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 请 期 待 《百科》塑我编辑观（3）——体验编辑邻接关系 本公众号获作者授权，将连续登载以上文章 欢迎关注 《百科》塑我编辑观（3） ——从《哲学》卷出炉前后说开去 王德有 体验编辑邻接关系 我想做个好编辑,把文化再度创新作为编辑工作的灵魂,站在艺术高度从事编辑活动。标准够高了,工作可以了,乐趣也有了,何必还要苦苦抓住学术研究,把自己累得半死不活？要知道，学术研究纯系个人的志趣，并非事业的需要，也非国家的要求，满可以放在一边,这样可以活得轻松一些。在最累最苦的时候，我曾这样想过。可是我没有放弃。为什么？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编辑工作促进了我的学术研究；二是因为编辑工作离不开我的学术研究。 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的心愿是搞学术研究。你看社科院的那帮朋友，每周去单位转一天，剩下的六个昼夜，任凭自己在学海里畅游。那种心理感觉，那种文化享受，要多么滋润就有多么滋润！说的世俗一点，工资拿得一点也不比我们少，汗水流得不一定就比我们多，成果出来还可以传之四海、记于史册。怎能不令人向往！怎能不叫人艳羡！可是老天不作美，你有什么办法，只好把编辑当成自己的主业，把专业当成自己的副业，抽业余时间进行学术研究。 《哲学》卷的稿件开始进入编辑组之后，这点业余阵地也守不住了，审稿工作开始侵蚀业余时间，没过多久，学术研究便告中断。这种情况延续了一年半，我非常苦恼，有时真想把那些稿件抛到天上去，大喊一声，“还我时间！”每逢于此，我便坐在那里，调整呼吸，不断默念“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说也奇怪，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心境确实有了好转。究其原因，与所审稿件的内容有关。 我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尤着力于道家和老庄，毕业论文是《论老子“道”概念的产生及其在先秦两汉魏晋时期的演变》。为了写论文，专门研究了汉代严君平的《老子指归》，因为此书是老子学说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却无人做过专门研究，而且版本残缺，也无人整理过。毕业之后，我给自己定的学术目标是出两本书：一本是《道旨论》；一本是《老子指归译注》。前者想勾勒出“道”的发展史，从中总结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后者想整理出一个《老子指归》的善本，古文今译并加注释，以飨来人。这两项学术成果当属填补空白，价值无疑，一想到它们的问世，心里便热乎乎的，充满了生活的情趣。 可是，想归想，做起来谈何容易。不说时间问题，就以学术而言，中国哲学通史虽说有个了解，但比较熟悉的也仅限于魏晋之前。要写出“道”的发展史，隋唐以降不细加研究，就难进展。而研究是否能出成果，也在两说。在校期间，有导师指导，或有难题，随时都可以去找张岱年，有时也去打扰冯友兰，毕业后那就难了。有幸的是，《哲学》卷的编纂工作给我提供了极大方便，使我收益匪浅。 《哲学》卷的稿件，大约五分之一是中国哲学史，作者大都是学界一流高手，他们条分缕析，将已有成果都凝结在了稿中。所做的分析，所给的结论，所用的方法，所蕴的思路，对学术研究大有补益。更难得的是，每份稿子都要经过编写组的集体讨论。张岱年是编写组的主编，汤一介、丁冠之、方克立、方立天，这些大腕都在其间。一共13位，讨论起来那叫精彩。特别是有了不同意见，辩论开来，真是一生难遇的场面。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依据，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结论，一下子就把学术内涵、哲学要义、学界意见、疑点难点全都翻个底朝天，淋漓清澈，到哪都找不到这么好的课堂。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研究，那真是站在了巨人的肩上。 也许是因为受了这些教益，当我重新进入学术研究领域时，觉得眼界开阔了许多，思维敏捷了许多，知识丰富了许多，思考深入了许多，所以写作速度也就快了许多。在《哲学》卷发稿时，我的《道旨论》也在齐鲁书社进入了审稿程序，第二年的7月正式出版。 也许是因为受了这些教益，《道旨论》的质量看来还算可以。虽是一本纯学术著作，前后也还印行了2.4万册。获得了1988年“全国优秀图书”奖。全国博硕论文资讯网、台湾大学电子学位服务网、苏州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参考书目、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中国古代哲学专题研讨”课程、湖南省美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主要教材与参考资料，都将其作为参考文献或参考书目列入其中。