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John Clegg
尽管最近公众和学术界重新燃起了对奴隶制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讨论，然而学者们对资本主义的确切定义仍然莫衷一是。本文中，我首先清理了一些错误概念，并将辩论定位于它的源头——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我认为非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描述无法解释资本主义全球范围兴起这一关键社会转变，而马克思主义者的描述无法解释十九世纪发生于美国奴隶种植园的相似社会转变。于是，基于 Brenner 和 Wood 的早期工作，我展示了一个资本主义的通用模型，囊括并解释了南北战争前南方资本主义奴隶制的独特动力。
简介最近，公众和学术界都在热议奴隶制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现在大部分学者都同意，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奴隶制某种意义上是「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却几乎都避免去定义这一专业术语。此外，大家仍然不完全清楚以上论断的要害之所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仍有的一些意见分歧，无外乎是围绕着关于资本主义是否因其与奴隶制的联系而劣迹斑斑，这一规范性 ( normative ) 的问题。因此左翼历史学家在The Nation 中，将奴隶制描述为资本主义的「原罪」，而右倾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 Reason 中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与奴隶制没有共同之处 ( McCloskey 2018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派和学术派观点如今的观点貌似与之前的观点有一个反转互换。因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为美国奴隶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反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奴隶制是资本主义制度。
这场讨论兴起于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黑人马克思派）的讨论，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学院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重新讨论，到最近「资本主义新历史学家」对其再度讨论。这场讨论所经历的嬗变预示了这种反转互换的发生。在此过程中，术语、分析标准和规范标准都被改变了。本文中，我将首先通过清理一些错误概念来澄清这些标准，并将辩论定位于它的源头——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其次，我将论证，非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描述无法解释资本主义全球范围兴起这一关键社会转变，而马克思主义者的描述无法解释十九世纪发生于美国奴隶种植园的相似社会转变。最后，我将建立一个资本主义通用模型，这个模型不仅能纳入南北战争前奴隶制的特性，还能解释这些特性。
首先要提出的是，针对资本主义和奴隶制之间关系有两个泾渭分明的辩论，而二者经常被一些当代评论家混淆起来。所谓的「 Williams 辩论」，强调了奴隶制对英国资本主义（早期）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的贡献。虽然这种观点在马克思和其他学者的作品中出现过，但这个辩论的出现是由于 Eric Williams 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 1944 )。作者认为，奴隶贸易（于加勒比地区独家经营的奴隶市场）和奴隶蔗糖种植是18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石。最近，关于奴隶棉花种植对19世纪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贡献，也吸引了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积极参与讨论。
1944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曾经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激辩
我想在本文中提出第二个辩论主题：「新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奴隶制是否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以 Eugene Genovese 的名义，我将这一讨论主题命名为「 Genovese 讨论」。Eugene Genovese 是目前为止第一个论断南北战争前南方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学家。Genovese 的论断一提出便被经济历史学家抨击，他们提出的新证据表明南北战争前奴隶种植不仅具有高额利润，而且还具备相当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动力。
