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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 John Ikenberry，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系和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韩国庆熙大学全球杰出学者，撰写了《胜利之后: 制度、战略约束和重大战争后秩序的重建》等七本著作和130篇期刊文章、论文和书籍章节，在最新一项关于20年间在国际关系领域做出最好作品的学者的调查中排名第10。 【编译】赵雷（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 【校对】李玉婷 【审核】王泽尘 【排版】赵怡雯 【来源】Ikenberry, J. (2018). Why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will survive.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32(01), 17-29. 
《伦理与国际事务（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是卡内基委员会的季刊,目的是将基于正义和道德原则的严谨思考融入关于当前政策的发展困境,全球的制度安排,重要国际角色的行为等讨论中，从而帮助缩小理论与实践的差距。2018年SSCI国际关系学科期刊排名第39，影响因子1.424。 为何自由国际秩序将会幸存
Why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Will Survive 
70年来，美国一直处于以西方为导向、以开放、规则和多边合作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体系的中心。冷战后，美国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向外扩散，似乎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全球政治的普遍逻辑。但是，单极时代已经过去。今天，美国和西方工业民主国家，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动乱的搅扰下，已经转向闭关自守，似乎对自己的战后自由主义国际计划不再那么坚定了。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面临的危机似乎为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其他非西方发展中国家——重塑全球秩序提供了新的机会。但是，正在崛起的国家是否在寻求崛起并融入现有的国际秩序，还是寻求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他们是“利益相关者”还是“修正主义者”？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国际秩序的出现、稳定和衰落，与大国的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观点认为，历史是有周期的，每个周期里强国或霸权国崛起、建立秩序并主导全球体系，随着其实力的下降，秩序危机逐渐产生，直到新一轮秩序的建立。作者着眼于新兴国家与战后西方国际秩序之间不断演变的冲突，从权力转移理论的视角，强调现代国际秩序的血统和连续性。作者得出结论，尽管美国的霸权地位可能正在下降，但秩序开放、规则、多边合作等自由主义的国际特征仍然根深蒂固，并可能持续下去。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权力转移——财富和权力正在从欧洲和美国向外扩散，但在关于权力转移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后果方面，学界的看法却不那么一致。传统的观点是由现实主义学者提出的，这些霸权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秩序是权力集中的副产品。秩序是由一个强大的国家创造的，当这个国家衰落、权力扩散时，国际秩序就会削弱或瓦解。在这种动态的情况下，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成为新的主导国，它试图重组国际体系以符合自己的目的。从这个角度看，从古至今的世界政治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反复的兴衰循环。战争、保护主义、萧条、政治动荡——各种各样的危机和混乱都可能会推动这个循环向前发展。对于霸权现实主义者来说，今天的辩论是关于世界在这条兴衰循环路径上的位置。美国是否最终失去了支持和领导战后秩序的能力或意愿?我们是否正处于霸权危机和旧秩序的崩溃之中?以中国为首的正在崛起的国家，是否正开始努力建立自己对地区和世界的霸权统治?这些都是权力过渡视角中潜藏的问题。 但是，这种权力转移的观点是否真正阐明了当今国际秩序方面的斗争?有些人可能会说不——尽管美国历经磨难，但它仍然有能力提供霸权式的领导地位。在这里，人们会注意到，有一种持久的基础设施(或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所说的“结构性力量”)支撑着美国主导的现有秩序。广泛的安全联盟、市场关系、自由民主的团结、根深蒂固的地缘政治结盟——美国霸权的许多可能的基础仍然没有被触动。但在现有体系中，可能还有更深层的连续性来源。如果“一个以自由为导向的国际秩序的存在实际上不需要霸权统治”是正确的，那么，权力转移理论可能就是错误的:战后现存国际秩序的稳定和持续并不依赖于美国权力的集中。 事实上，国际秩序不仅仅是权力集中的产物。构成国际秩序的规则和制度与国家权力的兴衰有着更为复杂和偶然的关系。这一关系在两个方面是正确的。首先，国际秩序本身是复杂的，具有多层次和多面性，而不仅仅是由主导国强加的政治形态。国际秩序并不只是其他国家加入或抵制，它是各种排序规则和制度的集合，包含大量的国际机构、制度、条约、协定、议定书等等。这些治理安排涉及不同的领域，包括安全和军备控制、世界经济、环境和全球公域、人权以及政治关系。其中一些治理领域的规则和制度可能只反映霸权国家的利益，但大多数反映的仍是基于更广泛利益的谈判结果。 其次，崛起国家对国际秩序的“要求”也存在多样性。对国际秩序的争夺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在某些情况下，崛起中的国家想要的是对其边界以外的领土和地缘政治空间施加更多的影响和控制。这是一种古老的争夺形式，反映在现实主义对安全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的描述中。另一种类型的斗争是围绕全球治理规则和制度所体现的准则和价值观。 最后，关于国际秩序的斗争可能集中于权力的分配。