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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将欧洲协调秩序与当前秩序类比，提出影响秩序稳定的因素：权力分配、技术和政治背景的变化和管理秩序的政策。他将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分为冷战秩序和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认为这两种秩序在当前都在恶化，为了维护当前秩序的稳定美国应该坚持旧秩序的某些原则并予以补充，而由中国或中等国家所提供了替代秩序都是不可取的。 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是很少见的，需要稳定的权力分配、对既有的管理国际关系的规则的广泛接受、以及高超的管理技巧。但即便是管理的最好的秩序也会终结，因为潜在的均势会被破坏，制度将不能适应新的情况，国家的兴衰会引起能力、野心以及意愿的变化，以及体系的缔造者会做出错误决策。 虽然秩序的终结是必然的，但终结的时间、结束的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情况却并非注定。秩序的大厦是长期的衰退而不是突然的崩塌，有效的治国之术以及行动、良善的政策和外交决定了衰退的形式和结果。但前提是要承认旧秩序永不再现以及重塑的努力必然走向失败。 19世纪的欧洲协调提供了怎样在多极世界中集体管理安全的范例，其终结和结果为当今世界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一种秩序不可避免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混乱和灾难必然随之而来，但如果秩序的衰退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灾难便会出现。 起于灰烬 欧洲协调秩序是建立在拿破仑战争的基础上的。在拿破仑战败后，战胜国——奥地利、普鲁士、俄罗斯帝国以及英国在维也纳签订条约，形成了欧洲协调秩序。 虽然中心在欧洲但欧洲协调秩序却是一个世界秩序，其中大国对侵略和未经允许不得干预他国事务达成了共识，并就君主统治、领土调整等问题取得一致。而大致的军事平衡则阻止了任何一个国家试图颠覆既有秩序的可能。此外，战胜国还将法国重新纳入到体系中，这一点和一战后对德国的态度以及冷战后对俄罗斯的态度存在明显区别。 但随着欧洲革命的浪潮和针对俄罗斯帝国的克里米亚战争，以及之后的奥地利与普鲁士和普鲁士与法国之间的战争表明支撑欧洲协调的大国共识不再存在。 秩序恶化的根源 秩序破坏的根源有三点。首先，国家实力的兴衰会影响一国的野心和意愿。随着德国的统一与日本的崛起、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衰落、英法实力难以实现更大的进展，欧洲协调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不复存在。其次，技术和政治背景的变化也破坏了欧洲协调秩序。对民主参与的诉求和民族主义的崛起威胁了国内秩序，同时交通、通信改变了政治、经济和战争的形式。最后，各国的政策也产生了影响。欧洲协调存在的事实表明不同政体和偏好的国家能够共同维护世界秩序，如果国家之间的外交政策能够协调好，克里米亚战争以及一战可能不会发生。 另外两个经验也值得关注：首先，不仅仅只有核心议题才会导致秩序的破坏。大国之间共识的终结不是源自对社会以及政治秩序的分歧而是源自对边缘地区的竞争。其次，由于秩序的破坏是长期，因而对于决策者来说除非破坏的进程大大提前否则不会注意到。 两种秩序 二战之后的全球秩序由两个并行的秩序构成，其一是美苏之间的冷战秩序。其核心是欧洲和亚洲大致的军事平衡，两大国也展现了对竞争的自我克制，形成了尊重彼此后院和势力范围的共识。另一个与冷战秩序并行的是自由世界秩序，民主国家是这一秩序的主要参与者。从经济上看，自由贸易原则成为经济发展和避免战争的动力。从外交上看，联合国在解决和阻止国际冲突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一秩序的基础在于非共产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盟友接受美国的主导地位，而美国良善大国的形象也确是被各国所接受。 两种秩序都服务于美国的利益，而且因为经济实力的发展美国也足以支付的起维护欧洲和亚洲的和平的代价。但两种秩序都没有反应一种完美的共识，而是都提供了足够多的协定以至于秩序本身不会被直接挑战。 衰落的信号 如今上述两个秩序都在衰落。尽管冷战结束了，但冷战秩序并没有消失，因为西方将俄罗斯纳入自由世界秩序仍成效甚微。然而这一秩序的确在衰落，首先，冷战秩序衰落的一个标志是面对萨达姆1990年入侵科威特，尽管莫斯科认为太过危险而予以阻止但并没有成功。其次，尽管核威慑仍然存在，但一些相关的协定却被破坏和正在面临挑战。最后，尽管俄罗斯避免和北约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但越来越表现出破坏现状的意愿，如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2014年以来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以及使用网络力量试图影响美国和欧洲的选举结果。