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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点击以上“张明儿”关注我，获取更多内容 新市古镇的灿烂宗教文化 作者：张明儿 研究新市文化的人都知道，古新市仅两平方里左右的地方，居然是“儒、道、释、耶”“四教”的一片神土，庙堂丛密，寺院林立，观宫错落，宗教文化做得深入极致，成为周边方圆百里之内的标杆，迄今已成为浙北地区最有特色的一宗“四教”神秘文化的历史遗产。新市之所以能在历史上具备如此崇高的知名度，在周边发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个人以为，它的最大内涵在于宗教文化的“做强做大”。可以毫无夸张地说，它所形成的宗教综合文化成就，在浙北，乃至与周边同类古镇相比，是无出其右的。 本文所涉的“儒、道、释、耶”“四教”概念，是指“儒教、道教、佛教、耶稣教”四大教。这四大教几乎囊括了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民间宗教信仰的最重要内容。儒教是孔子开创的学派，它作为中国主流思想体系而占据着重要地位。道教是中国古老“黄老道”宗教，“黄”指黄帝，“老”指老子（名李耳）。“黄老”也称“黄老道”，是东周时期神仙家们依据《老子》（又称《道德经》）《庄子》（又称《南华经》）《列子》（又称《冲虚经》）三本书总结提炼，又经过历史演变才构成的。佛教是起源于古印度（今尼泊尔境内），它是亚洲地区重要的宗教，约在“两汉”时期便已传入中国。耶稣教起源于中东地区，是西方最大的宗教（又分天主教与基督教），约在唐朝时期传入中国。 作为中国主导地位的儒教，对新市的影响，可谓透心彻骨，深远博大。儒教在新市立足，当应以东晋时期为“朱泗”立“土谷神祠”之时为起始标志，这一年是公元324年，为晋明帝太宁二年。祠堂是最典型的儒家文化场所，儒家的礼乐文化，祭祀礼仪占了很大的比重，分祭天、祭祖、祭圣三部分，祠堂是祖先的神灵所聚之地，为“朱泗”立“土谷神祠”，更多的是“祭圣”意义，朝廷通过这一立祠形式，让百姓在纪念圣贤之中，唤起每一个人的家国情怀。 古镇新市的“土谷神祠”，确立朱泗为“土主之神”，其意义也非常大。一是朱泗生前完成了对新市治水工程的建设，福泽万代。二是在保家卫国中成为一名民族英雄，受到朝廷嘉奖与封谥，理应让他成为永享庙食之神。令人惊诧的是，这座神祠，后来发展成庙堂，后来又出现“一神三庙”的宏大规模，再后来成为新市“烧香市”的源头，至今转变成为“新市蚕花庙会”。从东晋至今近一千七百年中，祭祀活动从未间断，形成了一场跨时悠久、愈演愈烈且规模盛况的先贤祭祀活动。 说到儒教，不得不提起曾经担任过南宋丞相要职吴潜的父亲——吴柔胜，他是一位极力推行儒学新理念的学者，是一位饱学之士。懂得“教育立人”这个道理，有着强烈的“开教育先风”的梦想，这一理念后来在吴潜生涯里得到全面实践。新市南宋“履斋书院”的成功开办，是儒教思想在民间的一次成功实践。 道教文化对新市的影响也非常巨大，它与儒教文化交相辉映，在新市这块土地上结出累累硕果。新市道教文化引入比较早，应该是从湖州传入本地。在南北朝，由于本地出现了当年道家代表人物陆修静，便让新市一时成为道家圣地，本地流传的“仙潭”传说，是描述陆修静筑屋读书、修道养性、最后羽化为仙的故事，成为千古美谈，后来“仙潭”一词成为新市的千古代名。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道家学者，后人造了“陆仙祠”。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这座祠几经毁灭又重立修造，现今已迁至新市著名风景区——陈家潭南岸，成为新市一景，供后人瞻仰怀念。 新市的道教文化最典型的是，表现在对新市形势格局的理解与城建布局建筑上的体现。这里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用道家理念来解读新市地形，称为“龟形十八块”。作为“龟”，长生不老，低调处世，是道家追求的境界，乌龟的不食而息，绵绵长存，也是道家梦寐以求的养生方式。道家供奉的天神——真武大帝，后来化腑脏为龟蛇两将。所以，让新市地形成为“龟”形，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人来此生活、修道，并纳于道家之门，从而也筑好了道家传道的良好平台与基础。 二、用道学名字来命名桥梁、街弄、景观，让新市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道教迷纱。桥梁有：望仙桥，驾仙桥，会仙桥、通仙桥、透仙桥、玄武桥、朱雀桥、白虎桥、青龙桥、启龙桥、伏龙桥、曜龙桥。街巷有：北平路、西安街、东升街，南昌街等。景观主要有“三潭九井”，三潭被命名为“仙潭、神驾潭、曜龙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潭”寓有生生不息之意。“九井”是指新市古井中，与天象“北斗九星”相对应的图形，让一个古镇牢牢锁定在道教的文化掌控之中。 佛教是继儒教与道教之后，进入到新市的一个重要宗教门类。历史上新市佛教寺院众多，其中最大最早的，当以唐朝时期从武康迁入的“大唐兴善寺”（后改“觉海寺”）为先，其次是吴越国时期的“双塔寺”（即“慧通寺”）和“明因寺”（又称“南寺”）。三寺继立，宏筑伟列，成为五代十国以后、方圆百里长盛不衰的百姓宗教活动场所。 “觉海寺”建于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由新市人钟思染出资所建，先用“大唐兴善寺”之名。以后的两百年中，寺院多次毁焚，又多次重建、扩建，到北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才正式有“觉海禅寺”之名，当时的觉海寺，可谓 “规制宏广，冠邑诸刹”，大殿宏宇壮观，菩萨诸像高大威仪。清咸丰十年，又因大火焚毁，里面的阁、堂、坊、楼精巧的建筑都毁于大火，光绪年间虽有部分重修，但已风光不再，此寺迄今尚存。
