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聊斋志异》中，万物皆可成精，被赋予某种人格，但这些所谓的精怪，都是作者用来象征或讽刺世间现象的一种创作手法。《鸮鸟》就是一个鸟类成精故事，但有点反其道而行之，会给人类带来厄运的鸮鸟，反而替百姓除害，惩治了贪官污吏。 蒲松龄写作真的非常简练，生怕多写一个字浪费笔墨，这一个开头，仅仅7个字，便说明了地点、人物、职位、性格。长山是个县名，清朝时属济南府管辖，就是现在的山东邹平长山镇。主人公姓杨，是长山县的县令。在写《聊斋》故事的时候，我不止一次提到过蒲松龄给人物起名方面的艺术——对于品德高尚的人，必然留下姓、名、字、号，以供后人瞻仰；对那些品行卑劣的人，往往为了叙述方便，只留姓氏，有些干脆直接以某代指。就如本文中的县令杨某，“性奇贪”三个字就已经说明了他的品行，蒲松龄自然不会让他留下详细的名字。曆朝歷代，贪官污吏确实不少，但这位杨县令是奇贪，他贪到什么程度呢？ 康熙一生，还是做了不少大事，擒鳌拜、削三藩、灭噶尔丹，都是他的功绩。本故事就发生在康熙乙亥年，当时准噶尔部入侵大清，康熙下令以费扬为抚远大将军平定之，但是打仗需要钱啊，康熙爷的国库也不是造钱的，咋办呢，康熙决定举天下之力筹集军需，他规定，天下臣民皆可以向朝廷捐献骡马，一来良马可以作战，提升武装实力，二来骡马可以运粮，保证后勤。当然，这些骡马也不是白捐的，当官的捐了，在年终评定时可以得到好评；普通百姓捐了，可以得到朝廷的嘉奖；罪犯捐了，还可以根据数量酌情减刑。 这一来，天下人都争相捐赠，就给了贪官污吏发财的机会。[杨假此搜括，地方头畜一空。周村为商贾所集，趁墟者车马辐辏。杨率健丁悉篡夺之，不下数百余头。] “趁墟”就是民间俗称的赶集，“辐辏”是形容人物聚集，像车的轮辐集中在车毂一样。老年间农村赶集，是按日子分配到各个乡镇，比如每逢初一、初三、初五，甲村赶集，初二、初四，乙村赶集，每逢集市，人们就会从十里八乡赶过去，商家把自己乡里的特产卖到隔壁乡，买家也趁着便宜囤点货。条件差的就背个背篓，走上几十里乡村路去赶集，条件好点的则有骡马等牲口代步、驮物。一看到集市上车马客商如云，杨县令就开心了，他带着手下的小喽啰大肆抢夺，搜刮来的骡马不下几百头。这长山啊，本来是一个县，后来被并入邹平县，可见长山县不大，也并不富裕，但就在这样的情形下，杨县令还能贪污数百头骡马，可真是奇贪无比，丝毫不考虑老百姓死活。被抢夺了骡马的客商就倒霉了，他们从远乡连夜赶路过来，本来想卖点货，再进点货，赚点钱养家，结果钱没赚到，骡马都没了，由于是县令带头抢劫的，他们连个伸冤控告的地方都没有。
[四方估客，无处控告。时诸令皆以公务在省。适益都令董、莱芜令范、新城令孙，会集旅舍。] 正当大家发愁的时候，周边其他县的3个县令因为公务要进省城，路过长山，住宿在集会的旅社里。大家一合计，就去向这3个县令哭诉，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将事情始末讲清楚之后，3个县令觉得这也太可怜了，便答应为他们去找杨县令，说说情。人们常说官官相护，这3个县令为什么会为民求情，难道不怕得罪同僚吗？莱芜县，就是今天的山东莱芜，县令姓范，名溥，字天如，他在康熙二十三年出任莱芜县令，根据清朝《莱芜县志》记载，范溥非常留心老百姓的疾苦，每当发生饥荒，他都会冲在赈灾的前线，如果灾情十分严重，还会免除百姓的赋税，深得民心，也因此，后来升官当了东平知州。此外，蒲松龄也和范县令有过交往，还为他写过一首《莱芜范邑侯太公》诗，表达了自己对范县令的敬仰和赞美。不得不说这些老百姓运气真好，如果遇到其他贪官污吏，光凭民告官这一点，照清朝法律不论对错就要先打20板子。那么，范县令等3人，到底能不能为老百姓求下这个情呢？ 一行人来到杨县令家中，杨县令倒也不吝啬，摆下酒席款待同僚，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三人就向杨县令说明了来意，杨县令说不听不听，王八念经，后来实在被三人纠缠得没办法，他就顾左右而言他，说来行酒令。