两个辩论不仅广泛地涉及到多个不同路线（由地域、学科和领域划分），而且它们各自独立：一个人在这一讨论中的立场与他在另一讨论中的立场互不关联。我们可以完全相信，正如 Williams 本人也可能相信，就算不将加勒比地区奴隶社会归类于「资本主义社会」，加勒比地区的奴隶制度对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也至关重要。我们也可能跟 Gavin Wright 一样认为，美国奴隶种植园就是完全的资本主义模式，但并不意味着奴隶种植园对北方州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一些当代评论家有时将这些讨论合二为一，导致他们经常把与这一讨论对应的证据和含义混淆为与另一讨论对应的证据和含义。
第二个误区涉及马克思本人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在以上两个讨论中的意见。这两个讨论都可追溯到马克思本人对奴隶制和资本主义时而模棱两可的讨论，黑人马克思主义者于二十世纪30年代对这一问题展开了重新讨论。尽管评论家和两次辩论的参与者并不总是很清楚这种传承，但是在第二个辩论中，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尤为模糊。虽然 Williams 刻意淡化了马克思对他思想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 Williams 的导师，即 C.L.R James），但 Genovese 仍将自己标榜为马克思主义者。Genovese 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历史学家 Robert Fogel（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讨论中 Genovese 的主要对手），都在共产党中受过教育。现在，Genovese认为奴隶制是「前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被广泛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正统 ( Johnson 2004; Huston 2019 )，但他自己却认为这一观点是对正统的一种「批判」 ( Genovese 1971 )。实际上，在那场讨论中，是 Fogel 而不是 Genovese一直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作辩护。
Williams 正确指出的是，马克思本人总是提及加勒比地区和北美洲的奴隶制对英国工业发展有积极贡献。马克思在其第一本独创著作《哲学的贫困》中提到：「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 Marx 1913)并在他最后出版的著作《资本论》的末尾写道：「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 Marx 1971, 803 )。然而与 Gevovese 意见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美国19世纪奴隶制并不是父权家长制生产模式或封建制生产模式的残余，而是彻底资本主义的制度。马克思频频把19世纪奴隶主称为「资本家」( Marx 1971,260; 2010,197; 1973,513)，并强调我们「并不仅是将美国种植园主称作资本家，而他们本身就是资本家」( Marx 1973,513 )。他同样将美国南方的奴隶种植园称作「资本主义条件主导」的地方 ( Marx 1981, 940 )，也提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已经出现」( Marx 1968,303 )。
在 Genovese 之前，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和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作家都认为奴隶种植园即是资本主义制度。然而，Genovese 构想的前身出现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著作中，他的开始论证蓄奴的南方具有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混合体制」。若干因素貌似加强了这一构想，这些因素包括列宁和斯大林有关奴隶制的著作所造成的影响，「人民阵线」策略的政治急需，和（我将在下一节讨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有时把资本主义制度与自由的雇佣劳动力挂钩起来这一倾向。然而，必须提到的是，这种对奴隶制的资本主义本质的质疑，当时被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否决了，特别是黑人马克思主义者如 C.L.R James ( 1938) 和 W.E.B Du Bois (1935 )。
C.L.R James, 著名特立尼达裔文化历史学家与理论家/ 来源：libcom.org
本文剩余部分，我将以实证和分析的角度，为 James 和 Du Bois 的解释做出辩护，并提出一种方法，将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本主义概念和美国奴隶制资本主义特性的新证据协调一致后，再重新阐述。但我想通过对比这些讨论中的规范性的与政治的重要性，来总结这一节。对于马克思、James 和 Du Bois 来说，强调奴隶制资本主义特性的规范含义在于，它洞见了什么是资本主义，和为什么它应该被推翻 ( Zimmerman 2016 )。与之相比，Fogel 和其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经济历史学家都反对 Genovese，他们认为种植园奴隶制确实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此时他们并不是想借此来批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反而认为资本主义是道德中性的，它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资本主义的道德进步需要自由主义权利与市场自由的共同加持。对于 James 和 Du Bois 来说，承认美国和加勒比地区奴隶制的的资本主义特性同样意味着，奴隶的抵抗运动（在海地革命和美国内战中）为时下的工人运动埋下伏笔。他们观点的重点不仅在于奴隶的自我解放可以鼓舞其他寻求自由的人们，还在于这些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而又大相径庭的运动实际上都在抵抗同一件事物：资本主义。这些思想现在都几乎被遗忘了，因为大家不再关注政治表述和政治可能性，转而以一种基本上是道德顾虑的角度，来研究奴隶制的邪恶是如何仍然遗留于现代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中的 ( Desmond 2019 )。
