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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光，字散云，1955年10月出生，河北省雄安新区（安新县）人。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届、第五届副秘书长，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七届副秘书长。现为荣宝斋艺术总监，中国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书法专业首席采访专家。清华大学张旭光书法艺术工作室导师，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客座教授，兼任全国总工会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联合国特聘书法教授。荣获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
这两年我又翻了翻书法史，对草书和艺术和情感的关系做了一些反思。今天同各位交流，希望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草书的三次突破（一）第一次突破：王羲之突破了可识规则大家对书法史都很熟悉，如何以现代审美重新解读书法史上的事件，最后梳理出符合时代又指向未来的理念通道，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价值所在。我认为草书在历史上实现了三次突破。第一次突破就是王羲之突破了“可识”（认识不认识）这个规则。在之前有章草，但我个人认为章草还是以实用为主，其作用一个是简，一个是快，而且字字独立。在汉章帝时代曾指定两个大臣可以以章草写奏折，可见章草还是实用为主。只有到了今草，到了王羲之，才可能突破“可识”这样一个规则。 
峄山碑 篆书、隶书笔画都是独立的，每个字都很复杂；到了草书变成另外一个体系、符号系统，这个系统只有少数人能够交流。魏晋时期的文人士大夫最关心的两件事：第一件事，个体的自由，个体生命价值，所以要突破汉代几百年名教的束缚。名教大家都知道，不同的名分有不同的待遇，不同的规矩，把人捆得死死的，各阶层都不自由，其实士大夫阶层也受限制。士大夫什么不缺，就缺自由，缺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他们不甘心被埋没到一个规矩体系里去，所以为自由而奋斗。第二件事，超越生死问题。曹操也在那儿感叹人生几何？人的生死问题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竹林七贤，兰亭雅集，都是回到自然山水春光中去超越生死，忘怀生死。王羲之的草书就是超越直线、等距、可识而任意挥洒的生命状态，是生命深处的潇洒和自由。士大夫会写草书，而且互相陶染，回信的人也要写得特满意，很自得，才能寄过来，这里寄托着审美，这实际上是推动草书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时候不再是为了认识它，草书已上升到清谈或哲学最顶端的一个标志，成为社会的时尚。用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的话说是，“王羲之的行草书代表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生命状态。”突破实用以后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先讲这个问题。《历代书法论文选》里面第一篇论文就是赵壹的《非草书》，《非草书》一个是描写了当时学草书的状态，说这些人“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朝思暮想，加班加点，一天顾不上吃饭。“十日一笔，月数丸墨。”十天用坏一支笔，一个月用掉好几丸墨。“领袖如皂”，领子袖子都黑了。“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惶谈戏。”今天比如说开会了，也不听，底下几个人还在那儿研究怎么把草书写好，就是那么投入。“展指画地，以草刿壁。”一方面画地，一方面拿着草棍在墙壁上比画。“臂穿皮刮”，衣服也破了。“指爪催折”，“催折”不是说手断了，就是把手写得受伤了。“两腮出血”，两腮也凹陷了，这个“出血”不是说流血了，“凹陷”就是他投入精力太大，“犹不休辍”。这都不停下来。这是描写了当时对草书一种痴迷状态。下面这一段就说草书无用。他说：“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正聘不问此意（正聘：政事访问，婚姻行聘）；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所以推斯言之，岂不细哉（细：雕虫小技）？”赵壹认为，作为文人，如何弘道济世最重要。因为赵壹被称为“陇上三杰”之一，也是一个辞赋家、思想家、政治家。