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华祥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版画院副院长 上世纪90年代，他创作的素描教学书籍将错就错影响着几代学习美术的年轻人，他因此也被誉为“美术界的崔健”。今天他希望艺术摆脱商业的羁绊，回归本来的面目，让传统回来、让技术回来、让美回来、让责任回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有信心等待艺术之花再次盛开。  现在我们的话题呢，就从这个墙上的这块白色的一个图形开始。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在里边看到了什么？如果你们说你们在里边看见了什么，那我说你们胆儿太大了，因为你们一定在撒谎，我没有看见任何东西。但是如果说这里边什么都没有，那我要告诉你们，这是一幅名画，而且它会在苏富比的拍卖会上面，它的预估价是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美元。这幅画是美国极简主义大师罗伯特雷曼的作品。  好，说到这里，我要讲一个跟他有关的一个人，就是保罗·塞尚。塞尚是一个什么人呢？塞尚在他的时代其实是一个很不得志的人，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时尚是什么呢？是印象派，是非常漂亮的外光，写生的跟真的物像非常接近的那些风景。而塞尚这样的一个被奉为现代主义大师的一个人，他却是骨子里的一个古典主义者。 他认为古典主义的绘画，也就是印象派所颠覆掉的古典主义绘画是里边的隐藏的结构，像建筑一样的结构里面被他提炼出来的，他最著名的就是在那些画当中存在着圆球、圆球体、圆柱体、圆锥体。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都是由这样的一些形状来构成的。所以塞尚他不再像印象派画家那样，去画瞬间的在一个变化当中的那种色调、色彩，而是要在这个色彩的后面，在这个物像的后面，要提炼出一种非常坚固的，他追求的这种永恒感的一个结构，这就是塞尚的主张。 而在他那个时候，这样的主张是没有人响应的，所以塞尚他自己很愤怒，他说这个时代没有一个好画家，不能说没有一个好画家，就只有一个好画家，那个好画家就是我！ 你可以想想他当时的那种愤怒的程度，后面的后继者把塞尚当成一个反抗传统、反抗模仿、反抗以往的绘画的一面旗帜，就是从他的那几句话开始，从他的画面这种充满分析性的这种高度概括提炼，这样一个方法入手，就发展出了后来的立体主义——冷抽象。  像蒙德里安，像毕加索，像我们刚才讲到的那张空白的作品，这个中国人在学习西方艺术史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这个艺术史的发展的脉络，其实他们这样的作品，你看到的每一件作品，都是他这个历史的一个符合逻辑的必然的产物，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个白色的作品。  好，回头说一下我自己，我呢是一个比较叛逆的一个人，这个叛逆或许来自于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少数民族，是彝族，妈妈她的性格非常倔强，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第二个对我的影响比较大的是我的两个老师。  一个是蒲国昌，戴眼镜的这位，他是我在中专的时候，教了我四年的老师，这个老师给了我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对我来说影响我的一生。 一个是写实素描的最高的应该叫做秘籍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说真的是非常扎实的，了解得非常透彻的，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他教给我一个非常现代主义的，也就是从塞尚以来的毕加索以后的那种创新的精神，那种独立思考的精神，这两点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还有一个老师是田世信，就上面做雕塑的那一位，也是中国非常有名的雕塑家，我跟他学画，然后考上了贵州省艺术学校，因此能够遇到蒲国昌老师。这是我的两个恩师。  我还要补充一下，就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我2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去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从小知道他非常辛苦，都很少回家，就是为了养活我们几个孩子。但是在我完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时候，他去世了。这个时候我心里边暗暗发誓，我一定要过一种不一样的人生，这个人生是什么东西，就是说我可能对于我心里要追求的东西，我看的非常神圣，而对于那些所谓的功名这些东西，我心里边非常鄙视。因为我觉得它跟生命相比真是微不足道！ 后来我考上了中央美院，上了中央美院，运气非常好，我留在了学校里头，在我中央美院毕业的时候，我的毕业创作《贵州人》获了全国美展金奖,我留在了学院里边当了老师。 《贵州人》这个技法叫做无主版套色木刻，今天已经是木刻技法当中的一个经典了--技法经典。但是我说过我的叛逆性格，使我不太在意这种成功，但我却在1993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将错就错》。 这本书把我从一个师生爱戴的学院的红人变成了学院的敌人，我写的这本书当时在全国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所以那个年代被称为就是美术界的崔健。 