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20～30年代喀尔喀蒙古与沙俄的关系

17世纪20～30年代喀尔喀蒙古与沙俄的关系

——以林丹汗西迁为中心

姑茹玛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 要] 16世纪以来，沙俄推行东侵政策，开始向西伯利亚进军.喀尔喀蒙古与俄沙的往来是随着沙俄东扩而开始的，双方的关系在17世纪前20年非常活跃.喀尔喀蒙古与沙俄的关系与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汗部所属的和托辉特部联系在一起，“阿勒坦汗”最早与俄国建立起密切关系，至其子、孙仍长期延续.通过几次使者往来，俄国未能达到臣服喀尔喀蒙古、掠夺大量土地和财富的目的，于是17世纪20年代初单方面终止了往来，双方关系陷入停滞状态.17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蒙古大汗林丹汗西迁为契机，喀尔喀方面主动遣使，向沙俄寻求援助，双方关系由此恢复并进入一个高峰期.

[关键词]17世纪二三十年代；喀尔喀蒙古；沙俄；林丹汗

16世纪以来，沙俄推行东侵政策，开始向西伯利亚进军.沙俄同漠北喀尔喀蒙古①的往来，随着其不断东扩逐步发展起来.当时，喀尔喀蒙古右翼扎萨克图汗部所属“阿勒坦汗”(或称黄金汗)与俄国的往来非常活跃.双方的往来始于1608年，1616～1621年间形成第一个高峰期.1621年，俄方单方面终止同喀尔喀蒙古的交往.直到17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双方关系出现转机.尤其从1631年开始，直至1645年，双方互通往来达到另一个高峰.导致这一变局的直接原因是蒙古大汗林丹汗(1604～1634年在位)的西迁.本文以使臣往来为主线，试对林丹汗西迁前后喀尔喀蒙古与沙俄关系的发展变化作一考察，并对相关史事进行考订，望批评指正.

一、17世纪前20年的喀尔喀蒙古与沙俄关系

漠北喀尔喀蒙古与沙俄的关系，是与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汗部所属的和托辉特部②“阿勒坦汗”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最早与俄国建立起密切关系，至其子、孙仍长期延续.

俄文文献中首次出现“阿勒坦汗”(蒙古语，意即黄金汗)这一称谓是在1604年.[1](P．15)第一代“阿勒坦汗”硕垒乌巴什，为喀尔喀万户之主格哷森扎长子阿什海达尔汉珲台吉次子岱青霍都古尔的长子.当时硕垒以其所属和托辉特以及兀良哈二部为核心，在乌布苏湖畔设立宫帐，管辖喀尔喀西北地区，即东至今色楞格河流域、西北抵今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西接今俄罗斯布里亚特的广阔地域.在硕垒乌巴什统治时期，经过多次争战，控制了漠西卫拉特蒙古，对其进行有效统治，因此日本学者宫胁淳子曾说“第一代阿勒坦汗也是一位卫拉特蒙古汗”[2](P．24).16世纪末，硕垒乌巴什开始向居住在叶尼塞河附近的部族征税，由此也开始与俄国交往.硕垒乌巴什子俄木布额尔德尼[3](P．268)统治时期(17世纪20年代初至1657年)，其领地疆界不断扩大，同俄国的关系继续改善.俄木布额尔德尼子罗卜藏统治时期，投附清廷，被封为扎萨克，“阿勒坦汗”号亦随之废除.

关于俄文文献中的“阿勒坦汗(黄金汗)”称号，据蒙古国科学院色·朝伦研究，当时俄国人前往漠北途中遇见几名蒙古人，问其来历，答曰“阿勒坦汗的部属”.这里的“阿勒坦汗”，本是指漠南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领，汉文文献一般称“俺答汗”.这些蒙古人本是出使和托辉特部硕垒乌巴什的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的使臣，俄国人却据此误认为喀尔喀蒙古人的领主就是“阿勒坦汗”，意即“黄金汗”.[4](P．189)从此，“阿勒坦汗”号亦成为硕垒子孙三代与沙俄交往时的专称，不见于其它满、蒙、汉文文献.本文为了区别于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俺答汗)，行文中称“漠北阿勒坦汗”.