所有的这些都反映了对旧有秩序中自我克制原则的违背。虽然在另一方面俄罗斯认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2011年北约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也违背了其对世界秩序的理解。 同样，自由秩序也在衰落。威权主义不仅在中国和俄罗斯崛起，在菲律宾、土耳其以及东欧国家也在崛起。世界贸易组织难以处理目前诸如非关税壁垒以及知识产权窃取等问题，对美国经济制裁的不满和对美国外债增加的担忧也在不断上升，联合国安理会越来越不能反应现实的权力分布，国际协议在处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时也面临困难，“保护的责任”仅留在口头上而难以落实，九国拥核的事实违背了核不扩散条约的规定，欧盟也面临着英国脱欧、移民以及主权上的挑战，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国家拒绝接受美国的主导地位。 权力转移 所有的这些为什么会发生呢？回顾欧洲协调的历史可知，首先，当前世界秩序的权力基础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的崛起，一些中等强国拒绝既有秩序的某些重要方面，以及非国家行为体（毒品卡特尔和恐怖主义网络）的崛起对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秩序造成威胁。 其次，技术和政治背景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全球化带来了不稳定效应，环境变化到技术传播都远远超过过去，一系列的组织和个体都在试图打破既有的秩序。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崛起、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动乱、技术发展和贸易造成的失业、移民和难民的流动、以及社交媒体传播仇恨的力量都对既有秩序带来了挑战。 最后，有效的治理也普遍匮乏。制度不能与时俱进，如安理会不能反映现状，改革受到阻挠难以进行，而建立针对全球化、气候变化以及网络袭击等问题的治理框架也难以建立。欧盟在没有实现共同财政政策或统一银行的情况下推行共同货币，以及德国几乎不受限制的接受移民，都对既有的治理都造成了挑战。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上战略透支，在边缘问题上的战略后退——如在叙利亚第一次使用化学武器或支持反政府组织时、沙特领导的针对也门的军事干预、以及俄罗斯在叙利亚和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没有予以积极回应——反映了管理世界秩序中的问题。此外，对美国可靠性的怀疑也随着特朗普退出一系列的国际协定和对欧亚盟友的态度变化而进一步加剧。 管理恶化的秩序 鉴于这些变化，回到原有的秩序已不再可能，应该吸取欧洲协调的经验和教训。为此，美国应该强化旧有秩序的某些方面并予以补充，应该继续支持军控和核不扩散条约、强化与欧亚盟友的联系、支持那些难以应对恐怖主义以及卡特尔等的脆弱国家、反对威权国家对民主化过程的干预、继续努力将中国和俄罗斯纳入到既有体系中来。其次，美国也应该关注全球化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贸易和网络行动。对这些领域的关注不是需要回到旧有秩序，而是去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最后，美国也应该表现出自我克制的一面并尊重他国从而重新获得良善大国的形象。这需要美国不再鲁莽地入侵他国，并且不再将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武器。最为重要的是对目前反对多边主义的立场应该加以反思。而所有的这些也需要美国处理好本国的事物——降低政府债务、重建国内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教育、加大对社会安全网络的投资、采取更加机智的移民体系以及解决政治失衡问题。 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替代选择或是不可能的或是没有吸引力的。例如，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将是一个非自由的秩序——其特征是国内威权政治体系以及以国内稳定为核心的国家主导型经济。中国谋求地区主导权的努力很可能会导致与其他地区大国如日本、印度、越南之间的冲突，激发这些国家的军备建设。 而由欧洲和亚洲的中等强国以及加拿大主导的一个新的基于规则和民主的秩序虽然是吸引人的，但却缺少军事实力国内政治意愿的支撑。因此更可能的是一种弱秩序的状态——保护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民粹主义会胜利、境内和跨边境的冲突会更加普遍、大国之间的竞争会加剧以及难以实现应对全球挑战所需的合作。 目前来说，好消息是当前的世界秩序并没有不可避免的走向灾难，但坏消息是我们远不能确定最终不会走向灾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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