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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亚洲（1976—），男，哲学博士，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问题。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新帝国主义问题的政治哲学研究”（项目编号：19FZXB090）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当代新帝国主义问题”是一个由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而引发的世界“政治-经济”问题——新自由主义霸权危机使“帝国主义”又重新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哈维看来，尽管当代金融资本的内涵发生变化，马克思的金融资本思想依然能为我们分析“当代新帝国主义问题”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根据马克思的分析，金融资本是一种能在“世界市场”范围内通过其运动而不断为其创造必要“现实基础”的资本形式。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新自由主义霸权危机”事实上表明了金融资本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法为自己创造“现实基础”的历史发展阶段，这表明了新帝国国家权力实践的重点领域及其权力限度。根据这一历史性判断，超经济力量的国家力量将重新构成未来世界经济秩序建构的主导性力量。 ［关键词］马克思；金融资本；新帝国主义 本文原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参考文献及注释请参见原文。 当下，各种力量相互碰撞，世界好像又回到了一战前后列宁所说的“交织”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好像正在召唤着领土国家的历史回归。正如列宁在一百年前所看到的情况，金融资本意味着一种“帝国主义”的历史可能性。“伊拉克战争”以来的各种冲突与矛盾使我们将人类引以自豪的“经济全球化”话语转化为今天需要谨慎以待的“帝国主义”话语。“帝国主义”话语的历史性回归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回到列宁的问题：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问题。今天，我们也许应该像列宁一样，通过对金融资本的重新认识，拨开我们所处时代的迷雾，弄清楚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新帝国主义”问题，审查统治世界的资本权力及其秩序权力机制，揭示我们所处时代和世界的真实状况。 一百多年前，列宁发现了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本质。列宁的洞见主要包括两点：一是从经济关系上讲，金融资本会使世界上的资本家根据“资本实力”而形成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二是从政治关系上讲，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也会为了瓜分世界、争夺“经济领土”而形成充满冲突与矛盾的帝国主义国家间关系，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也会为了利益而发生冲突与战争。帝国主义不但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且是最后阶段。“列宁在1914年目睹了一种和平的‘极端帝国主义’的可能性，在此和平的极端帝国主义中，资本将团结起来去实施它的世界范围的统治。”但是，列宁同时又反对考茨基和霍布斯所主张的经济意义上的“超帝国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理论。从经济关系来看，列宁似乎已经把金融（经济）权力上升为一种国家权力——甚至是一种统治世界的绝对权力。但如果从政治关系来看，金融权力的世界扩展必须依赖于国家权力的“殖民”运用——殖民政治的加强和“经济领土”的争夺都是随着金融资本的密网布满世界而出现的，金融权力及其金融统治依然依赖于国家权力的帝国主义运用。正如列宁的断言：“我们是处在一个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即金融资本密切联系的世界殖民政策的特殊时代”。在列宁看来，金融资本的诞生预示了一种金融统治的历史可能性——资本帝国主义，但并没有否定或弱化国家这一权力主体，反而丰富了国家权力的实力内涵，明确了国家权力运用的领域和目标，加剧了国家权力的帝国主义征程。因为金融实力是国家实力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正是国家金融力量的差异造就了一种帝国主义的可能性：“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向金融资本的过渡，是同瓜分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联系着的。”正是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帝国主义的历史趋势——这正是列宁的思想主题。在此意义上，金融资本重新定义了国家权力的实践形式与国家主权的实质性内涵，同时也重新定义了国家间关系。总之，金融资本会导致一种世界的“帝国主义难题”：要么极端和平（绝对的金融统治），要么战争。 