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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陪伴，相互成全 跟着刀哥看教育  像流水一样追寻 ——欧阳先生城市地理（3）  4.夷陵：风流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四月，欧阳修洛阳任满回到汴梁，被授予宣德郎之职，做馆阁校勘，参与编修《崇文总目》，时年28。一方面，他广交文友，诗酒唱和，所谓“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另一方面，他开始冷眼审视朝廷大事，期望为国为民作出更大贡献。 其时，北宋尽管富足，朝廷宽厚仁慈，人民安居乐业，但积贫积弱的社会弊端，也开始逐步显现，贫富差距渐大，社会矛盾日彰。尤其是冗官冗员的大量存在、贪腐现象的不断发生，不但加重了政府的经济负担，而且迟滞了朝廷的行政效率。 景祐三年（1036）五月，“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范仲淹，向仁宗皇帝面呈《百官图》并4篇论文，直言进谏，指陈时弊。此事惹恼了朝中一大批“既得利益者”，宰相吕夷简率先发难，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范仲淹因此被贬饶州。  欧阳修一直仰慕范的学识人品、道德文章，敬重他的“慨然有志于天下”——早在洛阳时，听闻范作司谏，便写下《与范司谏书》，期望他能积极进言，兴利除弊，尽忠谏之责。范仲淹被贬时，同为谏官的高若讷到处说范的坏话，极尽诋毁贬斥之能事。欧阳修仗义执言，连夜写下《与高司谏书》，指责高身为谏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并斥责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高若讷将此信交给仁宗，欧阳修被责以“妄形书牍，移责谏臣，姿陈上讪之言，显露朋奸之迹”的罪名，被贬夷陵（今湖北宜昌）。 史称此事为“两上司谏书”。 为消愁解闷，欧阳修绕行了近6000里地，足足五个月后，才于当年十月从水路抵达夷陵。夷陵邻近三峡之西陵峡，以“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得名。眼见得一路的穷山恶水，他担心随行的母亲不能习惯，母亲反而劝他：“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陇冈阡表》） 夷陵属峡州，知州朱庆基是欧阳修故交，得知他远道而来，便在州府东边为他修建新房一处。欧阳修名之为“至喜堂”，意为“既至而后喜也”，并作《夷陵县至喜堂记》。如此视贬为乐，“至而后喜”，与他写给丁元珍的诗作一样，表现出他被贬“始惧后喜”、“至而后喜”的真实心境，临挫不屈的乐观精神，用他好友范仲淹的说法，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欧阳修到夷陵，正是初冬时节。这个“县楼朝见虎，官舍夜闻呺”的荒邑之地，无城墙，无成型街道，道路窄且脏，难通车马。市面多小摊小贩，而无大户商贾。民众生活艰苦，居舍单一，且厨房、天井、谷仓都挤在一起。屋宇全是竹子、木板、茅草架构。欧阳修积极推崇知州朱庆基的倡导，在城区植树，在山上造林。拆茅屋，建瓦房，人畜分居，改变简风陋习——这番作为，颇类今日所谓的“扶贫攻坚”。  欧阳修勤政为民，经常深入民间，访贫问苦。天旱时，百姓祈雨心切，他虽不信鬼神，但为安慰群众，也曾两次参与求雨。当他发现夷陵虽是小县，打官司的人却不少，主要是田契之类纠纷，“官书无簿籍，史曹不识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他便亲自整理，形成规范的办事制度。从此，大小冤案得以昭雪，大小官员“遇事不敢忽也”。 夷陵也的确让欧阳修“至而后喜”，尤其是神奇秀美的山川形胜，吸引得他时常出行。他遍游古寺、奇洞、清溪、名峡后，赞叹“夷陵山水甲天下”。