也就是说，新兴国家可能会寻求在现有机构的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是一场关于国家在全球政治等级体系中的地位的斗争, 包括投票权、领导权和权力关系。 这些观点与现实主义的霸权主义观点和权力转移的循环理论相悖。崛起中的国家不会面对单一、连贯、霸权的秩序。国际秩序提供了多种选择。他们可以接受一些规则和制度，而不能接受其他的。此外，退一步说，崛起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国际秩序并不都是相同的。德国在世纪之交所面临的以英国为首的国际秩序与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国际秩序是不同的。当代国际秩序比过去的秩序更加复杂和广泛。它拥有更密集的规则、制度和治理领域，还有区域和全球治理领域。因此，无论是单打独斗的中国还是组成一个集团的崛起国家，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国际秩序陷入危机、新兴国家站出来重组和重塑其规则和制度的历史性时刻。美国主导的现有秩序的变化，与其说是周期性的起起落落，不如用连续性、演变、适应和谈判等术语来描述。如今，围绕国际秩序的斗争正在加剧，但这并不是一部最能反映美国霸权兴衰的戏剧。 如果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延续下去，那将是因为它的基础不仅仅是美国的霸权秩序。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确塑造了一个独特的战后自由主义霸权体系，而且它的许多特征——包括美国领导的联盟体系和多边经济治理安排——本身就相当持久。但现代国际秩序的更广泛特征，是百年来围绕其组织原则和制度斗争的结果。新兴国家面临着一种酝酿已久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给这些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同样也有制约。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斗争将以各种方式重塑现有体系中的规则和制度。但崛起的国家并不仅仅是或主要是寻求推翻这一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相反，他们正在寻求更大的权限和对其运作的权力。如果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得以幸存，那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横跨西方和非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持者，比反对它的支持者要多。作者将研究集中于这种连续性和支持者的来源。 现有的国际秩序不仅是美国力量的产物，也是两个长期国际主义项目的产物。一个是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项目。从17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欧洲国家——以及后来更广泛的世界——一直在努力创建和扩展主权国家体系的规则和制度。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分水岭，国家主权准则被置于不断演变的欧洲政治秩序的中心。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基本原则——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反映了一种正在形成的共识，即国家是建立合法统治的合法政治单位。几个世纪以来，其他规范和原则，如自决和非歧视，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得到补充和完善。1713年、1815年、1919年和1945年的战后解决方案提供了这些组织思想被推敲出来的历史性时刻。 威斯特伐利亚的主权规范最初只是欧洲的一个项目，但在20世纪，它们走向了全球。在主权和自决的旗帜下，在非西方发展中世界发起了争取非殖民化和独立的政治运动。威斯特伐利亚规范有时遭到违反和忽视，但它们是现代国际秩序中最突出和最一致的规则和原则。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指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天才之处在于，它之所以能传遍世界，是因为它的规定是程序性的，而非实质性的。”“如果一个国家同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基本规则，它就可以被视为一个国际公民，能够在国际体系的保护下，维护自己的文化、政治、宗教和内部政策，不受外部干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的起源是欧洲，但在其组织逻辑中包含了早期的普世思想，被世界各地的其他民族和社会所采纳。 正是这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全球化为自由主义的国际项目奠定了基础。从根本上说，自由主义项目要求自由主义大国努力使世界政治朝着开放的方向发展，至少是松散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关系。除此之外，自由主义项目有各种各样的愿景和议程，包括开放市场、多边机构、合作安全、共享主权和法治。在19世纪，自由主义项目表现在英国对自由贸易和海洋自由的拥护上。新兴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在商业、法律、战争与和平以及社会正义等领域追求各种“国际主义”。在二十世纪，自由主义项目是由美国及其伙伴在两次世界大战后推动的。二战后，美国战后秩序的缔造者们从威尔逊式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并吸收了“新政”时期的思想，还提出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体现出的更为雄心勃勃的经济和政治合作思想。随着冷战的展开，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美国发现自己承担了新的承诺和职能。它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实际上成为更大的自由霸权秩序的核心组成部分。 这两个项目——威斯特伐利亚和自由国际主义——都建立在其规范和法律政治范围内隐含的普遍性思想之上。二十世纪的斗争和动乱，最明显的是各大帝国的崩溃和失败以及民族主义和非殖民化运动的蔓延，推动和拉出了这些思想。过去两个世纪的自由国际主义是以稳定的国家体系为前提的。威尔逊时代的自由国际主义吸收了威斯特伐利亚的主权和自决概念，尽管威尔逊本人并没有完全承认西方以外的民族主义诉求。罗斯福时代的自由国际民族主义走得更远，寻求授权各州追求社会和经济权利与保护的进步目标。