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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飞龙 宋真宗是近代常被忽略甚至贬低的皇帝，其实他是中国历史上相当重要的帝王，对中华文明的贡献相当巨大，这里暂时不做过多探讨，以后会专门著文论述。“澶渊之盟”是宋真宗胸才大略一手导演的结果。随着近现代众多人对“澶渊之盟”的否定，“澶渊之盟”已成为“屈辱”的城下之盟。宋真宗的形象自然难以高大起来。尤其一些人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对宋真宗本人在“澶渊之盟”中的表现进行了丑化。许多讲“澶渊之盟”把主动、积极、英勇的宋真宗，完全塑造成被动、消极、懦弱的宋真宗。下文将着重的介绍一下宋真宗在历史上“澶渊之盟”的主导作用。 以往学者探讨“澶渊之盟”，往往只对“澶渊之盟”之时的历史进行分析，没有对“澶渊之盟”之前的史料做过多的关注与研究。所以难以阐述“澶渊之盟”的来龙去脉与前因后果。 宋真宗即位后极其勤政，史载：“帝自继位，每旦前御殿，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及请对官以次奏事，至辰后还宫进食，少时复出，御后殿视诸司事，或校阅军士武艺，日中而罢；夜则召仁厚儒臣询问得失，或至夜分还宫，率以为常。”虽然宋自建立时常与辽国发生大战，但这些战争都发生在辽境及河北边境，对广大的大部分宋朝人来说，宋朝实际已经是承平日久，大部分人民已经远离战乱之苦，宋代国力蒸蒸日上。 咸平四年（西元1001年），宋真宗到京城北郊观看农民种地，以表示对农业的重视。“都人望见乘舆，忭跃称万岁。”四十多年难得的和平时光对久经战乱的中国百姓们来说自然会由衷的从心里发出感谢之情。宰相吕蒙正看见欢呼的人群不禁说道：“车驾游幸，百姓欢呼如此，物情不可强致，盖陛下临御五年，务行仁恤，所以中外感悦。 ”宋真宗答道：“下民但不扰之，自然快乐。”吕蒙正又说：“今秋大稔，太平有象，时和年丰，即为上瑞。”宋真宗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朕以边事未宁，劳民供馈，盖不获已也，苟能选将练兵，驱攘戎寇，使不敢侵掠，则近边之民亦获安泰矣。” 河北人民难以安居乐业久受战乱之苦的问题已成为宋真宗的一块心病。“河朔之民，农桑失业，多闲田且成兵增倍”，一直令真宗闷闷不乐。宋真宗要解决这个心病，早已经明确了就是要痛击强敌，让其屈服，即“以战迫和”。 太宗去世后，真宗即位，宰相吕端曾劝真宗通过把太宗去世的消息向邻国辽朝告哀的方式传达与辽和好之意，后来何承矩又向真宗进言通过向辽朝的边臣转达宋朝和谈的意。但都被宋真宗断然拒绝。因为真宗认为和谈时机没到，不能硬要和好。真宗对着大臣们说：“朕以为诚未交通，不可强致。又念自古獯鬻为中原强敌，非怀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则犷悍之性，岂能柔服。此奏虽至，要未可信也。”宋真宗即位之初就已经强烈的认识到和平的前提是必需击败强敌，一味和平示好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 太宗时，宋太宗不仅举兵灭了辽国的属国北汉，还断然撕破两国和平条约，两次主动全力出击辽国。辽国虽然最后都是以胜利告终，但两次胜利也是惨胜，辽国自身损失惨重。辽史记载：“宋乘下太原之锐，以师围燕，继遣曹彬、杨继业等分道来伐。是两役也，辽亦岌岌乎殆哉！”自己的领土保受战争摧残与破坏。还被宋军略走寰、朔、云、应等数州百姓，数坐繁华城市为之一空。辽国本想趁胜对宋进行报复，但紧接着的两次报复行动又以惨败告终，旧仇未报又添新狠。辽国这股怨气始终未消。虽然太宗后来主动与辽和平示好，但自然难得到辽国的信任与谅解。 自宋真宗咸平到景德年间平均每两年就与辽国发生一次大战，这期间辽军四次大规模南下，宋二胜一负一平。宋虽占优，能成功抵制辽国的进攻，但始终难以解决辽国的侵扰与威胁。宋辽两国的军事实力不分上下，谁都没有绝对的实力。这样长期的消耗下去，对两国来说都是一种煎熬。对双方而言战而没有把握与能力胜，战更是难以在战争中捞得好处，而且付出极大的代价，得到的害处极多。继续战争对双方来说已经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停止这种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的争斗状态，迎来和平，难以避免的摆在了宋、辽两国决策层面前。中国历史上宋朝的头三任皇帝皆亲自上前线与强敌作战。“澶渊之盟”之前宋真宗早已经御驾亲征过。 宋真宗第一次亲征 咸平二年（999年），“九月癸未，枢密都承旨王继英以契丹入寇，请车驾北廵，上嘉纳之。丙戌，命继英驰传诣镇、定、高阳关路视行宫顿置，宣慰将士。”这条史料记载王继英进言劝真宗亲征，得到真宗皇帝的采纳与嘉奖，宋真宗已经做准备亲征了。 十月，京使柳开又上书进言真宗主张立即亲征：“臣愚乞陛下郊禋既毕，庆赏才行，五七日间，速起圣驾，径至镇州，躬御六师，奋扬威武，勿生迟疑之虑，勿听犹豫之谋，周世宗及我太祖、太宗近事，皆可法也。况陛下谅阴三年，礼无违者，复此顺动，其谁敢当！ 圣驾若过河北，契丹当自引退，四夷八蛮，无思不服，正在此举矣！”