表面看来，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列宁对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论证好像已经过时，因为列宁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局面”——绝对的金融统治——并未到来。一方面，完全瓜分世界的国际资本家垄断同盟并没有形成；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并没有因金融利益而形成铁板一块的政治同盟或国家间战争。或者说，一种绝对的金融统治时代并没有到来，契约式的“和平与理性”似乎依然是这个时代的主题。正如哈维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责难：“他并没有在任何地方阐发金融资本的概念；至于它究竟以什么方式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转化成了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也很难看清。”在哈维看来，列宁基本继承了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概念，没有对金融资本作清晰的概念界定，只是提出了一个“统一的金融资本”概念，没有看到金融资本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的矛盾、对抗和张力，从而把金融资本看作一个统一的权力集团（主体）。“把金融资本看作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统一在原则上是不容反对的，不过这种统一应该被看作一种内化了张力、对抗和矛盾的统一。”这也就是说，在哈维看来，在金融资本这一经济关系之上根本发展不出来一种与之相应的政治关系或权力主体，而这种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一致性恰好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前提。这也就是说，金融资本权力和国家政治权力之间总是存在着“裂隙”，两者之间不可能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获得彻底统一，但这也不排除两者之间的权力合作，因此两者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矛盾融合关系。由此，哈维的帝国主义具有以下两种相互矛盾融合的含义：一是受领土逻辑支配的国家政治与权力的帝国主义运用，二是受资本逻辑支配的资本在时空的分子化运动过程中展现的资本权力与其帝国主义性质的掠夺。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虽然没有通过金融资本获得彻底统一，但依据哈维的帝国主义论断，（金融）资本体系的全球扩展依然带来一个“帝国主义问题”。理解金融资本的秩序权力机制即成为我们理解“当代帝国主义问题”的关键所在。现在的问题是，依据我们的时代处境，由资本主义发展所引发的“当代帝国主义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可以这么说，当下，我们正在遭遇一个“新帝国主义问题”，或者说“帝国主义”又重新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简单来说，“新帝国主义问题”是一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引发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问题，因为资本主义不但意味着一种经济进程，而且也意味着一种政治进程。从现有的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来看，资本作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原动力，一方面形成了新自由主义霸权，另一方面这种新自由主义霸权却处在危机之中。“霸权的危机”会使当下的“帝国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侵略性，更没有底线”，从而发出一种“原始军国帝国主义的邀请”——“全球资本主义中某种新型霸权结构的转变，为美国设置了一道选择题：要么和平地完成转变，要么通过灾变”。这正是我们当下遭遇的“新帝国主义问题”。由此我们必须对新自由主义霸权及其危机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明确我们当下所遭遇的“新帝国主义问题”的实质。本质上说，由于资本的政治定义，“当代新帝国主义问题”是由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金融资本）所引发的一种关于世界秩序的“帝国主义难题”。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就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列宁的时代论题，弄清楚金融资本的实质及其世界秩序意义，因为金融资本不但生产了全球空间秩序，同时也生产了我们的观念与生活世界。  当今世界经济秩序体系的形成和演化与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的全球胜利密切相关。美英两国利用金融化和私有化这两把新自由主义利器，把全球各民族国家都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并利用其金融资本优势对各民族国家实行金融掠夺（这正是列宁论证的最终结论）。与列宁论证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帝国主义的金融统治并不是来自于简单的帝国主义的瓜分，而是来自于市场法则的全球胜利及其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与秩序体系的发育与完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为什么“新帝国主义”的建立与形成过程是一种所谓文明的组织化发展的全球市场与全球空间的发育与完善过程，而不是一种基于暴力而瓜分世界的历史过程。