可以肯定的是，一些自由国际主义的派别——尤其是最近的保护的责任规范——主张剥夺主权，给予国际社会干涉社会以保护生命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威斯特伐利亚和自由主义的国际规则和规范的浩瀚无垠，深深植根于对世界政治现代基础的广泛共识的愿景中。正在崛起的国家正在这一秩序规则和制度的广泛框架内运作。 美国主导了战后国际秩序。这是一种建立在权力不对称基础上的秩序;它是有等级的。但它不是一个帝国制度。而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政治形态，具有自由主义的特征——开放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原则——这为其他国家加入并在其中运作提供了激励和机会。 四个特征强化并吸引国家加入该秩序。首先，它有整合的倾向。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具有不同特征的国家找到了进入其规则和制度“生态系统”的途径。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秩序中找到了权威的角色和位置;冷战结束后，更多的东欧、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加入了它的经济和安全伙伴关系。正是该秩序的多边逻辑使得各国在该秩序内加入和崛起相对容易。其次，自由秩序为领导和分享权力提供了机会。单一国家并没有“统治”这个体系。该体系是围绕制度建立的，这为转变和扩大分享领导权的国家联盟提供了机会。再次，参与自由秩序的实际经济收益被广泛分享。在殖民地和非正式的帝国体制中，来自贸易和投资的收益不成比例地由领头国家享有。在现有的秩序中，“现代性的利润”分布在整个体系中。最后，自由的国际秩序容纳了多种增长和发展的模式和战略。近几十年来，英美模式的新自由主义尤为突出。但战后体制也为其他资本主义模式提供了空间，比如那些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东亚发展国家主义有关的模式。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可能会产生一些趋同的压力，但它也为不同模式和意识形态的共存提供了空间。 自由的国际秩序的这些方面为各国创造了动机和机会，使它们能够融入其核心的经济和政治领域，并允许各国分享其经济利益。它的多元性为各国“运作这个体系”创造了可能性——（各国可以通过）促进其利益的方式参与、谈判和行动。与过去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秩序相比，现存的秩序是容易加入和难以推翻的。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建立的，但其基本特征并不完全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利益。事实上，随着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他们已经对某种开放和多边全球体系的延续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这些国家可能不想让西方主导全球机构，但他们想要西方的规则和组织原则。 这些新兴国家当然想要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他们想要进入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投资和获取技术，正是它们的外向型发展战略推动了它们的前进。这些国家的崛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大规模改革努力。像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和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打破了他们封闭的、威权的过去，走向了更加注重改革和负责任的政府。虽然这种自由化和经济开放伴随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诉求，以及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然而，更普遍的是，这些新兴国家认为，它们的增长和进步前景与参与和融入一个改革开放的世界经济息息相关。 新兴的非西方国家也对建立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感兴趣。多边的规则和制度体系为新兴国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和平等待遇。正如约翰·鲁杰格(John Ruggie)所指出的，多边主义是一种“以普遍的行为原则为基础，协调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形式:即，为某类行为指定适当行为的原则。”多边主义赋予国家间关系以规则为基础的性质。该秩序越以规则为基础，就越不容易受到强大国家的直接统治。这种治理体系应该对弱小国家和边缘国家有吸引力。同样，随着新兴国家的财富和地位不断增加，它们将需要一个基于规则的体系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出于这些原因，新兴国家有动力成为某种更新和改革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利益相关者。新兴国家希望在一个开放的全球体系中获得可预见和公平的准入和待遇。他们抵制西方大国对现有全球制度的政治统治。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实际上是深化开放和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基础，而不是破坏这种秩序。 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来塑造现有体系的规则和制度。但是，作为“权力转移”时刻的一部分，他们这样做的可能性非常小。“权力转移”时刻是一个戏剧性的时刻，旧的秩序被推翻，崛起的国家向前迈进，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在过去，这样的时刻往往发生在破坏性的大国战争之后;但在核武器时代，大国战争的可能性更小，因此“从零开始”的地缘政治机会不存在(也将不会存在)。与此同时，新兴国家已经深深融入了现有的现代国际秩序。它们正是从开放的和具有松散规则的战后秩序中崛起的。本文由国政学人独家编译推荐，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转载请联系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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