宋真宗亲征不仅是真宗自己的心愿也是许多大臣的心愿。不久宋真宗起程亲征，史载：“甲子，次大名府，上御铠甲于中军，枢密使王显、副使宋湜分押后阵，横亘数十里。”右司谏孙何言：“陛下摅人神之愤怒，悯河朔之生灵，爰御六师，亲幸澶、魏，天声一振，敌骑四逃。”这次亲征的结果是契丹逃窜，以胜利告终。史载：“范廷召等引兵追契丹，丁亥，至莫州东三十里，大破之，斩首万余级，获所掳老幼数千，鞍马兵仗不可胜纪，余众遁逃出境。”咸平三年（1000年）范廷召等遣使奏捷，群臣称贺。真宗作《喜捷诗》题于行宫壁，廷召以功加检校太傅，余将校恩赐有差。常山布衣窦翊上疏曰：“陛下念边民之失业，闵士卒之暴露，不恃万乘之尊，不深九重之居，冒犯严凝，亲幸河朔。选将训师，应机料敌，虽北面沿边戎兵已众，而复以禁军张其声援。蠢彼契丹，曷当天威，杀戮之余，逃窜无地。曾未再月，埽清边陲，中外欢呼，大小同庆。臣目睹凯旋，鼓舞增气，有以见陛下英断睿谋，天资成算者也。” 宋真宗第一次亲征，虽然以胜利结束，但并没有达到宋真宗的目的。此次亲征，一、辽国主力未到。二、辽军采取逃避行动。所以宋真宗并未实现痛击契丹，让其屈服，“使不敢侵掠”的效果。宋真宗在等待时机与辽军主力来一场大战，以实现“以战迫和”的意愿。 宋真宗拒绝辽国和谈美意，随着太祖、太宗两代皇帝开明政策的贯彻，中国休养生息各方面实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国力争争日上，契丹人十分恐惧中国的日益强大。中国毕竟是大国，人口、城市各个方面都绝对占优。如宋、辽两方同样损失10万士兵，对宋朝的影响远不如对辽国影响大。宋朝的恢复能力远强于辽国。这样消耗下去对辽国更不利。辽方和谈之意日渐迫切。咸平六年（1003），望都之战，真宗心腹爱将王继忠被俘更加坚定了真宗再次亲征完成痛击强敌的决心。“自望都之失利也，上日访御戎之策。或言杨嗣、杨延朗久戍边，练武事，遂询以谋略。”“自望都失利，上日访御戎之策，因合两府会议。若请合镇、定、高阳三路兵据冲要；或请令三路分兵扞御；或请以镇、定两路兵阵于州之北，又徙高阳兵于宁远军，仍别设奇兵于顺安军控扼，发强壮备城，弥缝其缺。上总览而裁定之。”真宗加强了军事部署，更加积极的进行军事准备。宋真宗再次强调：“今外敌岁为民患，既不能以德服，又不能以威制，使边民横被杀伤，骨肉离异，为人父母者，其得安乎！此朕所以必行也。”被俘的王继忠不仅未死还被辽国重用，并派人带了他的弓箭去找到石普，传达辽国和平信息，约定议和。《九朝编年备要》记载：“初，王继忠战败陷虏，虏授以官。继忠尝为虏言和好之利，至是虽大举深入，复遣李兴等以继忠书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达阙下，上览奏，以手诏谕继忠，继忠欲朝廷先遣使，上未许。”毕士安等曰：“近岁契丹归款者，皆言国中畏陛下神武，本朝雄富，常惧一旦举兵复幽州，故深入为寇。今既兵锋屡挫，又耻于自退，故因继忠以请，谅亦非妄。”毕士安等人认为契丹求和是很有诚意的，也是可信的，劝真宗考虑许和。 宋真宗明确拒绝道：“卿等所言，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无成请盟，固其宜也。然得请之后，必有邀求。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遗之货财，斯可也。所虑者，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则必须绝议，朕当治兵誓觽，躬行讨击耳。”宋真宗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拒绝与辽国和谈。因为他要等待时机，实现战而胜之，使辽国畏服，为和谈增加砝码，战具主动地位，这样才能使友好得以长久。“非怀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则犷悍之性，岂能柔服？”未完成威，怎能予德？轻易许和，不能制服契丹的犷悍之性，不能使契丹为心服，这样的和谈必然不能长久。真宗的雄才大略坚持主见再一次得到了强烈的印证。 宋真宗再次亲征 沈括《梦溪笔谈》：“景德中，河北用兵，车驾欲幸澶渊，中外之论不一，独寇忠愍赞成上意。”沈括这则记载除了时间有错误，澶渊之盟发生在景德初而不是景德中。独寇准赞成真宗之亲征意愿也是错误的。但沈括提出真宗提出亲征是正确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景德元年（1004）九月丁酉条记载：“丁酉，上谓辅臣曰：‘累得边奏，契丹已谋南侵。国家重兵多在河北，敌不可狃，朕当亲征决胜，卿等共议，何时可以进发？’”这则记载明确说明宋真宗是“澶渊之盟”亲征的发起者。现代学者研究澶渊之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对最重要一手珍贵史料视若无睹，而偏偏对一些漏洞百出的野史两眼放光充满虔诚。《宋史·真宗本纪》明确记载：“丁酉，召宰相议亲征。”《宋史·真宗本纪》虽然是元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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