同时，当下资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权力结构是什么，为什么所谓的“和平与理性”时代依然存在着帝国主义问题。对以上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我们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为回答以上问题，我们必须重新认识“金融资本”这一资本形式，回答一种世界性“金融权力”的可能性问题，弄清楚那个让“金融权力”得以可能的基本秩序权力机制。事实上，马克思的金融资本思想为我们思考“当代新帝国主义问题”提供了很重要的理论依据。 哈维责难列宁对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论证，但非常欣赏马克思的金融资本思想，并认为马克思的金融资本思想为我们理解“新帝国主义”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哈维首先关注金融资本（虚拟资本）得以形成的基本前提——信用。在马克思看来，信用是资本主义在其历史发展中为自己创造的一个新基础，同时信用本身成为资本家的经营目的。“银行家经营的是信用本身，而银行券不过是流通的信用符号。”资本主义的信用奠基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和自我否定，因而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会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信用使资本拥有更大的力量（资本集中）。“小的金额是不能单独作为货币资本发挥作用的，但它们结合成为巨额，就形成一个货币力量。”在马克思看来，信用会带来资本主义的双重变化：一是资本主义实践重点的变化，即去创造剥削人但又让人无法反抗的欺诈制度；二是新的生产方式。“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在哈维看来，赌博欺诈制度构成了信用的基本内容——“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债务和信用的内容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是指合作工厂和股份企业，新生产方式指在国家等不同规模上的联合的生产方式，一方面指垄断，同时也意味着垄断的可能形式。依据马克思的分析，金融资本催生了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发展以及在信用基础上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合作工厂——股份企业——联合的生产方式）。由于信用成为资本家的经营目的，区别于其它社会，资本主义建设的重点是信用体系和新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应该是一种组织化发展的市场文明方向和生产方式的体制化发展。这其实回答了当代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市场法则胜利的原因及帝国主义实践的重要领域。 就金融资本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这一概念）形成的关系而言，马克思认为金融资本为此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马克思在这里其实已经说明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可能的原因——新生产方式。信用为联合的生产方式创造了发达生产力和世界市场这两个重要的物质基础，因此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联合”是一种在世界市场规模意义上的联合，因而这种“联合”会把“整个世界”都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来。表面看来，这与列宁的看法不同，在列宁看来，金融资本最深刻的基础是垄断，马克思则认为是金融资本加速了垄断的形成。事实上，列宁的判断正是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做出的。根据马克思资本主义发展理论，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金融资本会创造一种新生产方式，而这为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提供新的基础（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来自原始积累的资本所创造的“个别工厂”这一生产方式）。 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建构原理。一般来说，我们当下观察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都是由上而下看，都认为是位于最顶端的金融资本和资本家在支配产业资本和商品运动，仿佛是一种全球性的金融权力主导并建构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其实，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基础是由金融资本发展而来的新生产方式。在《大纲》中，马克思具体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普遍性趋势，根据这种“普遍性趋势”，我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主义体系建构的根本基础。