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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之际，改朝换代，社会动乱，一大批在朝的官吏或在野的士绅选择了自杀来表达自己的道德信仰以及对明王朝的忠诚。除了采取自杀殉国的方式外，活下来的知识分子所选择的道路也并不是平静顺利的。与自杀殉国的倪元璐和起兵抵抗的黄道周不同，王铎则选择了投降。
在投降满清的明朝官僚士大夫中，不乏精通书法者，于是晚明的书法风格便随着这些人的改换门庭又延续到了清朝。王铎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代表人物。 王铎(1592- 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十樵，又号痴仙道人，别署烟潭渔史，孟津(今属河南省)人。因此，人亦称他王孟津。王铎明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考授翰林院庶吉士，累官礼部尚书。 崇祯年间，天下大乱，他常闲居乡里，或以书画自遣，或协助地方官员赈灾济困。北京陷落，崇祯自绕身死，王铎到南京拥立福王为帝，建立南明小朝廷，并推为东阁大学士。次年南京被清兵攻破，他与福王一同成了阶下囚。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王铎被迫降清，此时他是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因而是当时降清的明朝官员中职务最高者之一。作为内阁成员，他与赵之龙、钱谦益一道率数百官员在南京开城迎接多铎。更因其弟已先此降清，王铎受到多铎的礼待并随其前往北京。 清顺治六年(1649年)正月，王铎被命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充明吏副总裁；同年，又授礼部左侍郎，充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十月，加太子少保;清顺治八年晋少保品位。这一年他向西南旅行，途经陕西汉中，由栈道人川，游历了峨眉山。十二月初六，又经裕州返回孟津老家，因长途颠簸，王铎身染重疾而卧床不起。 清顺治九年三月四日，朝廷又授王铎为礼部尚书，据推断王铎尚未知道这一任命，就已于三月十八日卒于里第，年六十一岁。死后，清廷赠大保，溢文宗。王铎在清朝为官的七年间，几乎无所作为。《清史列传》中仅记载着两件事情。一是三月上疏朝廷，请求“幸学释奠”、“修葺圣庙”，仍照例调衍圣公及“四姓博士”赴京陪祀。即劝告皇帝要行孔孟之道，实行有关遵孔的旧例。二是四月受皇帝命祭告西岳华山。 晚年王铎的命运是凄凉寂寞的，因为作为明朝的亡国遗老，他是得不到清朝统治者重用的，任用他们不过是为收拢人心。 清初期的高压政策，使惯于直言的王铎只好保持缄默，将内心世界层层遮掩封闭起来。他的故国失去了，他在弘光朝的政治生涯还蒙着灰色的暗影，留下了耻辱的回忆。他的父母和同甘共苦的妻子早已逝去，身为“贰臣”，他已无任何前途而言，甚至对于死也充满惶恐，他死前“遗命用布素硷，垄上无得封树”。他的墓至 今不知葬于何处。功名利禄，家业国事，皆飘忽不定。除却声色之外，他只有以诗文、书画自娱。其书法艺术也经历了日趋成熟的过程，并成为他表现性情、平衡心态的主要寄托。 王铎自幼学书，从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人手，自称，"( 圣教》之断者，余年十五，钻精习之”。在此基础上，又广采博收，尤其对“二王”和米带的书风进行了深人学习和领悟，并以此作为自己实践的起点和归宿。王铎在《临古帖》中说“予书何足重，但从事斯道数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故书古帖如登霍华，自觉力有不逮。假年苦学或有进步耳。他日当为亲家再书，以验所造如何。”可见，他对于古帖所下的功夫之深。他曾说:“⋯⋯不深学，不久从事，多嗜今。今易古难，今浅古深，今平古奇，今易晓古难喻。皆不学之故也。”(《谈古帖) ) ) 从这些言谈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学古人书法的努力程度。他学古又特别强调“宗晋”，他说“书不宗晋，终如野道”(《观宋拓淳化贴》)。由于到了明代末年，古人墨迹已经稀如星凤，得真迹极难，所以王铎学习书法，也多是临写刻贴。他得力最多的是《宋拓淳化阁帖》，他自己甚至说:“《淳化》、《圣教》、《褚兰亭》，予寝处焉!”从他留下的大量临写作品中，也可证明这一点。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铎的书法开创出了魏晋以来书法美的新领域。他在“二王”的中和之美外建立起一个与之相联相通、但又截然相反的书法艺术形象— 雄强姿势之美。 王铎自我总结说：“吾临帖善于使转，虽无他长，能转则不落野道矣。”凭这种高超技艺书写出摇曳多姿的线条形态，形成急促多变的转折。加上敬侧的笔势，律动异常的韧线变化，势必产生震荡起伏、雄强壮美的艺术效果。这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性格有关。他虽然不得已做了贰臣，但在内心深处的痛楚是不会消除的，这种感情很难用言语文字来表达，而用书法这种看似抽象的形式来抒情，则可宣泄得淋漓尽致。因此，王铎的书法就不仅仅是艺术上的力矫晚明的柔媚萎靡书风了。他是要用书法这种艺术语言来表明他对人生社会的无可奈何和他性格的奇崛与莱鹜。 王铎诸体悉备，尤精楷书擅长行草。他传世的行草书作品最多，楷书则较为少见。刻为丛帖的主要有《拟山园帖》、《琅华馆帖》、《龟龙馆帖》、<弘月馆帖》。其中以《琅华馆帖》最为完整。王铎的行草书笔力雄健，很注意节奏，他在处理行笔时方圆、轻重、徐速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在结体布局方面敬斜借让，疏密相间，放纵开合，风彩动人，俊迈而有逸气。他最善于从不平衡中求平衡，从险奇里得和谐。 王铎在世时，他的书法曾有过很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在北方更显著。时人倪后瞻曾这样记载和评价他： 学二王草书，其字以力为主，淋漓满志，所谓能解章法者是也。北京及山东、西、秦、豫五省，凡学书者，以为宗主⋯⋯询北方之学哉。 但在王铎身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书法却没有得到与其成就相应的重视和评价，甚至在清代前期的书学论著中提到他的都不多。王铎的命运与元代的赵孟頫一样，都是因为做了“贰臣”，致使其艺术成就在后人心目中也大打折扣。康熙年间，因皇帝喜好董其昌书法，董书风靡海内，论书者多以董为尊，王铎书风更是鲜有人道及。乾、嘉以后，碑学大兴，书家兴趣皆在汉、魏、南北朝碑刻，王铎书法虽有强烈个性，但亦属帖学范围，因此与多数明代书家一样几乎被遗忘。 直到清末碑派书法充分发展，书家追求个性，崇尚骨力，王铎书法才渐受重视。先是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中称王铎胜于董其昌，其后吴昌硕对王铎的草书更是称赞至极，誉为“有明书法推第一，屈指匹敌空坤维”。总之，王铎的书法在明清之际的书坛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并且影响了一批书家，对清初书坛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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