他后面还说你要是低头扪虱（低头捉虱子）就看不到远处，就不能做大事。等于把写草书的给骂了一通。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赵壹乃至和赵壹上下的这些官员主要是为了如何救世、如何从政、如何传达儒家的这些思想，如何维护统治，而对于每个个人的情感，在他们头脑里是没有地盘的，他们是不关心每个个人情感的。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用了元好问《雁丘词》这句话，回答感情是不是重要这个问题，第一句叫“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就是情感的价值。王羲之草书突破了可识的规则，成为纯粹艺术，纯粹艺术超越了实用，它只对情感负责！情感问题即生死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对人的一生什么最重要？生和死还不重要吗？一个社会只有重视个人的情感关怀，才真正把人当人看了。我想草书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讲是太重要了。
王羲之草书 王羲之的草书《十七帖》我们可以不多讲，但是《七儿一女帖》还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一个老婆生的），婚娶以毕，唯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我就可以去你那儿。这是给当时在蜀任职的军政一把手即益州刺史周抚写的信。信中还说：“今内外孙有十六人（孙子、外孙子、孙女十六人），足慰目前（作为人生来讲是很慰藉了，天伦之乐也在里面了），足下情至委曲，故具示（你来信问得很细，我得具体告诉你）。”这些东西都不是正规的文件、公文，都是个人之间情感的表达，因此他才用这种草书去传达。这个传达过程中既传达了信息、想表现的内容，又传达了书法的一种自由、浪漫和真情。这些草书信札，重点是表达情感的。他在《七十》帖中说：“吾年垂耳顺，推之人理得尔以为厚幸（快六十了，能活到这个岁数已经是厚幸了）。”他最关心的是要到四川汶岭去旅游，他有好几个帖中提出要一游汶岭、峨眉，这是人生大事，可见王羲之对山河的一种眷恋、对山河的一种情感。作为一个艺术家，包括《兰亭序》最核心的实际上是回到自然，回到春光里，超越人生，超越生死。其实他们互相通信一方面靠言辞，一方面靠点画表达个人性情。正如王羲之与人书信所言：“顷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言所能尽者事也，言所不尽者情也。而这情唯有点画之间可领悟也。这是第一次突破。（二）第二次突破：王献之突破了单个字的规则这个突破也是突破实用的规则。写字本来就是一个一个写，连在一起就不行，这就是实用的规则。但是被王献之突破了，王献之可以一次写一串，书法界也认为他叫“一笔书”，比如《中秋帖》。《中秋帖》当然还不完全是草书，但他一笔写了一行，中间不断。王献之所以能够和王羲之书圣齐名，就在于他在艺术的创作上有他独立的价值。张怀瓘的文章里讲到，他劝他父亲说你现在这个字不能宏阔，我劝大人要改体，以草稿书为主来写。其实王献之是有更独特情感和理解，以及用书法语言来表现情感优势的。我们看王献之的《草书九帖》，大草的这种连贯，即使字不连，但是符号之间的气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王献之就走向了这种大草状态。和《十七帖》一对比就能发现王羲之和王献之草书的区别。王羲之的草书我个人认为还是直线比较多，因此王羲之的草书是以雅为最高，因为直线多，直线多了就安静了，安静了就雅了，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到王献之直线就很少了，大部分是曲线，运笔是往外拓、外旋的，因此气象大了，豪情增加了。因此我可以理解为是王献之开启了中国狂草的先河。唐代张旭、怀素大草的源头都在王献之。 
王献之 草书 
《中秋帖》 写大草的时候，比如上图草书中“道近”、“不复”的组合，两字之间的线组合，既不是上一个字也不是下一个字，但是在空间里面非常有审美价值。这就是大草里面才有的，小草里面很少有这些东西。张怀瓘的《书断》里有一句话，在历代书法论文里面对草书的描述最具体、最精确，其它文章都达不到。古人描写草书都是类比、比喻，像“高山坠石，千里阵云，万岁枯藤，激电流”等等，绕一大圈说不到位，这是我们文化传统习惯。但是张怀瓘说了一句至今我认为是最具体精准的赞扬草书或者描写草书的话，他说“上一字的下部和下一字的上部连在一起”，这个话就很具体了，他之前和周围的那些人没有这么讲，他称之为“拔茅连茹”，即拔起这一棵苗，下面的根是连在一起的。他认为这是草书的状态，大草的状态。这个描写于当代对草书、对大草的理解和认识非常有价值。如图连在一起的地方，什么都不念、什么含义都没有，但是他的这块空间的审美很精彩，在这个空间里面弧线、斜线、曲线的关系很美，它和上下周围的关系很美。这就是大草里面、狂草里面创造了一个新的天地，这是草书走向大草以后的重要价值。而这又恰恰是我们创作过程中比较难的东西，也是体现才情和创造力的地方，我们在创作过程中应该去寻找这些东西，然后把它用一组符号表现出来，要想办法寻找它。