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语》解诂三则  文/杨新勋 虽然《论语》产生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代注本汗牛充栋，但是仍有许多地方难有确解。笔者讲授《论语》十有余年，遂对其中三处地方加以考订，撰成此文，敬祈方家是正，以防贻误学子。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论语·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此章很短，却众说纷纭，基于三处：一是“攻”字，何晏《集解》云“攻，治也”，邢昺沿此，[①]朱熹承范氏亦作此解，[②]刘宝楠亦袭此；[③]然孙奕《示儿编》云“攻，如‘攻人恶’之‘攻’”，赵翼、王闿运、程树德从之。二是“异端”，何晏训为殊途不同归者，皇侃、邢昺以诸子百家实之，朱熹指为杨墨佛老，崔适《论语足征记》认为是他技奇巧，程树德认为是杂学小道。[④]三是“已”字，自孙奕始以“止”释“已”字，后赵翼、李恭、钱大昕、焦循等均沿之，刘宝楠倾向此说，今人杨伯峻从之，程树德认为“已”为语词。 应该说，程树德从《论语》语例的角度认为“攻”指攻伐，“已”为语词，甚是；但他承汉儒认为“异端”即《中庸》中孔子所云“素隐行怪”、子夏所云“小道”，把此句解为孔子反对党同伐异之说，未免失之。所以今人杨伯峻《论语译注》未采其说，仍训“已”为“止”，将此章理解为“批评那些不正确的议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⑤]则此章仍有可说者。 杨按：“也已”，皇侃《论语义疏》经文作“也已矣”。《论语》中“也已”共出现7次，另6次是：“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子曰：‘……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泰伯》）“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子曰：‘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阳货》）均为表示肯定句的语气词，有强调意味，所以也可以句末用感叹号。“也已矣”共出现8次，分别是：“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泰伯》）“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子罕》）“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先进》）“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颜渊》）“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卫灵公》）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子张》）用法全同“也已”。正如程树德指出的那样，《论语》字词训释应以《论语》语例为本，不可脱离文本随意解之，则“斯害也己”的“也已”自应作语气词解。 虽然以“治”释“攻”也是古训，《诗经》《考工记》等均出现过，但《论语》此处应作攻伐讲。一是上古以“治”训“攻”的对象都是材质，如“攻玉”“攻木”“攻金”，是加工的意思，有喜爱的意味，“异端”不管怎样孔子都不会赞赏它，更不会去究心研治；二是《论语》中“攻”字共见4次，另3次是：“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 以及其亲，非惑与？’”（《颜渊》）都是攻伐的意思，此处亦不应例外。  《论语》中“异端”仅此一见，上古文献鲜见，这也是众说纷纭的主要原因。“异”《论语》中共11见，限于篇幅不再罗列，其它10处之“异”皆作“不同”或“另外”解。“端”字3见，另两处，一是：“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端”是头的意思，指首尾两头；另一处见于《先进》，“子路、曾皙 、冉有、公西华侍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此“端”一说委貌，一说礼服，均用为动词，与“异端”之“端”词性不同。杨按：“端”从“端”得音，《说文》云“端，物初生之题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段玉裁注“古发端字作此，今则端行而端废，乃多用端为专字”，甲骨文、金文及马王堆《老子》甲本字形与许氏、段氏语合，孟子言“四端”也是用此义。则“异端”当指不同的发端，即不同的念头、打算。皇侃、邢昺、朱熹以及程树德等未免求之过凿以致偏离了本义。实际上，孔子主张正、义和道，他告诫子路“必也正名乎”，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告诫季康子“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他主张“君子喻于义”“君子义以为质”，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他又说“吾道一以贯之”“朝闻道，夕死可矣”，则孔子主张辨始以终，认为源头是后来发展的基础，必然会从自己的思想出发对“异端”保持着十分清晰的认识，他对此格外警觉，主张攻击它，甚至消灭它。