还有不少学术论文引用它，比如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后王哲平的《豪华落尽现真淳——论“道”在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中的审美映现》，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赵奎英的《从儒家语言观看“文载道”与“诗言志”的歧异》等等。《哲学研究》1991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署名“紫彦”的文章，题目是《〈道旨论〉评介》，5000字。其文曰：“王德有同志著《道旨论》一书，1987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并荣获第三届‘全国优秀图书奖’，这是一本受读者欢迎、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书。” 要说我从编辑工作中受到的益处，还不止于此。要知道，《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哲学》卷包括11个分支学科，比如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东方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等。各个分支学科都有各自的方法论，都有各自的切入点，都有各自的理论体系，都有各自的论说逻辑。稿件又是大专家、大学者们写的，精当准确，深入浅出。我们审稿，不能不思考，不能不品评。一思考，一品评，便觉大有意味。再与中国哲学一比较，便觉学术基点在变化，学术视角在变化，学术视野在变化，学术思路在变化。以往分析学术问题，大多遵从传统，单刀切入，自觉不自觉地就进入了前人已踏过的路子，得出了前人已得出的结论，很难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有了多种学科的体验，渐渐养成一种多视角、宽视野的思维方式，渐渐具有了多层次、多角度剖析学术的能力。现在看来，这种方式和能力对我的学术研究很有帮助，否则的话，就不可能在以后的十数年间，完成并出版了《老子指归译注》和另外的8部学术著作。 就拿其中的《智慧论》来说，那可是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希腊罗马哲学思想的对比研究成果。没有《哲学》卷编辑工作对我的熏陶和提升，我一个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大概不会步入古代印度哲学和希腊罗马哲学的领地。《冀东学刊》1995年第2期刊登了署名宋起瑞的文章《一本广论智慧的好书——读王德有先生的〈智慧论〉》。文章说“笔者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和虚心的学习态度，反复阅读了《智慧论》……阅读本书，我们犹如置身于作者所主持的沙龙，参加一次广论智慧的大型理论研讨会，古今中外的智慧大师齐集一堂，各展雄才，各述高见，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真可谓学海翻腾，百家争鸣；而主持人王德有先生，以其渊博的知识，坚实的理论功底，巧妙的组织技巧，高超的驾驭能力，搞活了这场沙龙。他以极大的热情和真诚，接待了古今中外的智慧佳宾，他以沉着冷静的态度和高度科学的精神，对各派诸家的理论观点作了客观的总结和品评。”读到这里，我真有些不好意思了，看来作者是有些偏爱，也许是偏爱此书，也许是偏爱付出了辛勤与劳苦的写书人。 要论有意思，还是那本《老子演义》。那是一本稍有一点文学色彩的哲学著作，原是为日本读者写的。说到它的起因，还得涉及《道旨论》。《道旨论》传到日本后，东京地湧社想要译成日文，但是没有成功。为什么，学术味太浓。它的社长不甘心，专程到北京造访，约我写一部《老子》要义浅释，给普通读者看。写成之后，名之曰《老子演义》；除了日文本外，还在大陆出了中文简体字本，在香港出了中文繁体字本，在韩国出了韩文本。 我说这书有意思，不是说这个写作过程有意思，也不是说书的内容有意思，而是说它引出的故事有意思。此书虽说是给普通读者看的，但基本内容是学术层面的，书出后，日本大阪市立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将它列为参考书，我并没有感到奇怪。感到奇怪的是，学生们会喜欢它。我接到过好几个做母亲的打来的电话，询问什么地方能买到这本书，说她的孩子想买买不到。有一天我在网上游览，发现2004年2月17日“五色天风”的一幅帖子，在讨论“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些书”，其中居然有《老了演义》。帖主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是《红楼梦》，在小学升初中的暑假中读的，一醉三年，整个初中常常浸在红楼的梦里。一部是《老子演义》，王德有写的，在初中升高中的暑假读的， 又是三年。