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世界各国所有的音乐学院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都在远东地区进行推广宣传。英国音乐评论家诺曼·莱布雷希特（Norman Lebrecht）通过自己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见证中国音乐界即将发生的变革。 在一列从上海开出的高速列车上，车上的一家三口吸引了我的眼球。那位父亲，风吹日晒的，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西装，看上去显然是个工人。他的妻子，年轻而时尚、穿着十分讲究。他们的儿子是独生子，大概四、五岁左右。 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在我与他们的交谈中，发现他们一家来自于中国位于俄罗斯边境附近一座北方城市。他们来上海做什么？原来是送孩子参加钢琴比赛。 在中国，学习钢琴的儿童人数从4000万到6000万不等，当然这主要取决于你询问的对象。在上海，如果你下午五点穿过一片高楼住宅区，你可以听到很多人在练习音阶所发出的敲击琴键的声音。 在西方人看来，钢琴在中国如此盛行可能要归功于两位中国钢琴独奏家郎朗和李云迪，因为他们在国际上取得了巨大成就。郎朗，众多国际奢侈品牌的宠儿，可能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古典音乐家了，即使在他治疗肌腱炎的那一年里也是如此。 李云迪，2000年华沙肖邦钢琴大赛的冠军得主，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国内，在全国各地培养了一大批青少年追随者，不折不扣地演奏纯正的贝多芬音乐。在中国，郎朗被称为实力派音乐大师，李云迪被称为梦幻诗人。 中国人对钢琴如此热衷，导致目前世界上五分之四的钢琴都产自中国。不过，他们两人都不是中国钢琴热的导火索，而最先让中国人热衷钢琴的应该是法国钢琴演奏家理查德·克莱德曼（Richard Clayderman）。一位自由派风格的音乐商人，富于忧郁色彩，他的标志性钢琴曲 《水边的阿狄丽娜》（Ballade Pour Adeline）和《秋日私语》（Les Feuille Mortes）曾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风靡中国。 1987年，大约有8亿观众观看了他在中国播出的第一次电视节目。他演奏的“Ballade”从教堂塔楼上响起。他的巡演演出票早已销售一空。当夜幕降临时，中国的母亲们好像都闭上双眼，为他们的“小王子”能成为下一个理查德·克莱德曼而祈祷。 “你在钢琴比赛上演奏的什么曲子？”我问火车上的那个孩子。他嘴里咕哝着一些外国名字。 “哦，是《致爱丽丝》！”我叫出声来，哼着贝多芬这支曲子开头的一段音乐。 “别唱了！”这孩子命令我。“你的音符唱错了。” 对于我的抗议，他教导我说：“你应该完全准备好再唱。” 中国的音乐教育如果不彻底的话，也是一无是处的。孩子们的表现已经相当好了，不然他们会怎样？朗朗曾经告诉我，他的父亲在他没考入北京音乐学院之前，一直把他一个人关在房间里，桌子上放着自杀药片。他当时才九岁。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社会里，每个孩子只有一次机会。 尽管如此，中国的机会仍然在不断增加。每次我到中国，都会听到新管弦乐团成立的消息。这个领域的竞争看来十分激烈。如果一个有一千万人口的城市拥有自己的乐团，那么下一个城市就会提出同样的要求也一定会被通过。 如果北京举办小提琴比赛，上海也一定要办。指挥家们提出要注重乐团水平的提高。在北京、上海和香港，有一些高水平的管弦乐团已接近世界一流，这些乐团由十几名或更多来自欧洲的演奏家组成。  53岁的余隆是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也是北京音乐节的负责人和香港爱乐乐团的首席客座指挥。他的主要成就是创办了上海管弦乐团学院，中国的青少年在毕业之前可以在那里接受来自纽约爱乐乐团演奏家们的专业培训。  中国的音乐变革即将从这里开始。上海的一些毕业生已经在美国和欧洲的管弦乐团获得了席位。未来的中国演奏家将来自我们英国的学院，也许是皇家音乐学院、或者是历史悠久的老牌音乐学院，或者是未得到充分利用的音乐学院。 现在，世界各地每一家顶级音乐学院都在为自身更好地生存发展而在中国大肆宣传、招生。随着毕业生对职业的要求越来越务实，发达国家对高等音乐教育的需求正在逐渐下降。为了维持音乐学院的生存，很多学院的院长和教务总监每年两次飞到中国招生付费学生。  一位美国音乐学院的院长将他的学院描述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他获得了很大成功，因为他知道中国人喜欢古董。其它学院也各显神通，有的通过发放全额或部分奖学金来吸引生源。德国人在这方面一直都做得更好。面对无法指望自己的公民来填补80个音乐学院的生源这一难题，德国现在向中国学生免收学费。 这样一来，结果不言而喻。五年后，我们管弦乐团的新成员将主要由中国毕业生组成，他们成绩优异、富有理想、准备充分，他们将在乐团获得一席之地。我们音乐创作的特色将会有所改变，或许会变得更好。管弦乐团的未来是毫无疑问的，它的未来将属于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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