如果说讨论中的规范标准近些年来有所降低的话，那分析标准几乎降为了零。在之前参与讨论的大部分人，根据对南北战争前经济的实证研究，都尝试着厘清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因为这样做有可能提高我们对资本主义和奴隶制的理解。他们问到，资本主义概念是否有助于解释美国奴隶制的独特动力，甚至解释它的历史演进、持续和最终消亡？还有那段历史对资本主义概念能揭示什么？这些灵感似乎被研究资本主义的新历史学家无视了，他们关注点在于残酷的史实，而故意回避了「理论定义」。
初睹 Genovese 讨论，我们觉得不及 Williams 讨论有趣，因其似乎囿于术语讨论。采用众多资本主义的定义中的哪一个定义，会决定我们得出什么样的答案，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在意奴隶制是否应归类为资本主义制度范畴呢？事实上，多个合理的（但互相矛盾的）定义的存在，会将我们引向进一步探讨「资本主义」的概念是否有用于历史现象的实证研究，或这种概念是否仅是学术论文中表明政治倾向的陈词滥调。
或许正因以上原因，资本主义新历史学家一直迟于定义他们的研究对象。确实，Genovese 讨论具有定义不一致的特点，参与者经常发现自己和别人各说各话。根据这一辩论，或根据历史、社科等方面的文献，我们可以粗略地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三个重叠概念：
1. 形式定义：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目标一般趋向为交易和获取货币利润。2. 结构性定义：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归资产阶层私有，基层生产者必须向资产阶层售卖劳动力。3. 社会性定义：资本主义社会中，精英人士和组织团体具有资产阶级文化和资本主义理念，可多方面描述为「节省」、「理智」、「算计」和「逐利」。
然而上面这些定义的区别并不仅限于术语上，因为这三个定义与三个讨论资本主义的理论方法相关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社会学 ( Dobb 1963 )。因为三个定义与这些理论方法并不是一一对应，所以厘清这些关系有些难度：主流经济学家仅倾向于「定义1」，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定义1」和「定义2」，韦伯主义者大体上倾向于「定义1」、「定义2」和「定义3」。此外，个体理论家有时候把定义和理论交错起来。比如，Genovese 最初认同马克思主义者观点：根据「定义1」和「定义2」，南方奴隶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当经济历史学家（仅倾向于「定义1」）说服 Genovese 奴隶制具有高利润的和高经济效率的，他便跳到了韦伯主义观点：根据「定义3」，南方奴隶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
这些理论，不仅仅为了维护自己归类模型的老生常谈。每个理论都不仅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还对「资本主义从哪里来」提供了答案。它们不仅是分类层面的，而且是阐述层面的。而它们的解释经常隐含在它对应的定义之中。例如，「定义2」和「定义3」更少被视为一个独立定义，而更多被视为「定义1」的简单解释，因为2、3都似乎主要是在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形式属性。因此，它们可以为「历史性阐述」提供基础：准确描述资本主义扎根的条件。这些阐述对于资本主义概念的自洽性至关重要，因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形式（根据相关性和地理位置来定义），更是社会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独特的阶段。
那么，资本主义概念对研究来说是否有用？社会科学家可能会对如此难定义的概念心存质疑，历史学家对固定历史周期和起源故事也可能提出怀疑。但有一点必须清楚：资本主义理论是最早出现的社会科学理论，虽然这一点饱受争议，但它的确是为了理解历史快速转变而出现的（历史转变进程如此之快，以至于很多变化都还在理论家的鲜活记忆中）。这些变化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它们经常被称作为「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许多第一批社会科学家（比如斯密、马克思和韦伯）的共同点在于，他们认为人类近期社会经历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转变：从永恒而具有周期性的传统社会到经济动态增长和技术持续革命的社会。他们的观点，虽然在他们的形式定义方面显得不那么清晰，但已被系统考古学文献依据所证实。《图1》展示了 Angus Maddison 的曲棍球杆图，展示了从经济停滞期到生产力持续增长期的剧烈转变。尽管没有任何分期方法是完美的、没有任何溯源是完备的，但人类社会的一些基础形式在过去的200年里确实转变了。资本主义理论是最早的，也是最适合的解释以上转变的理论。
图1，公元1000-2015年，5个国家的国内人均生产总值 /来源：CORE 2017, Maddison Project's data
然而，以上提到的三个资本主义的定义用于解释这种转变时，有效性并不对等。我们可以通过关联下列理论简明地概括性描述资本主义起源：斯密式的描述指向一种半普世的心理倾向，如「运输、交换和交易」，也指向因高效率而不可避免的市场扩张；马克思主义描述中，生活资料的直接（非市场化的）获取手段被消灭，迫使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出卖自己的产出和劳力；韦伯主义描述中，「新教思想精神」的传播，解释了「定义3」中的资本主义模式。