《欧阳文忠公全集》766篇诗文，涉及夷陵的达140篇，占20%以上。仅被贬期间，就写诗近50首，为文近30篇，数量之多，文笔之美，所有与夷陵有关的文化名人，均难匹比。 其间，欧阳修还写了许多政论文章，如《原弊》《本论》《春秋论》《明用》《易童子问》等，继续《新五代史》的撰稿。欧阳修在夷陵时间不长，但那特殊的环境、处境和心境，对他的思想、事业、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他自谓的“一生风流半在兹”。 在夷陵，欧阳修或会想起他仰慕的先贤韩愈——公元819年，51岁的韩愈因《谏佛骨表》而被贬潮州刺史。在潮州8月，韩愈先是治理水灾，后是振兴教育，使得潮州的好学崇文之风蔚然而起，并延绵至今。从“南蛮之地”一跃而为“海滨邹鲁”，潮州人深信这和韩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因此有“韩愈被贬，潮州受益”之感。而“韩江”“韩山”的说法，无疑是对韩愈的最好加冕。“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赵朴初语），自古及今，很多人或刻碑勒石，或修庙建祠，期望不朽，但哪里及得上这样的“山河为之易姓”呢？  （韩愈像） 欧阳修被贬夷陵，与韩愈被贬潮州，算得上殊途同归——其实，生活环境的变动，物质标准的降低，往往更能增长人的眼界和识见。欧阳修一直念念不忘夷陵，或许与他首次被贬有关，但夷陵无疑给了他更多回馈。他对坐贬夷陵前文章的评价是：“三十年（岁）前，尚好文华，嗜酒纵歌，知以为乐，而不知其非也。”（《答孙正之第二书》）他认为，自己后来能得锦绣华章，得益于在被贬夷陵逆境中所受到的磨砺和锤炼。 或许正因如此，清代诗人袁枚以翰林改官江南，心情低落时，友人庄有恭曾援引欧阳修的事迹劝慰他：“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况有文章堪润色，不妨风骨露崚嶒。” 欧阳修在夷陵虽仅一年零三月，但夷陵人至今以他为傲，引为美谈。古往今来，在夷陵为官者众，唯独欧阳修的事迹流传最多最广，足见其业绩德惠之深厚，风韵遗脉之久长。 5.滁州：酒歌 夷陵之后，欧阳修还改任过乾德（今湖北老河口）县令。康定元年（1040），历经四年贬谪后，欧阳修重回京师，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 庆历二年（1042），仁宗下诏百官“封章言事”，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富弼任枢密副使，欧阳修、蔡襄为谏官。次年八月，仁宗召集范仲淹等人商议国是。范写下著名的《条陈十事》，建议采取改革措施，加强对官吏的选拔、任用，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军备、减轻徭役等。欧阳修力挺范仲淹，建议实行“按察法”，均被采纳颁行，史称“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朝廷内外一些人的激烈反对。他们指责范、欧是“朋党”。仁宗受此蛊惑，对范、欧也心生疑忌。欧阳修写下著名的《朋党论》予以反击，但没能挽回新政的失败。范仲淹被贬邓州，欧阳修则被派往河东，担任河北都转运使。  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遭人诬陷下狱，而且是因为一桩莫须有的“风化案”。 欧阳修之妹嫁给张龟正作继室，未有生育。张龟正死后，妹妹带着张前妻所生之女（下称张氏）投奔娘家。其时，张氏才四五岁。后来，欧阳修将张氏许配给远房侄子欧阳晟。没想到，张氏行为失检，与仆从私通。事情败露后，被拘押开封待审。开封府尹杨日严曾被欧阳修弹劾，便挟私诱逼张氏捏造事实。张氏害怕之余，为图自解，便说当初在欧阳家曾和舅舅有瓜葛——欧阳修因此遭陷下狱，虽朝廷派人监勘，查明此事系诬告，但他仍被贬滁州作太守，原由是他“不能淑慎以远罪辜”。 