由于“资本把财富本身的生产，从而也把生产力的全面发展，把自己的现有前提的变革，设定为它自己再生产的前提”，所以最终来看，“结果就是：生产力——财富一般——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从一定的生产方式出发，首先遇到的是一定的生产过程的内在结构，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这也就是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是要变革现有的经济条件和各种社会关系基础，资本好像只是表现为生产方式变革的“过渡点”，但是最终来看，资本主义体系的最终基础恰好是这个不断发展着的易变的生产力及其相应的生产方式。根据哈维对“资本的完整性”问题的研究，马克思始终把资本体系的形成过程把握为一个基于各种前提的生成演化过程——“有机体和进化论的比喻在这里可谓恰如其分”。根据这一判断，新生产方式及作为新生产方式的基础的生产力充分发展是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建构的重要前提与基础。就当下的生产方式而言，依然是在马克思所说的联合的生产方式基础上演化而来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有时候在社会再生产意义上把此“生产方式”叫做“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即在垄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商品生产体制。全球商品生产体制乃是整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和金融权力的实在性基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建构只有在一种新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如果离开这一新生产方式，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就是一个没有基础的偶然性体系，金融权力（虚拟资本权力）正是通过创造新的生产方式（现实的生产方式）而发展出来的权力。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有时候也把金融资本看作是资本的纯粹形式（G…G'），但这只是为了说明金融资本及其信用本质，马克思更偏重于把金融资本看作为“一般资本形式”或“社会资本形式”，即强调金融资本与现实生产方式之间的本质关系（变革与支配）和资本权力的社会现实性。马克思分析的重要启示在于：资本帝国主义的金融统治需要一种与其相一致的生产方式（形式）作为基础。 金融资本不但要有其信用体系的制度基础与现实的生产方式基础，而且要有其货币基础。“这伙人实际上把公众的钱看做自己的财产，并且相信他们有权把他们所贴现的汇票随时换成现款……立法有责任让这些已经由大公司承兑的汇票可以随时换成现款。”“在危机中，信用主义会突然转变成货币主义。”“信用货币本身只有在它的名义价值额上绝对代表现实货币时，才是货币。”金融资本如果不能自由地兑换为现实货币，那么金融的权力就是虚幻的权力，后者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不可兑换的纸币，它可以用来直接购买现实的生产资料，也可以用来个人消费。反过来讲，这也是金融资本能干涉现实生产的关键原因所在，或者说是金融资本能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的根本所在。这也就是说，金融自由并不是彻底的自由，它的自由是有前提的，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立法）所建立的金融资本与货币资本的直接性关系，这种自由不会成为一种现实权力。因此，金融资本运动的背后总是存在着国家权力的运动。就资本帝国主义问题而言，新帝国毫无疑问会为其全球金融统治奠定这一基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元与黄金的等价关系无法为金融资本的全球发展提供相应充分的货币基础。“信用货币的贬值（更不用说它的只是幻想的货币资格的丧失）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只要货币有保证，商品价值作为货币价值就有保证。”金融资本的巨额虚拟增长会让虚拟资本丧失其货币基础，不论是对商品的价值而言，还是对信用货币的价值而言，保证货币本身的品质是维持现有关系体系的保证。货币本身的品质来自于货币价值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良好关系，货币价值的基础是（新生产方式意义上的）实体经济生产。 在马克思看来，在更大的不同规模上的联合的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生产形式，它不但生产出金融贵族，而且还生产出各种冒险家和投机与欺诈活动，使社会变得更糟，因为“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信用的使用倾向于在长期把问题弄得更糟，因为它只能处理交换中出现的问题，却从来不能处理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但是，反过来说，为了不让现有人类赖以生存的秩序结构瓦解，国家权力在金融资本时代才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事业的根本基础。因此，对一个国家来说，实体经济发展状况不但决定着货币的品质，也决定着金融体系的安全与健康。国家权力是保证“金融资本—货币—实体经济”之间合理关系的唯一权力形式。同样，金融监管、合理的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的发展规划构成了国家权力实践的重要领域。