新市的“双塔寺”是历史上吴越国王钦建。后晋天福年间（公元936年——947年），吴越国王钱镠的儿子钱元瓘选址在新市“镇西关”的“马公桥”迤西处建了一座“双塔寺”，此寺因为门前建有两座塔形建筑，故名。后改名为“慧通寺”，之后寺毁。明朝永乐年间，有一位叫古愚的僧人，在北栅菩萨桥之南，积善桥之北处，买到了南宋丞相吴潜的祖基，重新建寺，恢复旧的匾额名称：“慧通寺”。寺院恢宏，有三门佛殿，上挂榜匾：“仙潭第一山”。此寺于明朝嘉靖年间（公元1521年——1566年）被盗僧烧毁，后湮灭。
新市“明因寺”也是吴越国时期所建，当时由一位担任“余杭令”的新市人章靖把祖宅改建成为寺院，公元1068年才正式定名为“明因寺”，民间俗呼为“南寺”，位于果山西北处。明朝时，僧人有几次进行了改扩建，后因年久失修而破败。到了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由僧人进行全面重修，至乾隆时，此地竹影婆娑，葱篁翠绿，已成古镇第二大寺，蔚然一大胜景，当时有人将此寺改名为“鸣因寺”。此寺历受战争与贼寇拆毁之祸，又屡次修复，上世纪中叶被彻底拆除。
新市“耶稣教”（分“天主教”和“基督教”）从历史书籍记载考证，应该是1906年进入新市。《新市镇新志》十六卷“社会风俗”篇中列示： 基督教镇区“思张堂”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 天主教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传入镇区并建教堂。 据考证，由上海美国基督教会资助，在新市古镇东栅的明月桥北堍，建有一座“耶稣堂”，在它的旁边兴建了一座校舍，校名为“新市私立之江小学堂”，这座学校是美国基督教协会上海分会具体创办，校长由基督教牧师、上海《青年》基督教青年刊物编委成员张葆常先生担任，全面主持校政。全面西化引入新知识、新理念、新科学，重视对孩子进行知识培育和素质提升，如语文、数学、外语，还有科学和卫生、体育等方面知识。良好的教育环境与教学相长的自由空气，对新市社会影响极大。直到解放后，几经改换拆并，最后并入新市第一完全小学。
由天主教湖州教区组织派遣专人，选择了新市古镇十景塘东岸一侧，建造了一座规模较大的天主教堂，同时秉行“医学并进”的传教模式，建造了两层楼房的“新市若瑟小学”和“露嘉诊所”。湖州天主教教会在新市的教育、医疗投资，在整个湖州市权重最大，可见新市古镇的区域文化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新市若瑟小学”1948年开办，开办一年后便由新国家政权的县人民政府接管，1953年，这座学校由私立改为公立，校名也同样被改为“新市镇第三完全小学”，结束了它的宗教办学的历史使命，到了1958年，因种种原因，此校解散，并入新市第一、第二小学。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888年，古镇新市诞生了一位亚洲基督教传教巨人，他便是后来成为中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宗教教育家、功名卓著与声名辉赫的赵紫宸先生。这位先生是中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也是中国系统神学的最早倡导者。在西方基督教界，他被誉为“东方心灵诠释基督教信仰的首席学者”。著作有《基督教哲学》、《基督教进讲》、《耶稣传》、《圣保罗传》、《神学四讲》等；诗集有《玻璃声》、《打渔》、《南冠集》《基督教进解》《从中国文化说到基督教》《炼狱记》等。他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创办人，是中国基督教界的荣耀，是东方传教巨匠。
这位优秀的天才，有四位子女，个个是精英才俊。女儿赵萝蕤，中国著名翻译家和比较文学研究家，国际著名的惠特曼·艾略特研究学者。历任燕京大学教授、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她的丈夫陈梦家，是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大儿子赵景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两航起义功臣。二儿子赵景德是美籍华裔地质学家，月球地质学家。三儿子赵景伦，美国著名华裔政论家，任纽约《亚美时报》总主笔，香港《信报》专栏作家。
综上所述，新市“四教”文化如星空灿烂，交映呈现出新市斑斓的历史文化。纵观“儒、道、释、耶”四大宗教对新市历史的影响重要性，应该是儒教为重点，其次为道教与佛教，再次为耶稣教（“基督教”与“天主教”)。无论轻重，都在不同方面、不同时代影响着新市古镇政治与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的发展，其历史功过暂且不论，但主体内涵都有一定的社会推进意义，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 请扫描以下二维码，或长按二维码，关注更多精彩 文学让人懂得高贵，心飞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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