又能真正实施的周密而无漏洞呢?所以,北魏的几任贤明的君主,在不同时期社会矛盾的处理上,都有其值得称道之处,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良好模板。

参考资料:

《魏书·食货志》、《魏书·李冲传》、《魏书·高祖纪上》《北史·李灵传附李元忠传》《晋书·慕容儶载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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