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在金融资本时代，不但金融资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权力得以运用的“现实”，而且金融资本把国家也拉入资本主义体系构建的历史进程中，国家在金融体系秩序建设方面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使金融资本实质上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权力基础。当然，国家的权力逻辑与资本的权力逻辑不尽相同，在金融资本时代，“国家的作用始终是神秘而矛盾的”。 “关于资本主义，人们直到现在可以说，它总不止是一种生产关系；它的塑造力量一直以来都波及了比‘世界市场’这个概念所能及的更远的地方。”金融资本不但创造了自己的物质性的“现实”基础，而且试图为自己创造思想伦理基础。“这些生产资料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已不再是私人生产的资料和私人生产的产品，它们只有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还能是生产资料，因而还能是他们的社会财产，正如它们是他们的社会产品一样。”个人的生产资料只有被纳入到社会资本体系中才有价值意义，因此这个联合及其所创造的秩序体系对个人财富的命运具有决定意义。在马克思看来，与古代社会“财富被直接当做使共同体解体的东西”不同，联合的生产方式能够积极地扬弃“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使财富获得一种社会财富（财富一般）的性质，从而创造一种与其生产力发展相一致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基础。 正如黑格尔的断言：“在一切人相互依赖全面交织中所含有的必然性，现在对每个人说来，就是普遍而持久的财富。”资本的联合使一切全面交织，在这种交织中蕴藏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每个人都要通过交织来获得存在的权利和特定的人格，因为对家庭和个人来说，“家庭不但拥有物，而且作为普遍的和持续的人格它还需要设置持久的和稳定的产业，即财富”。对个人和小生产者来说，保护和巩固家庭财富是事关命运的事情。对于个人而言，个人只有成为整体或社会共同体的有用部分，个人才能获得整体的承认，从而“他在他的等级中具有他应有的尊严”。“个人只有成为定在，成为特定的特殊性，从而把自己完全限制于需要的某一特殊领域，才能达到他的现实性。”为了家庭和个人的命运，我们不得不与社会资本合作，不得不关心资本的安全，因为整体资本秩序的安全直接决定着个人财富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资本的巨大历史进程中，个人财富总是受到价值丧失的威胁，所以个人必须主动地关心并进入社会资本秩序，跟紧资本增殖的历史进程。这样，个人“欲望的自私心，就转变为对一种共同体的关怀和增益，就是说转变为一种伦理性的东西”。“信用体系为金融家赋予了一定的独立权力，并把他们作为‘一般资本’的代表同其他资本家分隔开来了。”通过信用体系，资本获得了一种基于家庭财富保证而来的必然性的“一般资本形式”，这种资本形式拥有相对于其他资本的决定权，因为事实上它构筑了一个资本意义上的“整体”，金融资本权力由此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权力”。在此，马克思和黑格尔实际上为我们回答了金融资本权力的伦理基础问题。全球金融秩序并不是一群唯利是图之辈的利益联合，而是一种基于家庭和个人命运的命运性联合，它有其稳固的伦理基础，因为我们受到个人资本价值丧失的威胁，都惧怕回到无价值无意义的时代，关心整体就是关心自己的命运。全球金融秩序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使价值与意义得到保证的整体性全球秩序，那么金融权力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无法抗拒的权力，因为资本联合所造成的全球性交织已经创造出了一种具有全球意义（超越市民社会）的必然性——人类同在一艘命运之船上。 综上所述，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我们发现金融资本具有复杂的秩序权力机制。首先，就金融资本的发生学及其历史展开的内在逻辑而言，这是由资本本身的内在动力和金融资本的性质决定的。信用（最初资本家之间的信用）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基础和前提。金融资本一旦获得了这个基础，就具有“一般资本”和“社会资本”性质，它通过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为自己创造必要的“生产方式”基础。但是，新的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生产形式（社会问题与有关命运的财富问题），这就要求国家多方面的干预（马克思），并由此以国家权力为后盾为金融资本奠定更为广泛和更为牢固的信用与货币基础，这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方式在其“联合”意义上的进一步深度发展（体制化发展），使金融资本的生产方式基础更加稳固，使资本摆脱了马克思所说的“利润限度”。资本在此意义上把个人、社会和国家都纳入自己权力建构的历史征程中。其次，反过来看，就金融资本的权力基础而言，金融资本需要相应的信用制度基础、生产方式基础、货币基础和思想伦理基础。通过这些现实的基础，金融资本才能获得一种“虚拟—现实”的权力辩证法，一种属于资本的历史现象学才得以可能。同时，金融资本的扩展过程同时是一个不断变革现实并为自己创造“现实基础”的历史过程。因此，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我们可以判断，金融资本的历史阶段是一个资本主义在信用体系、生产方式、货币形式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历史阶段。 