还有就是金庸的著作，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读《笑傲江湖》，到高二读完《鹿鼎记》（高一才知道 读的第一部金庸竟然是二年级时在一本杂志上读的《越女剑》）。这些书对之后我的人生影响巨大，所以有我现在对一切的看法。”《老子演义》会有这么大的魅力？连我都有点不相信。 更有意思的是，诗人朱泉雨先生在网上“文化精品论坛”“原创诗歌”板块写了一首诗，题目是《老子 老子》。还挺长，165行，看起来像是一篇悼文。悼什么？悼《老子演义》。可能这位朱兄把《老子演义》放丢了，于是写诗凭吊。其文曰： 老子 我的老子 …… 如此等等，其他著作就不再赘述了。 也正因为有这十本著作做支撑，我这个编辑方得以在哲学界行走：到高等学府去讲“庄子人生哲学”，比如北师大、清华什么的；免费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比如在首尔、华沙等地；评审博士论文，受邀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比如北大朱伯崑先生、汤一介先生的博士…… 也正因为如此，离开燕园时的那种惆怅，那种失落，那种灰暗的感觉，才慢慢被抚平了。 积二十多年的编辑实践，我可以说一句话，编辑工作与学术研究在时间上是有冲突的，但在事业的进展上却可以相得益彰。不过要有两个前提：其一是要吃得了苦；其二是要找到二者的结合点。 说二者相得益彰，是说编辑工作能促进学术研究，学术研究也能促进编辑工作。学术研究不但能促进编辑工作，而且为编辑工作所必须；离开了学术研究，编辑工作便难以做好。 如果你想要编出好书，就不能不懂学术。进入了新的领域怎么办？最好别进。身不由己，非进不可，那你就要学，就要问，在新领域里做学问；一时不可能成为专家，但要努力成为内行。否则的话，要编出好书，只能是一句空话。 《哲学》卷的编辑工作之所以比较顺畅，《哲学》卷的编辑质量之所以比较理想，与《哲学》编辑组的专业结构大有关系。六个编辑，五个出于哲学系，另一个虽说是学中文的，但在分管美学分支，与其专业也有联系。说实在的，当一个外行编辑，不但与作者话难投机，就是自己做起来，也会缺乏底气。说不到点子上，让作者如何信任你。如果你是内行，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在《哲学》卷全体编撰人员大会上，需要宣讲体例。下面坐着的300多位作者，都是哲学界的高手，你敢不敢讲？不管敢不敢，都得上台。因为我是责任编辑，《哲学》卷的体例是我主持制定的，我不讲谁讲！ “各位老师，现在我来汇报一下《哲学》卷的体例是根据什么制定的，为什么是这么个样子。”我上台了，开场白之后，下面安静了下来。坐在第一排的两位女老师还在交头接耳：“百科全书的编辑这么年轻！哪儿毕业的？”一位悄悄问。她在说我。“听说是北大张先生的研究生。”另一位回答。“噢，我说呢！”之后便不再言语。 虽说我有充分准备，但上台的一瞬间还是有些紧张。不过一开口就好些了；听见她俩私语，不知为何，一下子便完全松弛下来，进入角色，正式开讲，而且越来越投入，滔滔不绝。从百科全书的性质到百科全书的功能、语体、检索体系；从百科条目的设置到百科条目的分类、结构、释文解析。一路说了下去。需细说的，以中国哲学史的条目为例，因为那是我的专业；需概说的以西方哲学史的条目为例，浅层知识我还是知道一些；需粗说的以哲学原理的条目为例，好在我是1963级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本科生，基本原理不会忘记。连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讲起来什么都忘了，只见下面的听众不断点头，忘了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哲学界的泰斗。回想起来，原因大概出在学术上，讲的具体内容都是哲学，都是我的专业。如果让我去给《经济学》卷的作者去讲，也就只能空讲“体例”，一触具体事例，那准崴泥。 说到审稿，专业知识更是一丝一毫也离不了。什么稿子能用，什么稿子不能用，都得判定。判定的标准，不只是体例，还有内容。虽说社外有个综合编写组，他们审稿，重在内容，兼顾体例；我们社内的编辑组审稿，重在体例，兼顾内容，可兼顾也得顾啊！一般稿子还好说，遇到需要修改的稿子，那就麻烦了，需要我们去面对作者，需要我们写出修改意见，不涉及内容行吗？还以给金先生的那封“退稿信”为例。如果不懂学术内容，不了解金先生的基本观点是什么，不了解学界的公认观点是什么，不了解之所以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是什么，不了解金先生观点的学术价值和学术缺陷，能说到点子上吗？能说得金先生高兴起来吗？像金先生这样的老学者，如果给他讲一堆空洞的恭维话，不把他气死才怪，那你就等着到医院去看望吧！ 《哲学》卷审稿，还有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那就是“合条”。什么是“合条”，就是把几个条目的稿件合成一条。