这本书让我跟学院的关系，跟整个中国的艺术教育可能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这个时候正好是中国的艺术市场刚刚起步，国内还没有画廊，国外的画廊开始进入中国，我就开始转向画廊，做职业画家的准备，我非常幸运，我跟香港的一个画廊签约了。 这个时期呢，我创作了一种叫做文化波普的，今天被批评家叫做后现代。它的特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西方的名画和中国形象中国元素，比如说像书法，像春联，像工笔画，故宫的红墙，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 这个做法在那个时代非常超前，也深得这个市场的喜爱。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中国的艺术家分成了两派，一派向商业靠拢，一派向洋人献媚。 我非常的绝望，可以说非常的痛苦，在这个时候我就决定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中国那个时候的当下和西方的当代都没有的事儿，我创办了一个学校，就是一个微型的工作室，就是“北京飞地艺术坊”。我想在这个飞地艺术坊里头来实现我对于艺术的理想，我对教育的梦想。 这个素描是我们的成果之一，是我们的学生的作品，还有一些出版物。 像《将错就错》啦，像《触摸式素描》啊，像《一幅肖像的32刻》，像现在这个《素描》，这都是教育部高教社的，给全国大学做的一个素描教材。 我们再把话题转回到美术史里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边的图像，这个是一个小便池，可是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小便池，这个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观念艺术大师——杜尚的作品，那他这个小便池是雕塑吗？不是，就实实在在就是艺术家从商店里买回来的一个小便池。 他在这上边签上名字以后，拿到美术馆，然后就回家了。回去以后就下棋，每天下棋玩，做他的银行的小职员，此次以后隐姓埋名，没有人知道他。 杜尚这个艺术家在当时跟塞尚的情形是一样的，他画了非常好的画儿，但是他的作品当时也不受待见，所以我在猜测，他或许是因为愤怒，他把一个小便器签上名字，签上的还是别名，在1917年的时候拿到美术馆，就回家了。按说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艺术家，可是在四十年以后，在一九五几年，艺术界把他请回来了，就是把这样的一个银行的，一个行将就木的银行小职员请回艺术界，而且成了艺术界的当神一样看待的一个人。 这个神在宝座上面一坐就是半个多世纪，一直到我们的今天，全世界的当代艺术，尤其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家都会把他奉若神灵，特别高的地位。他没有什么作品，因为他根本就不把作品当个事儿，杜尚以后，艺术品和生活用品，现成品和艺术家自己创作出来的作品，没有了界限。从此以后你们走到美术馆里边，你们要小心，说不定你在地上踩着的一个砖头，那个是一个艺术品。 在中国，我们在跟随这样的一个西方的脚步，也就是说今天中国所走的艺术界，你们所看到的理解和不理解的艺术，都跟这个人有关，都跟杜尚有关。 这两个人其实我也是喜欢的，为什么？我自己身上其实也有很多塞尚和杜尚的基因在里头，讲一些跟我们生活有关的一些例证，批量复制的东西，我们的家具，包括我们坐的桌子，一切的一切，都跟二尚有关，我们在街上看到的一些奇怪的雕塑和装置，我们看到的橱窗，都跟二尚有关。 所以这两个人，应该说，他们是两个很伟大很了不起的人物，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所代表的知识精英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认为模仿是不好的，认为传统是不好的，认为过去是不好的，认为在西方的这样一个艺术文化的线索之外的文明都是被轻视的，都是无足轻重的，这时候的人非常骄傲，因为我们自己设计自己，我们是由上帝设计的。 现在我们改为自己设计自己，于是眼睛所见的东西都被轻视了，观察力被轻视了，直觉被轻视了，技术被低级了，美被俗气了，肉身被耻笑了，历史被过时了，每个人都可以成名15分钟。 这个是安迪沃霍说过的话，就像礼花炮竹灿烂后的毁灭，所以“塞尚出，绘画无；杜尚出，艺术入”，入土的入，这段时期的艺术啊，我们可以总结为成功以后一定是损失。 光亮闪过就是黑暗，艺术家变成了哲学家或者艺术哲人，或者是叫做哲学艺人，思想很了不起，但是作品很狗屎，今天的艺术家，艺术作品无法理解，不要说公众对艺术的理解，艺术家跟艺术家也无法交流，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说难道人类是要作死吗？ 我就提出来一个主张，就是干掉杜尚、干掉塞尚！我们要干掉的二尚，其实是我们人性中的罪性，即非此即彼，唯我独尊，只有自己对，只有一种对。 我说的干掉杜尚，并非是要完全地干掉，我们要有选择地，我们要有继承地干掉他。 我希望让传统回来，让技术回来，让美回来，让责任回来，我们要创造一种艺术，一种新的艺术，这个新的艺术应该是包括杜尚塞尚，包括中国，包括非洲，包括古代的艺术，包括民间的艺术，包括人类的一切的文明精华，都应该成为我们创造新艺术的资源。 我相信未来的艺术是个人主义的，但这个个人是受过全面整体教育的有宏观思维的人，他必须极端的，但他不会因极端而否定别人，他必须是惟我独尊的，但他不会因为独尊而无视他人的价值，我憧憬着并践行着这个梦想，我愿意像鸟儿筑巢一样，为这个梦想寻找一切有用的人力与物力，知识和思想！ 好，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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