马克思的金融资本理论为我们理解当代新帝国主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首先，就资本帝国主义的相关问题而言，为我们澄清以下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 （1）新自由主义霸权及其危机的原因何在。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新自由主义向全球扩展的原因不但在于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内在时空动力，更重要的是资本在其运动中为自己创造了必要的“现实基础”。在此意义上，跨国公司这种新的垄断形式、离岸外包这种新的联合生产形式构成了新帝国金融统治的生产方式基础；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等国际组织以及各种国际投资与贸易规则构成了其金融统治的信用制度基础；石油美元构成了其货币基础。一种基于美元货币品质的关怀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安全的关心构成了其意识形态基础。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为自己创造了必要的现实基础。正如马克思的分析，新帝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必然会运用国家的力量来稳固这些基础，这其实预示了新帝国在地缘政治与经济斗争中“局部冲突”和“无限战争”的军事逻辑。当下，造成新自由主义霸权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基础变得不牢靠，金融资本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法为自己创造“现实基础”的历史发展阶段。正如弗里德曼对全球化的最新洞察，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种基于知识与技术垄断而来的生产方式基础正在遭受来自中国和印度等地方性力量的挑战。同时，新帝国国家信用的下降和美元的贬值也正在瓦解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最为重要的是，后冷战时代，西方国家间的政治合作并非基于一种“普遍共同利益”的合作，一些国际组织和规则变成了争夺利益的战场和工具。这事实上正在瓦解新自由主义的信用与制度基础。正如霍布斯鲍姆的洞见：“假使少了冷战期间它在‘自由世界’所享有的政治优势，单凭美国的经济规模，是否足以把美国做生意的方式、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商业合约惯例，更别提有关国际金融的‘华盛顿共识’，变成全球通行的标准？这点值得怀疑。”根据哈维对当代金融资本的分析，金融资本内部会形成一些相互抗衡的力量，同时，这些相互制衡的力量“在资产阶级内部同时创造并破坏了步调一致的权力集团的形成”，金融力量事实上就是一种不稳定的力量。因此，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危机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国际垄断金融资本的限度——“这次威胁根源于美国试图依靠金融资本这一不稳定的基础来维护其霸权”，技术、知识、文化和国家在金融资本时代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就新帝国主义剥削与掠夺的方式而言。根据马克思的分析，金融资本必然要创造一种与其资本权力相一致的新生产方式。马克思指出了新生产方式是垄断，但没有对垄断的种类和可能形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作出具体判断。根据剩余价值理论，金融资本权力的剥削秘密应该潜藏在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之中。因此，我们只有进入生产领域（而不是自由贸易的交换领域）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分析才能完全揭示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本质。马克思的分析告诉我们，金融资本必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与市场”的深刻统一。今天我们已经很难通过一些个别工厂的生产来认识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基于信用体系的发展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建构，跨国公司这种高级垄断组织已经将“原料、技术、生产、商品、市场”在全球空间中统一起来，使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区别于简单商品生产垄断，一种全球商品生产体制已经成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在垄断金融资本时代，“关键的事实是在最近几十年制造工厂由北方向南方的转移”。就全球生产体制研究而言，福斯特等人提出的“全球商品链”概念准确地说明了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和生产方式的体制统一性。“全球商品链可以被看作是金融集团对全球空间与制造业活动的一体化整合。”另外，史密斯的“全球劳工套利”理论也深刻揭示了存在于生产领域的剥削性的价值转移问题。帕特奈克则认为嵌入金融资本体系中的全球生产体制和贸易体制之间有着高度统一性，离岸外包和自由贸易体制其实保证了资源和资本在第一和第三世界的实际流动。