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一个哲学家有多方面的哲学思想，比如基本理论的，美学的，伦理的，逻辑的等等，可我们的作者却是分头研究的，你研究的是基本理论，他研究的是美学，第三位研究的是伦理，第四位研究的是逻辑，按百科全书的要求，“请最合适的作者写最合适的条目”，这一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就要四位作者来写。稿件经过十几道编辑程序，最后定下来之后，要合在一起。“合条”，可不是把四份稿子放在一起就了事，那要糅，要糅到无隔无缝的程度。这样的条目不少，特别是西方哲学史的部分，比如“赫拉克利特”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霍布斯” “狄德罗” “爱尔维修” “康德” “黑格尔”…… 谁来合？责任编辑。不懂学术能合得了吗？ 编辑一定要懂学术，不懂学术不行，不按学术规矩办也不行。我的教训也不少。 《哲学》卷在上海分社看清样，我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介绍有疑问，查了半天，分社图书馆没资料。那时的电话不方便，打长途很麻烦。我一懒，就没给作者挂电话，凭自己的记忆和理解，做了修改。结果改错了，书出来后，作者大为恼火。没办法，只好向作者真诚道歉，许诺重印时加以修正。道歉是小事，关键是给读者提供了错误知识，自己很难受，好长时间都像是吃了不洁之物。 二十多年的编辑实践告诉我，编辑工作是一种学问，它的学问形成了一门独立学科，但是在具体编辑实践中，编辑工作却不能独步特行，每走一步，都须由其他学科做伴侣。一个编辑，想要做个好编辑，想要编出好作品，不仅需有编辑学科的学问，而且须有相关学科的学问。相关学科与编辑学科是不可分割的邻接关系，就像一张纸的两个页面，去掉一面，也就等于去掉了另一面。 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20世纪90年代，人事部要取消出版行业的编辑职称。为什么？说编辑工作不是一种独立的专业技术工作，没有清晰明确的专业界定，什么学科的人都在做，什么学科的人都能做。消息传出，新闻出版署大吃一惊。这还了得！这不仅是对编辑工作的极大误解，还涉及多少万人的工作、身份和实际问题。我们的副署长桂晓风同志亲自出马了，要到人事部去说明情况，请求他们收回成命。为了提出充分理由，找到有力根据,晓风的秘书和新闻出版署的人教司分头与出版社联系，了解编辑人员参加学术活动、撰写论文著作、担任学界职务的情况。最后，晓风和人教司的领导拿着这些材料到人事部“汇报”。要论辩才，没有几个能抵得上桂晓风的，他一出马，问题也就解决了，出版界的编辑职称也就保住了，所以，直到如今，出版系统还在评定编辑职称。说到这里，应该给晓风同志记上一功。不过，在我们内部讲，他们拿的那些材料尚没有多大说服力。一是编辑写有编辑专著的当时还不多，不像现在，编辑学的著作已有200多部；二是担任学术职务的倒不少，但大多是编辑学之外的学术职务，比如哲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等等。这些材料还难以说明编辑是一个独立的专业。可是它倒反映了另外一种情况，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编辑工作中有所成就的编辑，大都与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有联系；他们的编辑成就一方面出于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出于其他学科的学术功底。 我比较幸运，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当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从早期开始，就养成了重视学术的好风气。当时分管编辑业务的副总编辑闫明复，曾在职工大会上明确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不是一般的出版单位，它是一个半学术性的机构。”分管社会科学编辑部的副总编辑石磊同志也十分重视学术研究，十分重视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编辑，为编辑们的学术研究创造条件。社会科学第二编辑部的博士杨光辉要去美国做访问学者，老石和社会科学第一编辑部的主任丘国栋专程到机场送行，嘱之再三，希望到期后回社工作。光辉很感动，没有辜负前辈的嘱托，如约返社，又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奉献多年，后调妇女出版社任社长。写到此，衷心希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能发扬传统，将编辑与学术作为立社的两根支柱。 作者简介 王德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编审。曾任中国编辑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2002年获第四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