所以这句话当理解为：“攻击（消灭）最初不正确的念头，（因为）这就是祸害呀。” “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对于孔子“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语，郑玄注云：“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者，无所取于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戏之耳。”对此，何晏提出新说：“子路闻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复顾望，故孔子叹其勇曰‘过我’。‘无所取哉’，言唯取于己。古字‘材’、‘哉’同。”后世皇侃、邢昺、刘宝楠、程树德等均取前说。朱熹曾承程颐以“裁”释“材”，[⑥]程树德对之亦加反驳。杨伯峻以“哉”读“材”，甚是，但云“孔子说：‘仲由这个人太好勇敢了，好勇的精神大大超过了我，这就没有什么可取的呀”，[⑦]则又失之。 准确理解孔子这句话需要把握住三点： 一是“材”的含义。过去人们多把“材”理解为桴材，认为“无所取材”是孔子戏言，未免不实：一者如果找不到桴材，“乘桴浮于海”一语根本就不成立，那么孔子所言就前后失照了；二者何晏《集解》曾引马融注“桴，编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语，则桴材并不难得，如《国语·齐语》就有“乘桴济河”文，当为齐鲁常见之物，不会找不到。可见，此“材”作桴材解并不合理。正如杨伯峻所云，以“裁”释“材”，与“取”字不合，则作“裁”也不合文意、语法。那么，此“材”只能作“哉”解，“材”“哉”皆从“才”得音，之部字，这在文字学、音韵学上均无碍，语气词放句末亦合语法。《论语》中“哉”字屡见，“材”字仅此1见，拟或因“桴”字而误。 二是孔子“勇”的观念。孔子曾经说过“勇而无礼则乱”（《泰伯》），“好勇疾贫，乱也”，“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阳货》），他“恶勇而无礼者”（《阳货》），孔子这里所说的勇近于胆量和勇气，指不怕危险困难的精神和无所畏惧的魄力，属于血性之勇，这是他言勇的基础，来源于当时人们的普通表现和观念。但孔子言勇又不限于此，而是高于此，自上引孔子“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语也能看出，孔子主张好勇要和好学结合，好学可以使人认识全面、视野开阔、思想提高，这样才会“好谋”，尤其是有了明辨是非和正确决策的能力，[⑧]这就将勇和义结合了起来，他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他将勇与义结合，在勇中增加了符合义的道德内涵，勇已转化成了一定程度的道德之勇，所以孔子两次说过“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宪问》），认为勇是君子三道之一，自谦“我无能焉”（《宪问》），就是意含了道德之勇。可见，孔子并不一味地反对“勇”，他认为人应该通过学习使血性之勇向道德之勇转化，要以义为出发点才好，他由此推崇道德之勇。孔子也正是从这个方面赞赏卞庄子之勇的。既然孔子并不一味地反对“勇”，他说子路从己“乘桴浮于海”正是对子路勇的认可，那么再把孔子语意理解为“（仲由）好勇的精神大大超过了我，这就没有什么可取的”就不合理了。  三是子路其人。子路为孔子早年弟子，少孔子九岁，有弟子长之风，行事鲁莽、果敢，孔子曾称“由也果”（《雍也》）、“由也喭”（《先进》）、“由也兼人”，要“退之”。子路的这种处事风格还有一个面向，就是看问题时常流于表面，不能深入本质，孔子说他“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先进》）。如他对孔子应佛肸和公山弗扰之招均表不满，就没有看到孔子有为于世的用心；再如他反对孔子见南子，以致孔子明心于天，也跟他未能体察孔子初衷有关；又如子路对孔子正名之说不以为然，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把握住孔子的思想体系，所以孔子批他“野哉”（《子路》）。这些都说明了子路为人的特点，这也是孔子教导他六言六弊，希望他用心于学的原因。 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语实含有难以言说的苦衷、心酸。孔子一生蹭蹬不幸，仕途受阻，才华无法施展，思想无法推行，故有“道不行”之喟。但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认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有着强烈的淑世情怀，以致仪封人认为他是天之木铎。所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语更多反映了孔子的苦衷、心酸，“乘桴浮于海”是一时的意气语，说说罢了，未必会兑现，事实上孔子晚年在鲁国的行为正否定了他有出世归隐这一点。