喀尔喀蒙古与沙俄的通使，最初是由俄国方面发起的.1608年10月10日，托木斯克总督库拉金受沙皇指令派四人使团，首次出访漠北阿勒坦汗硕垒乌巴什，但因“阿勒坦汗的黑卡尔梅克①人正在他原先的游牧地打仗”，未能如愿，于1609年3月返回.1616年俄国使团再次出使漠北阿勒坦汗硕垒乌巴什.使团一行8月22日②从托木斯克城出发，经托波尔斯克、吉尔吉斯，抵达漠北阿勒坦汗营地.使团到访后，漠北阿勒坦汗硕垒乌巴什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亲自接见了使臣，并派使臣随同俄使首次出访俄国，于次年2到3月间抵达莫斯科.这是整个漠北蒙古派往俄国的第一批使团.硕垒乌巴什给沙皇的蒙古文信件原文尚未见到，目前所见是由蒙古使臣“口述”、俄国外交衙门的翻译口译出来后由书吏用俄文记录并保存下来的俄文信件.据档案记载，使团在莫斯科受到沙皇的接见，于1617年8月5日起程回国.

1618年，托木斯克总督库拉金派伊凡彼特林与两名哥萨克护送蒙古使臣返回，并希望通过蒙古人引领他们前往明朝.漠北阿勒坦汗硕垒乌巴什亲自接见彼特林一行，并派向导护送他们到明朝.彼特林返回时，硕垒乌巴什再次派使臣陪同彼特林一行抵达莫斯科，希望从俄国得到军事援助以对付卫拉特人，并与邻近的西伯利亚城市进行贸易.使团于1620年底离开莫斯科返回.

蒙古使臣返回时，俄国监管员携带沙皇的国书回访蒙古.[3](P．89)沙皇书中称“向西伯利亚各总督发出命令，令其保护你的属民免受其侵犯”，但关于派兵共同攻打卫拉特之事则称“目前沙皇陛下还不准备向你遣使和派军攻打卡尔梅克哈喇忽拉台吉”③，文书落款日期为1620年4月24日.[3](P．89)不久，即5月6日，沙皇再次致函漠北阿勒坦汗，谴责其擅自从吉尔吉斯王公处征收贡赋.次日，分别向托木斯克、托波尔斯克总督发出谕旨，命令“跟阿勒坦汗和中国今后不派使节交往，而是命令收集有关他们的各种真实信息”，今后“如果阿勒坦汗和中国以及蒙古方面来人，没有我们沙皇的批示，则不必接待他们的什么使团”.[3](P．91)沙皇指出中断来往是因为“路途遥远”，而且漠北阿勒坦汗的属民“除了向我们索要财物，对我们俄国没有什么好处，今后也不会有好处”；沙皇责令漠北阿勒坦汗“应安居自己国内，不得随意来我邦骚扰”.[3](P．92)1623年，沙皇通过喀山政府向托木斯克及西伯利亚其它城堡发出公文，严令“不得从乌法、或西伯利亚各城市放卡尔梅克的或阿勒坦汗的使节们再来莫斯科.如蒙古方面派使臣进入托波尔斯克城，就安排他们在城外合适的地方，与他们友好交往或贸易，如要求前往莫斯科，就推辞说没有得到让他们去莫斯科的指令”[3](P．143).总之，要求坚决不能允许卡尔梅克和漠北阿勒坦汗的使节再去莫斯科.

俄方单方面终止同蒙古的交往，认为喀尔喀蒙古并非他们想象中的“金子”般富有，“派来派去也没有任何意义”，且蒙古人“愚昧不可教化，不通情达理”，无法与俄国高层平等交往.[3](P．144)实际上是通过几次使者往来，俄国未能达到臣服喀尔喀蒙古、掠夺大量土地和财富的目的，于是中止了往来.双方关系陷入谷底，持续近十年之久，直到17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才突然出现转机.而导致局面转变的直接原因是蒙古大汗——林丹汗的西迁.

二、林丹汗西迁

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立爱新国，极力经营蒙古各部，先后征服了科尔沁、内喀尔喀诸部.在与爱新国的争夺中失利后，林丹汗于1627年率部西征，导致右翼蒙古诸部纷纷瓦解溃散.关于林丹汗西迁的相关问题，目前研究成果颇丰①，此处基于本文研究需要，对有关史事作一简要梳理.