行酒令的历史很久远，早在西周时期就已诞生，隋唐发展成熟，是士大夫之间的一种酒桌游戏，在座的人要根据令官的要求，轮流说诗词、典故或对联，答不上来的人不但要被罚酒，还会被其他人在心里鄙视，所以，行酒令是一种集才华、文采、机智于一体的酒桌游戏，可比现代人酒桌上发誓赌咒猜拳文雅多了。杨县令出的酒令要求是：须一天上、一地下、一古人，左右还要问这人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嘴里说了什么话，要随问随答，而且要语出有典，不能信口胡来。 [便倡云：“天上有月轮，地下有昆仑，有一古人刘伯伦。左问所执何物，答云：‘手执酒杯。’右问口道何词，答云：“道是酒杯之外不须提。’”] 以天上月轮对地上昆仑，倒也工整。古人刘伯伦，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这个人生性旷达，嗜酒如命，曾作《酒德颂》一文，自称“惟酒是务，焉知其余？”行酒令引出刘伶，可以说是非常切题了。问刘伶手中拿的什么，他说是酒杯，又问他说了什么，说的是：酒杯之外的事情，都不要提。杨县令真是机智，借着行酒令的机会，借着古代贤人的嘴，来堵住了其他三位县令劝他的口。但其他三人也不是吃闲饭的，怎么可能被他一语击败呢？ [范公云：“天上有广寒宫，地下有乾清宫，有一古人姜太公。手执钓鱼竿，道是‘愿者上钩。’”] 广寒宫是天上月宫，神仙住的地方；乾清宫是清朝内廷第一座宫殿，是皇帝居住和处理政务的地方。姜太公的故事就更为人熟知了，他辅佐武王伐纣有功，被封齐王，传说姜太公在山之前，在渭水用直钩钓鱼，留下了“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故事。范溥这里用“愿者上钩”的典故，实际上是非常温婉地劝说杨县令，希望他能归还百姓的骡马。相比起范溥的温婉，孙县令就粗暴直白多了，他接过酒令：[孙云：“天上有天河，地下有黄河，有一古人是萧何。手执一本《大清律》，他道是‘赃官赃吏。’”] 直接搬出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我们都知道萧何是刘邦取得天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平定天下后，他在秦法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汉朝法律，世称《萧何律》，这对于天下初定的汉朝来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再看萧何手上拿着一本《大清律》，明面上看似乎萧何穿越了，实际上是借《大清律》警示杨县令，接着更是毫不留情地骂道：“贪官污吏！” 孙县令这个酒令行地真是大快人心，对贪官污吏就应该这样毫不留情，杨县令听到这个酒令，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但依然不舍得交出骡马，沉吟了好一阵，又接过酒令：[杨有惭色，沉吟久之，曰：“某又有之。天上有灵山，地下有太山，有一古人是寒山。手执一帚，道是‘各人自扫门前雪。’”] 灵山是中国神话中的山名，出自《山海经·大荒西经》，传说灵山可以通往天上，《西游记》等神话故事中，都以灵山为极乐仙境；而泰山是五岳之首，被称为天下第一山，地位非常尊崇，古代帝王封禅都要在泰山之巅。寒山则是唐代宗李豫大历年间的一个僧人，出生官宦世家，多次参加科举不第，最后只好出家，也有说他是隋朝皇室后裔，唐朝后因遭到排挤而出家。三十岁后隐居在五台山，据说活了100多岁，寒山是他的自号。杨县令的酒令中，寒山手上拿着笤帚，嘴里说道：“各人自扫门前雪”，这一句也有典故，出自宋末元初人陈元靓所撰《事林广记·警世格言》，下半句是“莫管他人瓦上霜”。杨县令借寒山之口说这句话意思非常明显，就是叫其他三人不要管闲事。你看这杨县令，先被怼得面有惭色，沉吟一会儿竟然又能接上酒令，可见词人才思敏捷，但他在只言片语间就能放下羞愧，回怼别人，脸皮之厚，也堪称一奇，真不枉蒲松龄称之为“奇贪”。 听完杨县令的说辞，范溥等三人都面面相觑，无言以对。这时候，突然有一少年傲然而来，且看他：那个少年，衣着华丽整齐，脸上的神态高傲不屑，但又举止得体，抬手像在座众人施了一礼。