子路本应闻语即解，进而安慰、宽解或鼓励孔子，但是他却因为孔子“从我者，其由与”语而欣然“闻之喜”。这就让孔子觉得子路匪夷所思甚至有点啼笑皆非了，所以他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好勇过我”指子路闻“乘桴浮海”语不但无惧，而且有喜色。“取”是选取、择定，“无所取材”是孔子叹子路只听了孔子话的表面意思，没有分析其话语不同层面的含义，也就汲取其话语的深层含义，没有认识到他话里的内在本质意思，也就是说子路没有听懂孔子的话。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论语·子罕》：“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此章争议在“贾”字。此“贾”字，魏晋六朝人多引作“价”字，亦有作“贾”者，故陆德明《经典释文》云“善贾，音嫁，一音古”[⑨]。后邢昺《正义》认为“此章言孔子藏德待用”，将“善贾”理解为“善贵之贾”，似以“价”释“贾”，朱熹《集注》亦音“嫁”。刘宝楠《正义》承物茂卿《论语征》、刘履恂《秋槎杂记》以“贾人”释“贾”，[⑩]后程树德从之。[11]杨伯峻《译注》训字从刘氏，但注出“又同‘价’”，他将“贾”释为“识货者”有弥合二义之嫌。《汉语大字典》“贾”字条将“求善贾而沽诸”收入“价”义下。则此章仍待明了。 《说文》：“贾，贾市也。从贝，襾声。一曰坐售卖也”，“襾，覆也”。“贾”本义是做买卖，又指坐地摆摊卖东西，引申为坐商。“价”为《说文》新附字，是“贾”在“物直”这一引申义上的今字。刘履恂据《仪礼》和《左传》用玉、沽玉需经贾人，以明《论语》此处“贾”作贾人解，于古有征，刘宝楠进而谓下句“待贾”亦谓待贾人，可谓近于事实矣。  需补充说明者有两点：一是从行文和语法上看“贾”应作贾人解。从行文上看，“善贾”与“椟”相对，“沽”与“藏”相对，“韫椟而藏诸”与“求善贾而沽诸”属于平行结构，子贡要孔子二者选一。既然“椟”是匮，名词，用来收藏美玉的；那么“善贾”也应该是名词，用来售卖美玉的，所以应解为贾商，下文孔子的“贾”承子贡语而来，也应是贾商。从语法上看，子贡比孔子为美玉，其语中“韫”和“求”主语省略，如果补出主语应为“主人”，当然子贡征询孔子意见，也意含着以孔子为主人的意思，但不是语言学上的主语，语言学的主人应指当政者；孔子回答非常直接，没有遮掩自己的意图，他说“我待贾者也”，把自我视作了子贡问句的宾语“美玉”，美玉需要贾商售卖，孔子需要“伯乐”介绍给当政者。二是自孔子生平来看此“贾”亦应作贾人解。孔子一生汲汲仕途，疾末世而名不称，出疆必载质，希望能遇到伯乐，有时甚至到了不择对象的地步，如他曾应名声狼藉的佛肸和公山弗扰之招，阳货之语也令他心有戚戚焉，又如他冲破阻力见南子也是希望凭借南子的特殊“行媒”身份谋得从政机会。明了此就可理解子贡问话后孔子如饥似渴的心理了，他实在太渴望有个把他介绍给当政者的人了，只要能有这样的机会他希望通过个人努力来实现理想，至于说要个“好价钱”（较好的官职或地位）要看此后表现了。贾精于市，子贡善货殖，故用“善贾”作喻来表示对孔子的尊重，用语委婉；而孔子从自己处境出发，认为只要有“贾商”就已大过所望了。 向上滑动 查看注释 [①] 邢昺：《论语注疏》卷一，蜀大字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刊》，线装书局2002年。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01年，第57页。 [③] 刘宝楠：《论语正义》第58-59页，中华书局1998年。 [④] 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108页。 [⑤]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18页。 [⑥]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01年，第77页。 [⑦]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44页。 [⑧] 如对于以勇著称的子路“子行三军，则谁与”的问话，孔子答道“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认为一味的血性之勇未免无畏，对此不会无条件赞许的。他说“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也”，认为有一般的勇者也会惧，周全谋划以获得成功才是值得赞许的。 [⑨]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367页。 [⑩] 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8年，第343页。 [11] 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602-603页。 -全文完- 本文原刊于《斯文（第三辑）》 作者简介  杨新勋，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本文章由京师文会出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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