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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文章简介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观察，建筑学和城市设计以及城市规划存在关联共生的关系，这种交织的关系，令城市设计在很长的时间段存在建筑学和规划思维的移植现象，建成形式的设计被建筑学所主导；而城市发展的控制方面被城市规划所占据；城市设计被认为是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市设计的发展，其多学科融贯和多专业协作特征更为清晰，建筑学维度关注城市设计的角度也在发生转变，更多地关注如何处理好建筑设计与城市设计的关系层面。为此，本期更多关注城市设计的落地性，如何推动基于城市设计开展建筑设计，如何改进城市设计的方法路径，以及新技术带来的城市设计范式的转变，更好地指导建筑实践；还有对多尺度空间关系的体验式的研究与把握，对城市空间运营效率、空间活力与品质提升的研究等方面。 在专题访谈中，王建国分析了城市设计当下与未来的一系列问题，并分享了其前瞻性思考；他指出，在实践中，建筑师完全可以基于城市设计的维度，由外向内建构设计的起点和空间形态组织的逻辑系统。孙彤宇、许凯从建筑学科核心要素出发，讨论了城市设计专业建设问题。庄宇梳理了城市设计涉及的要素及其发展中的空间关系组织方式，提出了“秩序”和“效能”是决定空间关系的关键。匡晓明引入城市设计的穿透性思维，诠释城市设计由大及小、由知而行和由控到造的系统性方法。沈尧、卓健、吴志强的文章探讨了面向社会效应高质量提升的精准城市设计的特征与实现路径。叶宇、黄鎔、张灵珠探讨了量化城市形态学视角下的城市设计新的可能性。陈婧佳、龙瀛讨论了城市公共空间失序的要素识别、测度、外部性与干预问题。董亦楠、韩冬青、黄洁探讨了在南京小西湖历史地段小尺度、渐进式保护再生中，城市设计所呈现的过程性和参与性。王林、薛鸣华以上海徐汇衡山路—复兴路风貌区为例，探讨了精细化治理背景下街道城市设计的发展历程与理念转变。卜冰探讨了城市设计中的叙事结构与物的再现。蔡永洁、满姗、史清俊的文章将城市空间的建构单元定义为城市细胞，并以此来审视中国城市空间的建构机制及其演变规律。卢济威、曾振荣、曹杰勇、张凡以郑州二砂文创广场城市设计为例，探讨工业遗产保护如何与城市活力协同发展。 主编：支文军教授 从建筑学的角度思考城市设计 王建国院士访谈 Thoughts on Urban Design from an Architectural Perspectiv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Wang Jianguo,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王建国 戴春 WANG Jianguo, DAI Chun 在线阅读 T+A访谈者（以下简称“T+A”）：您认为建筑师在参与城市设计的过程中有哪些优势？如何能够更好地将它们发挥出来？ 王建国（以下简称“王”）：第一点，我觉得建筑师从古至今都是物质空间环境设计创造和工程实现的最主要的力量之一。无论是他们接受的专业训练，还是自身的专业禀赋，都会让他们对于诉诸感官的空间环境信息及其特性非常敏感，比如形体、空间、尺度、色彩、肌理、植被、地形地貌等等。而这些信息恰恰是塑造一个良好聚落环境的重要因素。建筑师群体善于感知这些外部空间环境信息，并能够对这些信息以设计要素的形式加以整合，进行创造。总而言之，建筑师具有城市空间组织的艺术想象和设计能力，善于把握地形地貌、生物气候等条件赋予的城市视觉环境特征，因此建筑师群体的存在是创造中、微观尺度高品质公共空间和人居环境的基本保证[1]。 第二点，工业革命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城市设计师与建筑师很难区分。那个时期的城市渐进式发展和小范围建设，使得建筑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始终与中、微观的城市设计实践密切相关，并对多尺度空间关系有着体验式的把握。这种把握让建筑师在大尺度城市规划向中、微观尺度设计传达的过程中具有特别的优势。 第三点，近期国内对于城市设计的高度关注主要来源于两个重要的会议。一是2013年12月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指出了要重视历史文化、自然特色、永续利用、地域特色、时代风貌和中华优秀文化。第一次提出城镇建设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观点，虽然并没有提到城市设计，但是业界在解读中已经认为这是需要加强城市设计的信号。二是2015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会议中多次提到城市设计，如“切实做好城市设计工作”“要加强城市设计”“全面开展城市设计”等。明确指出，要加强对城市的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等方面的规划和管控，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我认为建筑师群体未来将会是上述城市设计工作的直接贡献者。 在实践中，建筑师完全可以基于城市设计的维度，由外向内建构设计的起点和空间形态组织的逻辑系统。