看这穿着、举止、神态，绝不是一般人，众人也向他回礼，并邀请共坐饮酒，少年说先不忙饮酒，刚才听到你们行酒令，正巧我这里也有一令，“愿献刍荛（chú ráo）”。刍荛，指割草打柴的人，这里是对自己说的话的谦称，出自《诗·大雅·板》：“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少年真是不论举止还是言语，都非常得体，读到这里，脑海里立马就浮现了一个翩翩公子，温润如玉的形象，那么这位少年公子会行出怎样的酒令呢？在座众人也和读者一样，迫不及待地请少年行令：[少年曰：“天上有玉帝，地下有皇帝，有一古人洪武朱皇帝。手执三尺剑，道是‘贪官剥皮’。” ] 说明代那个朱元璋洪武皇帝，手里拿着三尺剑，专门剥贪官污吏的皮。历史上，确实有对朱元璋剥皮的记载，明初学者叶子奇在《本草子》中记录：朱元璋非常痛恨贪污者，老百姓有权力进京告御状，凡是贪污六十两白银以上的，直接砍头，还要剥皮实草，就是把人皮完整剥下来，再用草填充成人形，在贪官本县的州府县卫立庙，用来祭祀土地，名为“皮场庙”。实在触目惊心，也起到对其他官吏的警示作用。 少年说完，在座众人都噗嗤笑出声来，杨县令更是气急败坏，一边指着少年骂，一边命人捉拿。到这里，不得不佩服蒲松龄做文章的细腻，层次感非常强，行酒令时，先是范溥温言相劝，接着是孙县令搬出《大清律》警告，言语比之范溥就激烈了一些，最后少年出来，直接挖苦怒斥，一场“战争”的引绳就此点燃。再看杨县令这厢，酒令时先以“酒杯之外不须提”顾左右而言他，被人反驳之后，有些惭愧，接着又以“各人自扫门前雪”来堵众人之口，直到少年出现毫不留情地怒斥之后，杨县令终于爆发，从面有惭色变成恼羞成怒。那这个少年到底是谁呢，他竟然敢在朝廷命官的酒桌上嬉笑怒骂？ 就在杨县令恼羞成怒要抓少年时，只见他跳上桌案，变成了一只鸮：[少年跃登几上，化为鸮，冲帘飞出，集庭树间，回顾室中，作笑声。主人击之，且飞且笑而去。] 此篇题目为《鸮鸟》，直到现在才终于点题，鸮鸟出现了。鸮就是猫头鹰，少年化为猫头鹰盘旋在庭院的树中，看着室内发出笑声，杨县令打他，他且笑且飞而去，还是十分优雅。在民间传说中，猫头鹰一直被认为是不祥之鸟，素来有“夜猫子进屋，无事不来”，就是说猫头鹰飞到家中，一定会带来坏事，其实猫头鹰之所以被厌恶，主要是因为这种鸟类很烦，喜欢在夜里叫，又称夜猫子，最可怕的是猫头鹰的小声，闻之令人毛骨悚然，故而又有俗语说“不怕猫头鹰叫，就怕猫头鹰笑”，迷信的说法是猫头鹰笑主凶。据记载，杨某，原名杨杰，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就任长山县令。《鸮鸟》的故事发生在康熙乙亥年（1695年），杨杰已经在长山县贪污长达6年之久。也不知道是猫头鹰的笑声应验了，还是因为杨杰贪污太过于奇，最终他贪污骡马一案事发，一年后去职。官路走到了尽头。[异史氏曰：“市马之役，诸大令健畜盈庭者十之七，而千百为群，作骡马贾者，长山外不数数（shuò）见也。圣明天子爱惜民力，取一物必偿其值，蔫知奉行者流毒若此哉！] 蒲松龄回顾朝廷征集骡马那段往事，说当时县令家中庭院挤满了骡马的，十之有七，但能像杨县令这样贪污千百头，并做起生意的人，还真是不多见。国家要打仗御敌，皇帝需要军费，贪官借此发财，可见官场风气确实不佳，这也是清朝官场长期以来的症结所在，蒲松龄眼中所见，可谓一针见血。要知道，蒲松龄生于1640年，到《鸮鸟》故事发生时，他已经50多岁，他从年轻时开始创作《聊斋志异》，越到后期越关注民生现实，见解也越来越深刻犀利，眼光也越来越毒辣。但是，讽刺完贪官污吏，蒲松龄毕竟还是没敢把犀利的笔头直指天子，反而说天子圣明爱惜民力，不知道是天子真正圣明呢，还是迫于“文字狱”的压力，而不得不采取的明哲保身之策？[鸮所至，人最厌其笑，儿女共唾之，以为不祥。此一笑，则何异千凤鸣哉！] 世人都觉得鸮鸟是不祥之物，但今日所见的鸮鸟，他的笑声，跟祥瑞神鸟凤凰的鸣叫有什么不一样吗？这句话，与其说是蒲松龄对这只鸮鸟的赞扬，倒不如说是他在经历了几十年创作之后，在看遍了世俗红尘之后，借此“假人真事”而引发的对人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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