所以写大草确实难。张芝说过一句话，说“匆匆不暇草书”，时间太紧了来不及写草书，讲的就是草书创作。后来有人断句给它断成“匆匆不暇，草书”，这是没道理的。实际上草书创作确实跟草稿不一样，真正创作一件草书，第一，你要草法很熟练；第二，你要在这个规定内容下寻找一些草书符号的组合，搞几遍最后拿出来才行，这是草书和其他书体不一样的地方。这些东西完全打破了单个字的规则。实用就更谈不上了，一个符号都不认识了，一串符号还怎么认识？所以可以说王献之的气象，一个组，一个草书的符号集团拿给你，那个气势、气象就更大了，情感更饱满了！唐人草书都赶不上王献之的高度和品格，但是他们在狂放、草书符号的组合上确实有它独特的地方。怀素的《自叙帖》我认为很有价值在哪儿？最大的价值是他的速度，高速度的启动以后，有的时候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速度达不到，很理性、很平均的速度下只能按照古人的轨迹来写，一离开就写不好。但是速度起来以后，我个人体会是会出现意想不到，既符合经典、古人又没写出来的造型，会产生这种感觉。所以写大草的话，第一，你必须要写王献之；第二，你要理解张旭、怀素，写怀素的时候尤其体会他的速度和造型的关系，速度的价值比较高。（三）第三次突破：徐渭突破了行与行的规则我梳理草书史发现，从唐代到明代，又过了大几百年以后才出现了一个人物，就是徐渭，他突破了“行与行”的规则。我们原来写字都成行，成行也是一个实用性的规则，目的是要让你读，这还是教化的需要。所以你是一边读一边在欣赏，一边理解字意，一边欣赏这个字写得漂不漂亮、美不美。但是到了徐渭大草，把行去掉了。这种状态是一次重要的突破。就是说把实用性规则的最后一道防线突破了。徐渭之前，比如黄庭坚也会有偶尔的突破行与行的规则，但是很少，徐渭实际上是彻底突破了。
明·徐渭 草书《杜甫怀西郭茅舍诗轴》 这幅作品我要识读就很难了，它由原来的时间过程变成了空间构成，它变成了一个图，你读图就行了，看感觉就行了。比方说漫天大雪的时候，用照相机在空中一照，这件作品很像那样的画面，它又像一个箱子里有很多的零件或者是什么东西，捧出来一撒就结束了，这个作品就是这种感觉。作品开头一看上边五个点，你怎么读？所以这时候就不用读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图案，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古典笔法和结构的抽象的图案。因此，我就把这种作品看作是超越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艺术，是全人类的艺术。这些年我到国外做的活动比较多，外国人看这个作品很喜欢，说这个好，首先是我们不认识，你们也不认识，他感觉平等，很好接受。第二，那种浪漫感觉让他很激动。因此像这样的东西就变成了全人类的艺术。我认为草书在国际上最具有优势就在于可以创造这种外国人不认识，中国人也不认识，只对情感负责的艺术形式。我在巴黎搞了一个个人的草书展，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咱们驻法国大使翟隽先生也参加并讲话，很重视。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法尔特助理总干事讲话激情四射，讲一通英语，接着再讲一遍法语，他是法国人。他说你草书写的是什么内容我确实不知道，但是从形式上来看感觉很和谐、很美好。我展览的题目叫“企盼和平”，所以写了一批古代赞美和平的诗，他就觉得很和谐、很美好，也写了一组古人诗，比如李白、杜甫批判战争的诗词，“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这一类的，用狂草写的那种好像是狼烟四起、旌旗蔽空、尸横遍野那种感觉，批判战争，他也觉得很有震撼力。总体我觉得草书可以为全人类提供一个审美样式，这是中华文化自信最重要的体现。总之，到了徐渭我就认为完全突破了既有的所有规则的限制。三次突破与当代创作很值得思考。比如，书法界的评选，我若干年没参加书协的评选了，前年“青年展”我去过一次，还有一些小展也参加了。我在观察周围的这些评委，其实我感觉他们知识储备足够了，但他们现在的艺术理念还跟不上，说“这个字写散了，那个字变成俩字了，这不行，下掉！”我认为还停留在写字的理念上，还没有理解张怀瓘讲的“上一字的下部和下一字的上部连在一起”，以及“拔茅连茹”的原理。唐代人理解的，到现在过去一千多年了我们还没理解，是不是悲哀呢！现在我们再分析一下徐渭作品，这个“钟”字的右半部分和右边“阶”字的左半部分离得更近了，在这里能感觉出来吧？这个拉得很开，第三行中间连续6个左右结构的字和前一行后一行离得更近，而本字左右两个部件离得更远了。因为张怀瓘死后800多年才有徐渭，所以很遗憾张怀瓘没看到徐渭。我们今天可以套用张怀瓘的话来肯定徐渭：说“右一个字的左部和左一个字的右部连在一起了”，这是完全符合逻辑原理并也完全符合徐渭作品实际的。这是第三次突破。（根据讲课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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