欧阳修知滁，既是外贬，又是降级，而且被莫名泼了一身脏水，自然心意难平——虽40不到，他却以“醉翁”自居，显然，这与他“朝登天子堂，暮为田舍郎”的遭遇有关，也与他此时的处境和心境有关：仕途不顺，事业不遂，他只好借酒浇愁，呼酒解闷，“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 但他并非心灰意冷——知滁次年，他偶然间发现丰山脚下的一眼泉水，实地察看后，便“疏泉凿石，辟地为亭”，胜地建成，泉取名“幽谷”，亭取名“丰乐”，并撰文作记。同年，与丰乐亭遥相呼应的醉翁亭建成，又作《醉翁亭记》。两亭的建成与“两记”的问世，迅速引起轰动。尤其是《醉翁亭记》，以其流畅婉转的文字，淡雅清新的语言，展示出风光绚丽的滁州美景，既表现出他“乐民之乐”的胸怀与理想，又充满悠闲自适的怡然情调。文章甫出，远近争传。琅琊山、醉翁亭，也跟随着欧阳修的名号，声誉鹊起，传之遐迩。  《醉翁亭记》能成为千古名篇，还有更重要原因：身为太守，欧阳修不但自得其乐，还能与民同乐，甚至“乐民之乐”。有人说，这正是“醉”的境界：超越现实、泯然等级、忘却礼法。所以，“醉翁之意”，实有两重境界：一是迷醉，不计较现实与想象的分别；二是陶醉，摆脱现实压力，进入理想化境，享受高度的精神自由。如他《题滁州醉翁亭》所云： 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但爱亭下水，来从乱峰间。声如自空落，泻向两檐前。流入岩下溪，幽泉助涓涓。响不乱入语，其清非管弦。岂不美丝竹，丝竹不胜繁。所以屡携酒，远步就潺湲。野鸟窥我醉，溪云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与我言。惟有岩风来，吹我还醒然。 此外，欧阳修在滁州还进行了其他建设，如在丰乐亭景区建“醒心亭”，特请曾巩作《醒心亭记》；在丰乐亭附近辟建练兵场，作训练民兵之用；又维修损毁严重的滁州城墙，使之更加坚固和壮观——有人读《醉翁亭记》，从他悠游山水、饮酒作乐的表现，以为他受贬知滁，是不问政事的消沉怠工，显然不正确。 欧阳修在滁州，便开始践行“宽简之政”。他崇尚无为而治，轻易不扰民，这样，他可以优哉游哉，以诗酒自娱，老百姓也可过上平静安闲的生活。这种“务大体，简细事”的作派，成了他一生为政的基调。写《醉翁亭记》的第二年，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他曾说： “某此愈久愈乐，不独为学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适而已，小邦为政，期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 欧阳修早已文名卓著，知滁期间，更是写出了许多文辞生动、情景交融的作品，除“双亭记”外，还有大量诗文，对滁州的山水胜景，作了生动描写。如《琅琊山六题》，对归云洞、琅琊溪、庶子泉等景点的描绘，虽每处都仅四句，但堪称字字珠玑。  这些诗文，加上作者的人品、地位影响，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达官显贵前来探幽访胜。知滁时，不少人奔他而来；离滁后，则为其诗文遗迹而来。他们不仅留下了足迹，也留下了墨迹，日积月累，滁州一地，形成了独特而丰厚的“文化积层”。 欧阳修知滁两年零四月，但他留给滁州的，无论是“有形资产”，还是“无形资产”，都是传之于今的文化遗产。他与滁州的深厚情谊，也成为滁州人永难磨灭的记忆——离开滁州后，欧阳修再没回来，但他心中时刻牵念滁州。22年后，他已64岁，成了真正的老翁，但在《寄答王仲仪太尉素》一诗里，开篇便是“丰乐山前一醉翁，馀龄有几百忧攻”。 醉翁亭建成后，迭经沧桑，屡废屡兴，至今不败。醉翁亭大门有一副对联：“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1998年出版的《滁州市志》中，“人物传”所列第一人，便是欧阳修，俨然，他已成为地道的滁州人。 醉乡犹在，亭影不孤——“德不孤，必有邻”，欧阳修亦如是。 前情直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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