大约1627年10月，林丹汗从根据地西拉木沦河流域出发，10月27日前攻打喀喇沁部.次月攻入土默特境内，占领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1628年初，打败土默特和永谢布联军，继而占领鄂尔多斯.同年，林丹汗进驻宣府、大同边外，修复与明朝的关系，约订开市日期.7月7日，林丹汗亲自到张家口边外.但由于满洲、东蒙古联军讨伐林丹汗的消息传来，林丹汗留下部分属众继续买卖，自己则率众向甘肃方向逃走.[5](P．48)有关林丹汗的消息在1629年传到了俄国.1629年5月11日，位于西伯利亚中部的俄国重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总督向托尔斯克衙门首次报告了有关“察哈尔九亲王”的消息[3](P．156)，所谓“察哈尔九亲王”就是蒙古大汗——林丹汗.

1630年8月，林丹汗将营地移到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一带的大青山北边，又传令预备20天盘缠，据说是“要往西北征剿哈力哈、卜罗合儿气等酋”[6](P．318).这里的“哈力哈”即哈拉哈，指喀尔喀蒙古，“卜罗合儿气”即“卜罗科尔沁”，指的是嫩科尔沁.17世纪20年代，嫩科尔沁的牧地在嫩江流域.与嫩科尔沁毗邻的是当时游牧在西拉木沦河流域的“内喀尔喀五部”，位于明朝版图的东北端.这里出现的“西北”应该是笔误.“内喀尔喀五部”于1626年两次被爱新国攻打，继而又遭到林丹汗的讨伐，众离部散，弘吉喇、巴岳特、乌济叶特三部被编入满洲八旗，剩下的扎鲁特、巴林二部先是投附嫩科尔沁部，1628年又改投爱新国，被编为扎萨克旗.也就是说，早在1626年，实际上内“喀尔喀灭亡”[7](P．47)，或者最迟1628年，内喀尔喀五部已瓦解，不复存在.因此，笔者认为，这里的“哈力哈”应该是指漠北喀尔喀，而且是与嫩科尔沁接壤的喀尔喀左翼，而不是指“内喀尔喀”.据研究，1630年8月，因阿噜诸部与爱新国往来密切，结成反察哈尔联盟，遭到林丹汗的讨伐.林丹汗调动直属部众以及漠南蒙古部分右翼万户军，征讨兴安岭以北的翁牛特三部、阿噜科尔沁诸部以及阿巴嘎、阿噜喀尔喀等部.此次战役中只有阿巴嘎和阿噜喀尔喀(即喀尔喀左翼车臣汗部)与林丹汗交锋，翁牛特三部以及阿噜科尔沁、四子等部不战而逃，南下投奔嫩科尔沁和爱新国.[8]这一史事正与前引史料中林丹汗备战的消息吻合.此战后，天聪汗下令将科尔沁部从嫩江流域南迁到洮儿河、西拉木沦河一带.

据明朝档案记载，1631年4月，林丹汗再次到明宣府边外，一边派人打探满洲人的消息，一边派100人为一队，共30队，“一探哈喇哈，一探哈巴哈家”[9](崇祯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这里的“哈喇哈”，即喀尔喀，同样指漠北喀尔喀左翼.“哈巴哈”即“阿巴嘎”，指元代“东道诸王”后裔部落.据明宣大总督张宗衡塘报：“插酋数月以来，或曰迎奴，或曰征卜罗好儿慎，踪迹诡秘，消息恍惚.节据侦报，有谓九月初十头不来，必征哈喇哈、古儿半两家.若初十头来，必犯中国.”[10](崇祯四年十月十日)这里的“哈喇哈”应该指外喀尔喀，“古儿半”又写作“古儿班”，即“古儿班亚不哈”(三位叔叔的)，指元代“东道诸王”后裔部落，包括科尔沁、阿巴嘎、阿巴哈纳尔、翁牛特等.这一报告与林丹汗随后的军事行动吻合.林丹汗于1631年10月征讨嫩科尔沁无功而返，11月用兵阿鲁科尔沁部.[11](天聪五年十一月庚寅)

1632年2月21日，林丹汗亲自到明张家口边外，修筑库房，并从明朝索取不少泥匠等，准备长住.不久因科尔沁、阿鲁蒙古和满洲联军要攻打察哈尔的消息传来，林丹汗率众西迁到归化城以西地区.[5](P．61)1634年闰8月7日，天聪汗接到林丹汗驾崩的消息.秋天，喀尔喀左翼车臣汗硕垒亦接到林丹汗的死讯.11月，这一消息才传到明朝.