过去，建筑师一般总是基于业主的要求，从局部、由内向外地观照建筑设计本体，但是在具体的城市环境要求下，由外向内的设计起点其实也非常重要。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建筑师就能够在美好城市形态的尺度传递和人文品质的保障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 T+A：近年来国家对于城市设计的重视意味着城市设计地位和重要性的确立，那么对应国家对城市设计的高定位，接下来一段时间城市设计的发展重点有什么方向？ 王：总体来看，当下世界城市设计发展最大的社会需求、最多的工程实践和科技探索前沿都在中国。 根据我和团队的研究，世界范围内对于现代城市设计研究的关注开始于1956年哈佛大学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城市设计研讨会。高潮出现于20世纪的70至80年代，这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此时的城市设计是作为城市化中后期、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解决百姓温饱问题后对美好环境的高层次需求[2-4]。作为这样一种社会在特定阶段的发展需求，城市设计研究在中国大致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而在10年以后随着国家的重视而逐步进入更加广泛的社会视野。顺带一提，这一趋势的变化甚至可以从《现代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和《城市设计》在近20多年的再版和销量情况中看出[5]。 了解了这段发展历史，我们再说当前。当前背景下城市设计的重点可以分别从城市设计的客体和主体两方面来讨论。 从城市设计客体来看，有如下几个值得关注的内容。一是城市设计会与自然资源部门的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和大尺度区域政策配合，从而关注大尺度的、与资源整合和协调相关的总体城市设计和大尺度片区级城市设计，价值理念也会与城市整体的发展目标相关。二是城市新区的出现会带来一系列的城市设计工作，而这些地区多采用竞赛的形式探索城市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三是会出现一批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的城市设计工作，涉及城市更新、社区营建、环境提升和建筑群设计等议题。而在城市建成区尺度上，建筑师群体是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 从城市设计的本体来看，未来数字化的赋能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重点。在未来，数字化可能会为城市设计的理论建构带来一些变化，理论的建构来自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抽象，在数字化的时代，我们感知和认知城市的能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曾经有许多学者都尝试用数字化的方式认知并定格城市，比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简称“UCB”）的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教授、20世纪60年代剑桥大学的城市形态研究、伦敦大学学院（简称“UCL”）的比尔·希列尔（Bill Hillier）等人和组织[6]，但当时技术的不成熟制约了他们的认知能力。今天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能够让我们对更多的城市信息，以及大尺度城市空间演化进行推演和处理。我们认知城市的能力大大进步了，城市设计已经不再是以定性的判断为基础，而是能够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更接近真实的城市设计决策。更进一步地讲，城市设计的数字化在理论建构、技术路径和研究工具等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整套较完整的体系，所以城市设计的数字化可以说并不是单点开花，而是已经形成一个趋势了。 T+A：建筑师在参与城市设计流程的过程中，应如何与其他专业门类的工作者进行多专业协同？ 王：虽然建筑师具有天然地对于城市环境多种要素进行集成整合的能力，但在过去的时代，建筑师们能够接触和驾驭的设计要素还不多，而且主要是围绕建筑物本体的要素。但在今天，“用规划做设计”很重要，建筑师群体需要学会与不同的社会人群进行沟通交流和合作协商，需要在工作中与不同专业、不同系统的人群发生关联和交互。 举一个例子，现在我们提到的总建筑师制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城市设计管理。在这个工作中就需要建筑师传达一个总体的概念和思想，去沟通不同的建筑师并引导不同门类的工作者共同进行空间形态的组织和环境营造。 多专业协同未来一定会越来越普遍，甚至为了更好地实现城市设计，在一定的尺度上会关注与规划管理相似的工作。