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小镇的前街，也称为老街，被大小不一平整的石板铺就。下雨天，走的人多了，石板上附有一层薄薄的泥，赤脚走在上面，滑溜的稀泥从趾缝中挤出，有种痒痒的感觉。
穿过区公所那条巷巷儿，就从后街到了前街。百货站、理发店、文化站，还有亮伢子家的豆腐作坊都在老街上相向排列着。豆腐作坊对面的日杂店，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家里来客人了，父亲会拿出一块钱和一个用过的葡萄糖瓶子，叫我去打酒。高兴时甚至会拿出一块钱叫我们去买糖。一分钱一颗的苕麻糖用玻璃罐装着，放在店内的柜台上，散发着想象中的苕香味。我们兄弟三人踮着脚尖、抠着柜沿，吞着口水看着陈咕咚的奶奶，用一把木尺扒拉着从玻璃罐中抓出来的水果糖，“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在口中数着，然后用一张废旧报纸包好后递过来，我们找一处没人的地方，把报纸铺开，你一颗我一颗把糖分完后，心满意足地回家。路上，还时不时拍一拍装满水果糖的荷包儿。三十几颗水果糖，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比起区公所对面邓家勇伢子荷包儿里的炒苞谷米米，和隔壁汪家黑伢子荷包儿里的苕果果儿，在幼小的心灵里，虚荣心被灌得满满荡荡。
老街药铺似乎在豆腐作坊的隔壁。每次读书经过老街，远远就看见药铺门口的街沿上，摆放着大大小小的竹筛或簸箕，晾晒些根、皮、茎、仁、壳之类的药材，还有人坐在街沿上舂药。再走近些，一缕经过岁月沉淀后汇合而成的香气扑鼻而来。
坐堂的老中医应该是我同学大树伢子的爷爷。他长相啥样，我已无从记起，但仙风道骨的作派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端坐在圈椅里，面前的木桌上摆放着线装本的医书、号脉枕，写处方用的毛笔和砚台。一进药铺，就给人一种悬壶济世、仁术仁心的感觉。
清漆斑驳的柜台前，摆放着至少有一尺宽、一丈长的大长凳，供人等待之用。柜台上，常年摆放着捣药钵、木头做的镇纸、戥子秤、算盘和一叠包药用的黄裱纸。柜台里是整面墙的百眼橱，每个抽屉上都贴着药名标签，抽屉拉手被摩挲得油光发亮。橱顶是一排青花瓷药罐，均用红布封口，贴在罐体上的药名标签早已泛黄。整个药铺透着一股古朴雅静之气。
负责抓药的人是谁？我同样记不得了。反正他接过大树伢子爷爷手中的处方，往柜台上一放，再用被他把玩得几乎都有包浆的木镇纸压住处方的一角，按抓药的服数铺好黄裱纸，熟练地取下戥子秤，开始抓药。戥子秤小巧精致，计量单位能精确到“钱”。抓药时，他会先将秤盘倒置，用秤杆轻轻敲一敲盘底，抖落秤盘里残留的杂质，然后左手提秤向百眼橱走去，右手拉开抽屉，抓出所需的草药往秤盘里一放，秤砣早被左手划拉到所需剂量的星子上。我很惊奇每一味都称得那样准，秤杆不阴不旺刚刚好。遇到需捣碎的药时，他会把称好的药倒入捣药钵里，叮叮咣咣地捣几下后，捧着捣药钵将捣碎的药倒到铺好的黄裱纸上。等药抓齐后，他会再核对一遍，确认无误后，便将黄裱纸四角收拢，折成斗状，撴一撴，包成一个方棱出角的梯形，然后一包包码起来，再将处方放在药包上方封顶，扬手抓住吊在头顶线砣上的线头，顺手轻轻一悠，悠到所需长度后，横一道、竖一道绑好，再打一个便于提携的结。他把一捆药往旁边一推的同时，顺手拽过柜台一角的那架大算盘，噼哩哗啦地拨弄着算盘珠子算账。若是老主顾的话，会问一句：“还是记账？”
我去药铺抓药就长期记账，等父亲领到第二个月的工资后，再去抓药时就结清原先的欠账。父亲身体欠佳，家里长期弥漫着中草药的味道。父亲隔三岔五就会从《毛泽东选集》中拿出上次的药方，叫我们去药铺抓药。我们兄弟三人总是推三阻四不愿去，再近的距离，也会耽误我们弹珠珠儿、扇烟纸盖儿、吊丢儿的时间呀。父亲只好用威严的口气，命令兄弟其中一个去抓药。
我上小学二年级的那个暑假，地上像着了火一样，这种天气太适合晒干洋芋片儿了。母亲一人在家洗、切、焯，准备晒洋芋片儿的一切工序，只等父亲中午下班后，把焯好的洋芋片儿背到河坝，一片一片地铺在鹅卵石上晒干。中午，父亲回到家里，又从《毛泽东选集》中拿出药方，直截叫我去药铺抓药，这次我没推辞，顺从地接过药方出了门，没想到两个弟弟也跟在我屁股后面去了药铺，挨个跪在药铺的大长凳上，虔诚地看着别人抓药。
当我们兄弟三人提着药包，追追打打拐出区公所那个巷巷儿时，远远就看见我家那爿老式的板壁房子，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已经轰然倒塌，尘埃满天，母亲则站在街的对面，望着废墟，瑟瑟发抖。所幸，无人员伤亡。
所以，对老街药铺，我别有一种情怀。
（作者现供职于巫山农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