林丹汗的西迁，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引发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漠南蒙古右翼诸部纷纷瓦解，最终导致蒙古汗廷的灭亡；为躲避战乱而逃散的漠南蒙古部众逃入漠北地区，又引发喀尔喀内乱和政局动荡.除此之外，这一历史事件对喀尔喀与蒙古大汗、漠西蒙古、西藏以及俄国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中，喀尔喀蒙古同俄国的关系就是以此为转机，得以恢复并由此达到了通使关系的又一个高峰.

三、17世纪30年代喀尔喀蒙古与沙俄关系的恢复发展

1629年5月11日到6月19日之间，俄国托波尔斯克衙门首次接到有关蒙古察哈尔汗(即林丹汗，俄国人称其为“九亲王”)的消息.这一消息，惊动了俄国政坛，从沙皇到喀山、托波尔斯克、托木斯克等城堡先后多次派出使节去追踪信息、核实真伪、收集相关情报.为了应对林丹汗的威胁，喀尔喀方面主动派出使臣，向俄国寻求帮助.这样，以林丹汗西迁为导火索，围绕宣誓、臣服等问题，喀尔喀与沙俄间使者穿梭，在1631～1645年间，双方关系达到另一个高峰.

之前，不论是双方通使还是中断往来，皆是俄国主导，而此时因受到林丹汗的威胁，喀尔喀方面积极主动寻求恢复发展双方关系.1631年10月底漠北第二代阿勒坦汗俄木布额尔德尼派出使臣，向俄国寻求援助，中断十年之久的喀尔喀与沙俄关系开始恢复.早在1629年俄国方面就得到“九亲王”的消息，俄木布额尔德尼也收到了察哈尔汗攻破“中国和喇嘛国(指西藏)”的消息.[3](P．183)可俄木布额尔德尼为何两年后才派使节到俄国?这与前述林丹汗西迁形势有关.如前述，1629年林丹汗一边忙于同明朝修复关系，一边以张家口边外为中心，积极准备下半年向东征伐.当时，俄木布额尔德尼的营地在克姆奇克河(叶尼塞河左支流，位于今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境內)，两地相距甚远，林丹汗暂且对其构不成直接威胁，因而他没有立即向俄国派出使臣；而过了两年，林丹汗一度将矛头指向漠北喀尔喀，欲征剿或臣服喀尔喀，正是感受到林丹汗的直接威胁，俄木布额尔德尼才派出使臣赴俄国求援.

1631年10月，漠北第二代阿勒坦汗俄木布额尔德尼派名为拜噶尔拜萨耶夫的使者，前往托木斯克城向总督告急.据使者讲，有一天漠北阿勒坦汗的老牧场来了很多以前没有见过的军队，林丹汗还派了30个人的使团来找漠北阿勒坦汗；使者又讲，当时察哈尔汗的人马侵占了漠北阿勒坦汗的地盘，迫使其离开旧牧场，迁到相距5日路程的克姆奇克河支流游牧.[3](P．181)1635年，漠北阿勒坦汗俄木布额尔德尼在给沙皇的信中述及这一事件：当时是因都沁汗主(指林丹汗)要来攻打而派出使臣寻求援助，请求俄国方面保护他和他的汗国.

俄国方面积极回应，于同年11月30日派出使臣前往俄木布额尔德尼处，共同商讨对策.俄使于1632年2月24日抵达俄木布额尔德尼的牧场，29日拜见了俄木布额尔德尼本人.但此时，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前述，当时林丹汗处于东蒙古和满洲联军的征伐威胁中，无暇顾及俄木布额尔德尼，更没有再次派人追究其杀害使臣的事情.因此，俄木布额尔德尼告诉俄国使臣，之前，是“察哈尔汗的人曾到过他阿勒坦汗国的门前，他阿勒坦汗的人把察哈尔汗的人全杀了”，察哈尔汗对阿勒坦汗“很不友好”，但是“眼下察哈尔汗和他的兵士都走远”，因而“等他得到察哈尔汗要来找他阿勒坦汗打仗的消息时，他再叩请陛下保护并派军”；俄木布额尔德尼还拒绝派人引导俄国人打探察哈尔汗的消息.[3](P．188)