正因为如此，当代金融资本“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来体现资本所有权的一种工具，具有‘元资本’的性质……各类资本都以金融资本为载体来实现对资本的掌握，特别是以金融资本所有者的身份来获得剩余价值”。事实上，技术垄断和以此为基础的网络组织垄断是“生产与市场”高度统一的事实前提（“机器体系”本身就是一个有技术支撑的资本体系）。新帝国主义剥削的秘密就在于国际垄断金融资本在技术优势支撑下的全球生产体制之中（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在此意义上只是生产体制的相应的一致形式），新帝国主义剥削的方式就隐藏在由国际垄断金融资本所创造的全球生产体制下的“劳动剥削”和在其基础之上的基于世界市场体制（自由贸易）的“经济领土控制”（资源掠夺）中。 （3）就新帝国主义的“货币基础”问题而言。根据马克思的分析，金融资本的实际扩张需要充分的货币基础。但是，根据国际垄断金融资本的最新发展，马克思的“货币基础”理论在今天具有更为深刻的含义。在哈维看来，马克思所说的“货币基础”问题对今天的国际垄断金融资本阶段的“世界货币”而言，是一个货币自由问题。一方面货币要从其物质基础（比如黄金）中解放出来，使自身成为价值；另一方面，货币要赢得新的更稳固的基础，让货币成为不可兑换的纸币，因为没有一种具体的实体生产能保证“世界货币”的形成及其如此巨额而普遍的运用。后者需要国家权力的帝国主义运用，帝国和“世界货币”的诞生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更进一步说，只有“自由的货币”才能充当国际金融资本的基础。就国际金融资本概念（相对于一个地方性的国家金融资本概念）而言，金融资本的货币基础问题要复杂得多。其中涉及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一是财富与命运问题，即在一个交织而复杂的流动世界中如何保证自己的财富。“在一个由各种商品流和跨国资本所编制的世界……任何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都是为‘世界货币’而进行的一种安排。‘世界货币’不仅具有流通媒介的功能，而且作为结果，也是持有财富的一种形式。”世界货币是金融资本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必然货币形式，其霸权地位和价值品质直接关系到整个资本主义金融统治的安全。二是石油美元问题。石油作为紧缺资源直接保证了美元的货币品质及其美元霸权。以上两个问题都敞开了国家权力与经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也启示了各种复杂的地缘政治斗争的经济根源。 其次，就新自由主义霸权危机而引发的”原始军国主义问题”而言，尽管美国的统治精英们倾向于通过军国主义“灾变”的方式来解决此危机，但是根据马克思的分析，金融资本并没有发出这种“原始军国主义”的邀请，反之，金融资本却重新定义了新帝国国家权力实践的重点领域和权力限度，因为大国之间的战争会从根本上破坏国际垄断金融资本得以存在的生产、货币、信用和市场等秩序权力基础。新帝国会进一步以其利益为中心奠定其金融统治的必要基础，在技术垄断、知识产权保护、石油美元、全球生产体制建构、世界市场体制建构、世界信用体系建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建构等方面有所作为。为此，新帝国要通过不断制造矛盾与冲突来创造西方世界的团结，制造大国之间的摩擦和一定程度的地区性冲突将是新帝国唯一的政治与军事逻辑，对石油的完全控制和对技术的垄断依然是新帝国不可缺少的帝国逻辑。新帝国主要的国家权力实践领域同时也指明了大国关系的主要政治实践领域与反抗新帝国主义的重点所在。但是，根据我们对新自由主义霸权危机的原因分析和马克思关于垄断这一生产方式最终会断送资本主义命运这一总的结论（资本的限度），金融资本所创造的现实基础并不是人类可靠的最终基础。因此，一种经济力量和经济关系涵盖不了领土国家间的全部关系，受制于金融资本经济关系的领土国家间的关系最终会从经济关系的牵绊中解放出来，一种独立于经济力量的国家间关系及其超经济力量将重新构成未来世界秩序建构的主要内涵与主导性力量，一种基于资本实力及其经济关系的霸权结构可能是历史的迷雾，这为民族国家的未来发展留有余地。 列宁的历史警告依然没有过时，“帝国主义的‘现象’尽管已经转变，但经典著作中所描绘的‘帝国主义的基本指标’仍是核心问题”。列宁的当代意义在于，我们必须根据“金融资本”来重新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新帝国虽然抓住了“金融资本”这一历史“幽灵”，但金融资本的新帝国主义体系也有“裂隙”，它敞开了一种新的“类存在”的可能性，因为国际金融资本的发展意味着人类各种交往体系的不断发育。在人类的交往中，知识的传播与发育也许会带给人类“新的启蒙”，一种源自人本身的知识潜力——人的本质力量——会使各种理性结构发生进化。至少目前看来，没有什么东西能垄断人类知识的整体增进——根植于全球生产体制的金融统治需要以垄断技术与知识为前提。事实上，金融资本所创造的经济与市场秩序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组织并调节生活的基本结构，现在的问题应该是，在这种流动与交织的世界中，是否存在着如哈维所说的由交流中的地方性崛起而引发的世界“霸权结构”的自我进化或转型。反抗新帝国主义的斗争将是在“合作与冲突”的矛盾融合中而在技术、知识、经济和政治等多领域展开的复杂“争斗”过程。金融资本没有带来极端的“恐怖和平”，反而敞开了一种“冲突中的和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在此意义上，正是因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自由主义霸权危机，我们将获得宝贵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责任编辑：周文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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