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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引用了司马谈临死时对儿子司马迁说的话，“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也”，还把这句话翻译成了白话文：孝道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进而忠于君主，但终究是要成就你自己。你如果能扬名于后世，父母因此也会获得荣耀，这才是最重要的孝。他说孝不是私人和家庭层次的道德，把孝提高到文明传承的高度来赞扬。还认为，在我们这个“没有宗教”的民族里，只有孝道具有超越时空的责任感。听起来很高明，是不是？其实，除了这句不知所云的“超越时空的责任感”，他表达的这些东西都是古人的陈词滥调。“孝”在中国古人那里太重要了。在他们看来，不孝的人根本就不是人，可以等同于禽兽。古人不仅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百善孝为先”、“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说法，还有人将二十四位古人孝道的事辑录成书、绘成图（元朝的郭守正编辑、王克孝绘），这就是著名的《二十四孝图》。这些故事没几个正常的，大多数不是恶心，就是残忍。
根据礼法，父母可以对子女有很多要求，比如“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等等。父母可以支配子女的财产，也可以安排子女的婚姻。而子女对父母则不能有要求。当然，古人提倡“孝”不止反映在风俗习惯上，也反映在法律条文上。根据各个朝代的法律规定，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
比如父母打了子女，哪怕子女没有任何过错，那打了也是白打。父母（或祖父母）无故杀了子女（或孙子孙女），也只判轻微的刑。而子女哪怕轻微地伤了父母，只要父母坚持，就可以判处子女死刑。一句话，父母伤害子女，判刑比平常的罪行要轻；子女伤害父母，判刑比平常的罪行要重。罗胖还说，“在家对父母好，这是一个人人性中就有的东西。”这可未必。我们并不宣扬仇恨与不合，但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也是相互的，不是单方面的。他似乎预设了父母爱子女是必然的，其实这不是必然的。且不说在权力面前无亲情。就是在普通人中，我们也见过不少“不良父母”。他们或者由于无知，或者由于本性的恶劣，也会抛弃或虐待子女。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某人在四五岁时，他的父母离婚，可是双方都不想要这个孩子。他最后是被自己的姑姑养大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感情，除了先天因素，也需要双方的共同培养。单方面要求子女付出，肯定是不合适的。我们还见过许多父母，他们本身对孩子就不好，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自己的孩子对他们好？他们对自己的父母也不好，没有作出好的先例，还怎么好意思要求孩子对他们好？
可见，“孝”未必像他们说的那样，是出于本能的、是高于一切的。恐怕，“教导起来方便，监督起来方便”才是罗胖要说的。古人也是这样想的。《论语》里就有现成的句子：“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 作乱者,未知有也。’”翻译一下：有若认为，一个人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就很容易在外面听上司的话，一个习惯听话的人不会犯上，更不会作乱。对于上面来说，一个人人听话的社会，自然是一个好社会。后世的统治者深谙这一套法则。于是，汉朝以“孝”治天下，尊重老人，提拔那些在“孝”上表现好的人为“孝廉”，减轻孝子的赋役，严惩不孝的人。甚至，汉朝皇帝（除了汉高祖之外）的谥号里都有一个“孝”字。魏和晋也沿袭了这套“以孝治天下”的国策。还记不记得晋朝初年李密的《陈情表》中有一句“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孝，当然也可以用来杀人。曹操还以“不孝”的罪名杀掉了不服从他的名士孔融。吕巽强奸了弟弟吕安的妻子，还诬告弟弟殴打母亲、不孝，于是，吕安无辜被杀。
于是，在“孝”的大网里，人人不敢逾越界限，统治者的伎俩就得逞了。看过古书和古装电视剧的人都知道，古人常常将“君”和“父”合并起来，称为“君父”。他们把父亲称为家里的君主：“家君”；把君主称为一国的“父亲”，这就是“君父”。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里说君主的作为是：“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清末的谭嗣同在其《仁学·二十九》中也说过:“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是以军事征服起家的，他们把天下的老百姓当作货物和战利品。统治者们再怎么装文明，再怎么装高雅，他们的本质不过是强盗团伙。他们自己不遵守什么道德规则，却道貌岸然，以道德要求人民。他们不止抢劫人民的财产，还要求人民对“君父”要“孝”。“以孝治天下”的本质就是：强盗头子要当人民的爸爸。我本来已经很久不关心罗胖了。但是今天朋友提到了他的这段话。于是，我们一起感叹，他堕落得真快啊。曾经宣传过自由观念和市场理论的人，而今开始宣传管制和“优秀传统文化”了。想想就可笑、可悲。不过，这一切也在意料之中吧。他本就是勤奋但没有操守的文化传播商。什么火，他们就传播什么。挣钱没有错，但你要挣干净钱，不能骗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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