俄使返回时，俄木布额尔德尼又派苏鲁姆吉阿尔伽前往托木斯克城.托木斯克方面迫使苏鲁姆吉宣誓，并向上级报告称漠北阿勒坦汗俄木布额尔德尼愿意臣服沙俄.莫斯科方面接到报告后立即着手准备俄木布额尔德尼的宣誓事宜，于1634年5月31日派出正式使团，10月20日抵达俄木布额尔德尼的营地.

当俄国庞大的使团到来之时，密切关注察哈尔行踪的俄木布额尔德尼，早已接到了林丹汗去世的消息.宗主大汗已死，满洲以及其他蒙古诸部暂时还构不成威胁，自然没必要再牵就俄国，于是俄木布额尔德尼“重新考虑宣誓的事并表示反悔”[3](P．248).俄木布额尔德尼态度的转变，充分体现在其对待俄国使团上面：他下令扣留俄国使臣和翻译官；不给使臣赏赐，不接见使臣；强行没收了使团的武器；要求俄国使臣严格遵循蒙古人的礼节，先拜访其母亲；更重要的是拒绝宣誓.但在俄国使团的不断威迫和自己喇嘛的劝说下，俄木布额尔德尼最终派自己的堂兄、侄子、女婿进行了宣誓.但是强调只向沙皇表示忠诚，坚决反对臣服.宣誓结束后，俄木布额尔德尼又派出一批使臣前往莫斯科.[3](P．268)此后，俄政府先后又派出两批使臣，试图让漠北第二代阿勒坦汗俄木布额尔德尼亲自宣誓，并在宣誓书上亲笔签名.但由于俄木布额尔德尼的坚持，始终未取得任何进展，于是俄国方面再度中断同俄木布额尔德尼之间的往来，双方的关系又中断了十余年.

综上所述，俄国同喀尔喀蒙古的关系，最先由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汗所属的和托辉特部硕垒乌巴什开始，在17世纪前20年双方往来比较活跃.通过对俄、蒙、汉多种文字史料进行比勘，可得出如下结论：林丹汗西迁，没有亲自征讨喀尔喀，只是派30人前往漠北阿勒坦汗俄木布额尔德尼领地边界(这30人被杀的记录，没有其它史料可以佐证其真伪)，对其并没有构成直接的威胁.但俄木布额尔德尼大肆宣染，过分夸大林丹汗对自己及其汗国的打击和威胁，甚至有些无中生有.其目的，一方面欲缓和同俄国的关系，借助其势力来抵御威胁；另一方面则欲获得俄国政府更多的赏赐.而俄国方面，则利用此机会，加紧对喀尔喀蒙古的控制，要求其宣誓臣服.但俄木布额尔德尼并没有亲自宣誓，也没有在宣誓书上亲笔签名，其态度随着势态的变化而反反复复，使俄方难以掌控.

总之，沙皇俄国在东扩的进程中，最先与位于蒙古高原西北端的喀尔喀蒙古封建主漠北阿勒坦汗硕垒乌巴什接触.俄国当局以开发新土地、扩大征税地区、开辟通往富有的东方大国——中国(明朝)之路为目的，对其毗邻的喀尔喀蒙古则采取比较温和的策略，通过使臣往来疏通相互关系.但以漠北阿勒坦汗为代表的喀尔喀封建主们立场坚定，态度坚决，只求与沙皇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亲自宣誓臣服一事始终不予同意.尽管如此，17世纪二三十年代喀尔喀蒙古与沙俄的关系，随着林丹汗西迁的形势演变而发展变化.双方围绕应对林丹汗和宣誓臣服的事情，多次遣使沟通，以尽可能维护各自的利益；随着林丹汗的逝世，喀尔喀蒙古与沙俄关系也再一次陷入低谷.俄国方面则将战略目标转向喀尔喀蒙古左翼，与漠北阿勒坦汗间的往来中断十多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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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19．04．0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北部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子课题“蒙古部落史丛书·喀尔喀史略”(编号：BJXM2013－79).

[收稿日期]2018－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