由于斯密式的描述诉诸对市场和人类心理方面的所谓永恒的真理，因此它难以解释为什么在99.999%的人类历史中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制度。相反，韦伯主义的描述，因为诉诸特定社会环境或人类心理（新教），所以难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扩张到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包括非基督教国家如日本、中国和印度，如《图1》所展示）。没有任何社会文化和人类心理模式可以区分出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显然不是讨论重点，韦伯在后期工作中也意识到了重点：资本主义社会自身需要一个精准阐述。
韦伯对自己早期态度的批评值得全文列出，因为它澄清了结构性定义即「定义2」，可以同时阐述形式定义（「定义1」）和社会性定义（「定义3」）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特性。
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资本主义——的情况也同样如此。获利的冲动，追求最大可能数值的货币收益，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可以说，世间的所有国家、所有时代、所有条件下的所有人，不论有没有客观的可能性，全都会抱有同样的冲动。在文化史的入门课中就应当告诉人们，必须彻底摈弃这种对资本主义的粗陋看法。对利润的贪得无厌根本就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无理性冲动的一种抑制，至少也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不过，资本主义就意味着依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手段去追求利润，而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因为资本主义必须如此：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一个单独的资本主义企业若不利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润，那就只有绝路一条。
马克斯 · 韦伯
这里韦伯所提到的机制，实际上是一种竞争性选择，是我们下面讨论的重点。现在有必要指出结构性因素（而不是文化性或者心理上的因素）同样有助于阐述《图1》中的「曲棍球杆」式爆发。因为找出结构性转变可印证资本主义社会（如存在于全球所有不同文化中的市场化生产和利润掌控）行为特性的全球通用模式，同样，也印证了这种模式很难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找到这一事实。
但是，斯密式描述和（经典）韦伯主义描述与《图1》仍然存在矛盾，正如《图2》对马克思主义描述提出了挑战。目前为止，描述取决于结构性定义即「定义2」，认定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要素。因为虽然马克思自己坚持种植园奴隶制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根据「定义2」奴隶制是非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标准的结构性描述对于以下问题也同样无法解释：为什么棉花种植园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如《图2》）明显高于同时期的英国的棉花工厂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因为经济历史学家已经发现19世纪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地区收入 ( GDP )，比英国地区增长得更快，所以《图2》的数据不是一个特例。
图2，1801-1862年，农业生产总人口中，奴隶生产的人均棉花捆数 /来源：Olmstead and Rhode ( 2010 )
接下来我将论证，相较于抛弃马克思主义者依照上面证据对于资本主义的描述，我们更应该抛弃雇佣劳动在描述中的这种特殊地位。因此，基于 Robert Brenner 和 Ellen Meikins Wood 的标志性工作，我将构建一个资本主义结构性理论，它不考虑劳动力商品化的具体形式。一方面，这种修正后的描述可避免声称南北战争前奴隶制是一种「混合」生产模式（该模式从属于资本主义，但却不是资本主义），这是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们经常出现的误解；另一方面，可使我们避免去漫谈斯密和（早期）韦伯在心理方面和文化方面的描述性的（且有时幼稚的）理论，而这是一些资本主义新历史学家的做法。
资本主义再定义
我将在下文中提出的资本主义再定义，大量引用了 Robert Brenner 和 Ellen Meiksins Wood 关于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研究成果。Brenner-Wood 模型被批评者 ( Anievas 和 Nisancioglu 2014 ) 和支持者 ( Post 2011) 都解读为「奴隶制不是资本主义」的观点。然而，我将论证，经过一些修正后，这个模型不仅与美国奴隶制的资本主义特性一致，还能够做出合理解释。
这是因为 Brenner-Wood 模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的形式结构提供了行为学 ( behavioral ) 意义上的微观基础，而同时又避免了将这些行为自然化或者普遍化。它提供了一个有限度的自主性 ( agency ) 模型，该模型中关于文化和个人心理的描述不会与社会结构性解释相抵触，而是嵌套在后者之中 ( Chibber 2017 )。这使得我们能将前文中关于资本主义的形式定义、社会性定义和结构性定义这三种定义予以重新表述、重新整理和澄清。在这里的重新表述中，以上每一种定义对应一个不同的单一阐述层级，而这种层次结构原则上适用于所有生产模式：形式定义对应表层——即表面范畴和总体模式；结构性定义对应基础层——生产方式的最初动力；社会性定义对应着中介两者的中间层。
