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中国古代著名的阳谋，人们首先想起的往往就是汉武帝时期的“推恩令”。 在大多数人眼中，推恩令不仅完美解决了困扰汉朝多年的诸侯王问题，而且它实施时明面上还没有受到诸侯太强烈的反对，可以说，这是一招几乎无解的“最强阳谋”。 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么，推恩令到底能不能担得起最强阳谋的美誉呢？
小编觉得，这其实要分开来看。从结果上来看，推恩令的确起到了瓦解诸侯的作用，但因此就将所有的功劳都归功于推恩令，还是有些太过片面了。 虽然汉武帝是在主父偃的建议下，开始推行推恩令，但实际上早在汉文帝时期，鉴于淮南王、济北王的叛乱事件，贾谊就已经在《治安策》中向文帝提出要“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了。 这一提议，与主父偃在公元前127年上奏汉武帝“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的建议，解决诸侯王问题的基本套路如出一辙。可以说，如果单从计策的提出事件来看，贾谊才是第一个构想推恩手段的设计者。 可是这又能如何呢？汉文帝虽然对贾谊的《治安策》十分欣赏，可《治安策》中包括“众建诸侯”在内几乎所有的构想都被他搁置了，是因为汉文帝昏聩么？
当然不是，作为文景之治的开创者，汉文帝绝对算是一位励精图治的贤君，可没办法，贾谊给的计策再好，它都需要一个强势的中央作为前提，而这恰恰是汉文帝所没有的。 我们都知道文景之治是汉朝国力的上升期，可换句话说，在这期间汉朝的国力比较于之后的武帝时期相对弱小，这使得汉朝不仅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处于守势，就连在面对国内刘姓诸侯时，文帝也更加谨慎小心。 相比之下，他的孙子汉武帝就幸福得多了，经过几代的休养生息，不仅家底厚了不少，境内的诸侯也因为景帝时七国之乱的平定而元气大伤，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对待诸侯的手段选择自然就多了起来。
不少人以为，是推恩令削弱了汉朝诸侯王的势力，强化了中央集权，这种想法自然没什么大问题，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其实早在推恩令施行之前，汉武帝时期的诸侯早就已经没有文景时期那么跳了。 就比如当时的齐王，就曾经因为娶王太后外孙女一事稀里糊涂的得罪了主父偃，结果不是冤家不聚头，汉武帝为了打压齐王，专门把主父偃封为齐国相国。 “相国”在名义上是诸侯王的臣属，但实际上却是汉朝用来监视诸侯的眼睛。之后，主父偃利用相国身份，多次诬陷齐王私通亲姐，最终把齐王活活逼死。因齐王无后，齐国国号也被取消，划归成了汉朝中央直接管理的郡县。 这才是这一时期诸侯王的真实处境，在汉武帝强势的压迫下，这些诸侯别说像景帝时那样发动叛乱，就连自己在封地内做得过分一点都会被人检举。 《史记》记载，诸侯们“宫殿之里，毛厘过失，亡不暴陈”。从这一点上来看，汉武帝之所以能够用推恩令将诸侯领地继续拆解，靠的可不是推恩令本身的那些算计和谋划。
当然了，这并不是说推恩令本身就毫无作用，无论是从哪种层面上来说，推恩令都是当时汉朝瓦解诸侯、巩固统治的最优解。 之前，诸侯死后，其封地只由长子一人继承，而推恩令却规定，除长子外，诸侯的次子、三子也拥有共同继承权，这些新继承的诸侯国被称为列国，它们不再归于诸侯王国管辖，而是被划归各郡管理。也就是说，每经历一代，诸侯王的土地就要减少大半。 就这样下去，再大的诸侯国也经不起折腾，老子传一大帮儿子，儿子传一大帮孙子，指数级的分家产模式，当真是应了富不过三代那句话。 从实质上来看，推恩令是在郡县制的基础上，将原本游离于郡县之外的诸侯国缓慢纳入其中。这些诸侯国的土地，原本在诸侯王死后会继续由长子继承，除非诸侯无后或者本人有严重过失，否则在理论上即使是皇帝也无权对这些土地下手。 如果没有推恩令，那他就只能自己亲自上场撕掉脸皮，把这些同姓诸侯们一一踩死，或者将这些可能会影响汉朝统治的隐患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上述情形无论是哪种，都有着巨大的未来风险。前者可能会进一步激化矛盾，让自知再无侥幸的诸侯们铤而走险，与汉武帝拼个鱼死网破。而后者的隐患更大，一旦汉朝国力衰弱，这些没有被打压和控制的诸侯很有可能会重新变得尾大不掉。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只有施行推恩令，才是一种“双赢”：诸侯们不用担心被汉武帝各个击破，汉武帝也不用再亲自下场一个一个的手撕自己这帮亲戚。 不过从公元前112年爆发的“酎金失侯事件”来看，汉武帝对手撕自家亲戚，其实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当时这帮亲戚，早就因推恩令被瓜分成了碎片化势力，所以汉武帝拿酎金成色不足来说事，也能轻轻松松把他们给撸了。 总体来说，推恩令并不是一项可以直接扭转乾坤的奇谋，可这并不代表它就毫无意义。相反，正是因为它的实施，汉朝可以以一种合理又合法的方式逐渐接管诸侯王的土地，而诸侯王也只能以“平和”的方式，接受封地逐渐被夺的结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