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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近距离看中国古典音乐变革 原作者 / （英国）诺曼·勒布雷切特 （Norman Lebrecht） 翻译 / 林楠 现在，欧美的音乐学院纷纷跑到遥远的东方，不顾一切地向中国营销自己。 在一列从上海开出的高铁上，一个小家庭引起了我的注意。丈夫的面容饱经风霜，一身不合体的西装，明显是个打工族。妻子年轻一点，拾掇得溜光水滑，一副城里人的模样。他们的儿子四五岁大，是个独生子。 我很好奇，过去跟他们聊天。他们是北方人，住在与俄罗斯的边境很近的一个中国城市。这次来上海干什么呢？是带孩子参加钢琴比赛。 在中国学习钢琴的孩子数量在四千万到六千万左右——你问不同的人，给你的数字都不一样。下午五点，从上海的高层住宅小区穿过，你能听到许多手指头在琴键上敲击的叮叮当当的声音。
在西方，中国的钢琴热被认为是被两个人带起来的：郎朗和李云迪。 郎朗是十几个奢侈品牌的宠儿，可能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古典音乐家，甚至算上他因肌腱炎而隐退修养的那年，整体收入也未见受影响。 李云迪是2000年“华沙国际钢琴比赛”的冠军，更专注于本国演出领域。 这两人在这个泱泱大国培养了一大批青少年追随者，坚持演奏纯粹贝多芬的曲子。实际上，从郎朗把李云迪挤出唱片公司后，两人就互相怀有敌意。在中国，郎朗常被视作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而李云迪则是一位梦幻般的诗人，他的水平经常被人揣测和非议。 中国钢琴家郎朗十分热衷儿童钢琴教育 然而，这两位或许谁也不是触发中国钢琴热的那个开关，中国的钢琴潮来势汹涌，现在世界上有五分之四的钢琴在中国制造。最初唤醒中国人的是纤柔的法国钢琴表演者理查德·克莱德曼。这个人是李伯拉斯式的商人，喜欢忧郁和“刻意的惊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以个人风格强烈的小品《落叶》和《给爱德琳的诗》，在中国迅速蹿红。1987年，他首次在中国电视节目上亮相，大约有8亿观众收看。他的《给爱德琳的诗》响彻中国教堂的塔楼，他的巡演票往往迅速售罄。中国的妈妈们都在夜里闭上眼睛，祈祷自家的小王子能够成为下一个理查德·克莱德曼。 克莱德曼并不是一个古典音乐家， 但他在中国却被当做钢琴的象征 话回到火车上。“你比赛时表演了什么曲子？”我问那个火车上的小孩，他含糊地说了一个英语的名字。 “啊，《致爱丽丝》！”我大声讲，还把这首贝多芬小调的第一节哼了出来。 “停！”小孩命令：“你有个音符唱错了。” 不顾我的抗议，他指导开了：“你做任何音乐之前，都要准备充分。” 在中国，音乐教育如果做不彻底，那就等于没有。孩子们要么使出全力，要么就什么也不是。郎朗有一次跟我说，他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失利之后，他父亲把他独自关在房间里，给了他一堆药片让他自杀。他当时只有九岁。在这个每家只有一个孩子的国度，每个孩子只有一次机会。 但是，机会在增多。每次我来中国，我都能听说新成立的乐团。这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国家。如果一个一千万人口的城市组建了自己的地区性小型乐团，那么周边同样规模的城市也想要有，然后政府会适时地给予鼓励。如果北京有小提琴比赛，那么上海也一定要有。乐团指挥的水平逐渐提高，演奏水平受到众多欧洲音乐家的影响。中国最好的几个管弦乐团位于北京、上海和香港，目前正在接近世界水平。 中国的交响乐团比国剧京剧团多得多 指挥家余隆也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今年53岁的他是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也是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艺术总监、香港管弦乐团的首席客座指挥。余隆的一项主要成就是创办了上海乐队学院，让中国青年学生能在毕业前与纽约爱乐乐团的来访成员接触，作为他们训练生涯很点睛的一笔。 这就是中国古典音乐进步成功的脚步。上海的毕业生已经能在美国和欧洲的管弦乐团中获得席位。下一步，就会有一波又一波的中国演奏家从我们西方自己的音乐学院中走出，包括我们的皇家学院、老牌学院还有一些尚未充分开发利用的学院。 指挥家余隆现在就是中国的卡拉扬 每个榜上有名的西方音乐学院都在中国做营销，不顾一切地宣传自己。 在西方发达国家，年青人都盯着报酬更高的职业，而音乐作为服务产业，在教育界已经越来越不吃香。为了让音乐学院能够生存，西方音乐教育机构的领导一年两次飞到中国招生。一个美国的音乐学院院长成功把他们的学校描述成为了全美历史最悠久的学院，因为在中国，人总是崇尚有古老传统的东西。 也有一些欧洲的音乐学院则设立各式各样的奖学金，有全额的也有部分的。在这方面，德国人一如既往地做得更好。德国要维持全国80所音乐院校的指标，光用本国人是填不满的，所以德国学校现在向中国学生全面实行了免学费的政策。 英国的音乐学院领导 向中国同行推荐自己的教育体系 这样的结果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五年后，西方的乐团吸纳的大部分新成员是中国毕业生。他们有优势、有雄心、做好了精心准备，足以在乐坛赢得一席之地。西方的音乐风格也会变化，也许会变得更好。管弦乐团的未来已经确定了，未来就在中国。 （原载2017年11月25日英国《旁观者》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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