通过这种多层模型，我修正了资本主义的形式定义，使其包含了《图1》所示的发展模型。通过突出货币在资本主义时代全球社会媒介的中心地位，我强调了生产并不只是为了收益，而更重要的是为了货币利润。因为之前 Brenner 和 Wood 将这些资本主义制度的形式特性定位为资本主义结构理论中的「待解释之物」( explanandum ) 而不是「解释的出发点」( explanans )，他们成功避免了将这些形式特征误认为是为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大体上表现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和逐利动机的主导地位，这些模型仅在长时间跨度和大范围内适用，而实际情况中总是有例外。
在解释层级的更深一层，Brenner 和 Wood 通过聚焦生产者的行为（在他们的模型中包括：自耕农、自营业主、雇佣劳工和资本家），阐述了受制于结构性约束的经济行为，从而修正了对资本主义文化和心理的社会学性的描述。从这种约束中出现了一些被称为「再生产法则」( rules of reproduction ) 的行为关键模式。这种模式可能被设想为一种传输机制，通过这种机制，结构层塑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模式。重要的是，这种机制避免了我们落入仅仅列举可能并不是根本因素的资本主义文化关联这种陷阱，同时，也规避了将资本主义认定为一个模糊整体的风险。在我对这个层级的描述中，我将 Brenner 和 Wood 所说的雇佣劳动市场替换为劳动力对资本家的从属性（无论是出于自由意志还是奴役）这一综合概念。然而，我未修改他们对资本主义「再生产法则」的描述，（下文可见）这个概念在解释整个模型的过程中起到了最大的作用，我也认为它可以准确洞悉南北战争前奴隶主的行为。
最后，Brenner 和 Wood 修正了结构性定义，这是通过把他们所称的「市场依赖性」( market dependence ) 作为资本主义的最终基础，而不是私人所有制或者雇佣劳动。在 Brenner-Wood 模型中，正如我们所知，市场交换和以利润为目标的生产，这两个形式特性不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结果（我们总可以找到例外），同样，他们也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充分条件。在绝大部分已知社会中，市场都存在；一旦市场存在，就有赚取利润的机会。然而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者是依赖于市场的，这是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数人无法通过直接手段（不以市场为媒介）获取生活资料。在我对 Brenner-Wood 模型的重建过程中，我强调它的另一方面：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必须完全经由市场渠道才能获取，这会迫使生产不得不响应市场信号。
在 Brenner-Wood 模型中，结构层（ Brenner 和 Wood 称之为「社会财产关系」）和社会层（「再生产法则」）之间的主要联系，在于市场竞争通过市场依赖性强加于生产者的选择压力。依赖于市场的生产者不仅被逼售卖他们全部产出（而不是仅仅售卖剩余产品，正如农民数千年来的那样），同时被逼以有竞争力的成本来生产产品。因为如果任何生产者研究出新方法来削减成本，那么产出价格必定会下降，投入价格可能会上升。如此，其他生产者便无法支付投入价格（包括土地和资本），除非他们也研究出了新方法来削减成本。市场竞争通过淘汰高成本生产者，来限定生产指导者所使用的再生产策略。Brunner 和 Wood 将资本主义「再生产法则」最终定义为：专业化（资源集中于最高货币收益的产品）、革新（研发和使用新工具从而使成本相对价格最小化）和积累（将利润重新投入产出最高收益的领域）。
总而言之，我对 Brenner-Wood 模型的修订版包含以下几个解释的层级：The formal level (“developmental patterns”):a. 生产追逐货币利润，
b. 快速的技术进步，
c. 持续增长的生产力。
这是由于：
The sociological level (“rules of reproduction”):工人对资本家的从属性和公司的竞争压力导致：
a. 专业化（资源集中于最高收益的产品），
b. 革新（研发和使用最高效率的工具），
c. 积累（将剩余价值再投入生产）。
而这又是由于：
The structural level (“social property relations”):生活资料获取直接手段（非市场的）被彻底消灭，可分配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的市场的扩张（受商业法律和信贷法律支持）。
重要的是，尽管 Brenner 和 Wood 在他们对转变的历史性描述中，重点强调了现代初期英格兰地区雇佣劳动的增长，他们在对资本主义「再生产法则」的描述中突出体现了雇佣劳动市场的动力，但在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在最深层级是什么？」的描述中，雇佣劳动并不重要。因为对于 Brenner 和 Wood 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级结构仅仅是根据投入生产的个人或机构的市场依赖性来决定的，无论他们是自耕农、自营业主、雇佣劳工，还是（可能是在他们的模型中最重要的）资本家自身。此外，他们描述16世纪英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时，指出它的发展模式可以辨认为是资本主义式的，而当时主要动力是佃户和地主，而不是雇主和雇工。因此，大体来说 Brenner-Wood 资本主义模型可适用于非基于雇佣劳动上的生产模式。在下文中，我将论证这个模型适用于19世纪美国奴隶制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