所以建筑设计也应当跳出自己原有的专业技术的象牙塔，去面向社会需求，向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 T+A：在第四代城市设计范型[7]中，纯粹理性的新工具与新数据如何支撑和协同设计中美学和感性的部分？尤其是在建筑师参与城市设计的过程中，当感性的设计想法与理性的数据分析相冲突时，应当作何抉择？ 王：首先讲一些基本的观点：量化的分析和研究主要是为设计提供一个定量的和理性的基础，我们的空间设计和形态创意应当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去建构的。我们的认知能力、分析能力和信息集成能力的提升改变必然会带来城市设计对象和内容的改变。过去我们基于经验、部分信息掌握下的设计往往能够做到局部最优，但是现在技术的发展能够让我们做到更大，甚至全体信息尺度下的信息集成和综合判断。 因此，感性的决策和设计应当是建立在理性的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理性分析和设计创意之间的关系是先后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竞争关系。在实际项目中，这两项工作应当作为一体的两面，双向校核，而非互相抵触。 T+A：既然城市设计是介于综合规划和建筑设计的一个中间环节，建筑师如何从包括城市设计在内的多维视角观照中、微观的建筑设计呢？ 王：这个问题其实在前面已经有所涉及，这里多做一些探讨。 现在有很多说法，说城市设计是建筑设计和规划之间的“桥梁”“润滑剂”“减震器”等等[8-10]，不一而足。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规划主要是关注不同系统之间的关系，包括自然、经济、社会、资源分配等等，所以在形态方面就不会有过于深入的考量；而建筑设计长期以来以业主的诉求为主要的参考对象和工作内容，不会对大尺度的城市环境有过多的考量。这时候城市设计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它将规划对于用地安排的量化指标与建筑个体对空间的创意表达加以整合和呈现。这会使得建筑师个体的工作在这样的框架下更加协同，而不是仅仅是争奇斗艳的竞争。 但是另一方面，城市设计对建筑师的工作领域也不应当管理得过细。我很早就认为，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之间应当有着“松弛的限定”和“限定的松弛”这两层关系。建筑师应当在工作中主动了解区域特色与上位规划的要求，并通过创造性的设计手法予以回应；城市设计也不应对建筑设计矫枉过正，否则就会出现统一街道标牌、统一开窗形状这样的荒谬规定。 T+A：您对建筑师参与的城市设计实践工作还有哪些思考和观察？城市设计地位的提升是否为建筑师的终身学习提出了新的要求？ 王：建筑师可能会参与城市设计中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筑师有助于塑造城市未来空间发展的结构。这项内容主要涉及片区及总体城市设计，世界范围内也不乏让·努维尔（Jean Nouvel）、包赞巴克（Christian de Portzamparc）参与工作的大巴黎规划，库哈斯（Rem Koolhaas）的阿尔梅勒中心区重建这样的案例[11-12]，后者通过自己的工作重塑了阿尔梅勒中心区的城市空间结构。二是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新城市环境和老城区的致密的空间肌理之间的冲突，需要建筑师进行织补和弥合。三是建筑师的工作有助于标识城市中新老交替的梯度记忆。城市中那些最具时代特征的建筑和物质空间需要被保留。如何能够既促进城市的更新与发展，又让人体会到保留时代标识的匠心用意，这是需要建筑师们下功夫的。四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在城市特色营造的过程中，以设计的手段重建地区的中心属性。比如作为总建筑师，需要对片区内的重要建筑进行风貌把控与技术建议，从而能够对一个区域的中心属性进行把握。五是在总建筑师制度的实施和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等内容上，建筑师也能够参与一定的城市设计管理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说，建筑师并不直接参与城市空间营造，而是从运维管理层面保证城市设计的持续落地。 这些工作对建筑师群体的终身学习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对于新法规、新规范、新技术和新材料的了解；二是增强城市和环境尺度多重系统并置处理能力；三是要增强公共和私有等多重主体的利益分配协调能力，增强对复杂产权地块和规划导则关系的处理能力；四是要增强多重尺度的城市建筑形态驾驭能力。 T+A：对于“用规划做设计”（design by planning）这一概念，您是否能给出一些总结性的理解和优秀案例？ 王：在长期的规划实践中我们发现，在规划最终落地的过程中，建筑师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规划的层面中就应当有着设计的意识，应当有着城市设计方法的贯穿。相应的，在建筑设计中也应当“用规划做设计”，也可以说是做“设计的设计”或者“宽阶的设计”。建筑是个体，环境是整体，因此建筑不能仅靠灵光一现，而是要遵循上位规划、融入环境整体、进行多元交流，这样才能对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有着清晰的把握[13]。 在此也可以提供几个较好的案例，包括上海黄浦江两岸的环境提升和绿带贯通、我当前正在进行的南京大行宫地区城市设计、江西景德镇陶溪川地区、南京小西湖地区城市更新和北京的一系列四合院保护改造中建筑师的探索等等[14-16]。这些工作在落地的过程中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姿多态的特点。有的项目中历史街区环境的完整性非常重要，比如宜兴丁蜀古南街和南京小西湖地区的旧城更新设计，就不能进行过于结构性的或是过于现代的设计；有的项目中周围环境则对设计提出了建设新风貌的要求，如上海黄浦江两岸的城市更新，因此就可以实践一些新颖的概念。 我认为，在未来建筑师的工作中，历史上那种直接塑造宏大叙事空间的机会将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多数情况下，建筑师更应当关注通过个体或局部环境的提升来创造优美的场所环境的机会，做自下而上的修补工作，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最后总结为一句话：由于所受到的专业教育具有原创概念优先、形态设计为主的特点，建筑师群体需要结合更加宽泛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系统协调的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地理学以及工程科学的优势特长，才能真正将中国的城市设计实操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感谢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史书沛为本文所做的工作。） 注释： ① 采访时间：2020年11月15日，采访地点：线上会议，受访者：王建国，T+A访谈者：戴春，梳理：史书沛。 参考文献： [1] 王建国. 中国城市设计发展和建筑师的专业地位[J]. 建筑学报，2016，574（7）：1-6. [2] 王建国. 城市设计面临十字路口[J]. 城市规划，2011，35（12）：20-27. [3] BARNETT J. The way we were, the way we ar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signing cities since 1956[M]. Minneapolis, London: A. Krieger and WS Saunder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101-110. [4] FREY H. Designing the City，Towards a more sustainable urban form[M].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2005. [5]王建国. 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6] HILLER B. Space syntax[J]. The Architects' Journal, 1983, 30: 47-63. [7]王建国. 从理性规划的视角看城市设计发展的四代范型[J]. 城市规划，2018，42（1）：9-19. [8]金广君. “桥结构”视角下城市设计学科的时空之桥[J]. 建筑师，2020，205（3）：4-10. [9] R·瓦尔基·乔治．当代城市设计诠释 [J]．金广君，译．规划师，2000（6）：98-103. [10] 庄宇，卢济威. 城市设计：两种实践范式的讨论[J]. 城市设计，2016，005（3）：72-77. [11]克里斯蒂安·德·包赞巴克.开放街区——以欧路风格住宅和马塞纳新区为例[J].城市环境设计，2015（Z2）：38-41. [12] GARGIANI R, KOOLHAAS R. Rem Koolhaas/OMA: The construction of merveilles[M]. Lausanne: EPFL press, 2008. [13] BARNETT J, JONES B L.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design[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14]邹钧文.黄浦江45公里滨水公共空间贯通开放的规划回顾与思考[J].上海城市规划，2020（05）：46-51. [15]胡建新，张杰，张冰冰.传统手工业城市文化复兴策略和技术实践——景德镇“陶溪川”工业遗产展示区博物馆、美术馆保护与更新设计[J].建筑学报，2018（05）：26-27. [16]唐莲，丁沃沃.基于传统街区更新的城市设计[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17，32（04）：7-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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