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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点击上方蓝色字体间关注，国学守望者问候！ 于无声处听惊雷 记淮镇籍烈士中央社会部机要员钟琪、董建民夫妇 赵志忠 按：2017年7月31日，献县淮镇民政所长常强复印钟琪、董建民夫妇的烈士事迹并找到我是否能宣传一下淮镇籍的革命烈士，烈士资料是由中央机要局干部姜立贤同志经采访撰写的。名为《壮志虽未酬，英名照后人》，共12页，1982年12月刊印的，有烈士黑白遗照两张，一张为钟琪、董建民一家三口的全家福，一张是钟琪烈士的半身像。钟琪、董建民夫妇的烈士资料是由钟琪的亲叔伯兄弟淮镇李家洼村的陈启中老人转送的，采访陈启中老人后并结合其他文献方撰写此文，以慰烈士。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栗战书于2016年6月30日在中央办公厅“七一”专题党课上的报告说：“在中办历史上，很多同志甚至不惜用生命来践行忠诚誓言，曾经担任、兼任或代理过中央秘书长的就有陈乔年、蔡和森、邓中夏、余泽鸿四位同志为党的事业献出了生命，牺牲时平均年龄只有32岁。在文艺汇演时(注：中办举办的庆祝建党95周年文艺汇演)，大家都知道了机要员钟琪、董健民夫妇的感人事迹，为了保护密码本，连襁褓中的孩子也一起牺牲了。还有机要交通战线的同志，仅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执行任务中牺牲的就达28人。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种忠诚呢?是因为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信不疑、矢志不渝，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信心!” 文中的“钟琪”烈士，让淮镇人的骄傲，同时作为淮镇人我们也不能忘记。钟琪，原名陈贯中，于1921年出生在一个铁路工人家庭，是河北省献县淮镇李家洼村，后寄居山西省太原市，1928入读太原正太铁路扶轮小学，1934年在太原三晋中学读书。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家逃难至西安，钟琪参加了“耀县抗日游击队训练班”，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当他提出去革命圣地延安时。遭到了母亲的阻拦。他的父亲陈凤鸣在太原机务段当火车司机，病故于太原，老人家心疼孩子不愿意钟琪远离。钟琪为了说服母亲，母子有一番感动人心的谈话。（钟琪的母亲是淮镇西洋村人，因没有资料可查，不知其姓名，此为遗憾。） 一天晚上，母子在一起拉家常，谈了一会儿，钟琪说：“妈，咱们为什么要到西安来？”老人说：“日本人打到我们的家乡，逃到这儿来的。”钟琪又问：“您想不想回自己的老家啊？”老人说：“傻孩子，谁不愿回去啊！”钟琪说：“咱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呢？”老人说：“要赶走日本人才行啊！”钟琪接着问：“谁去打日本人啊？”老人说：“中国人能要去打啊！”钟琪说：“我们是不是中国人？”老人说：“怎么不是呢！”钟琪坚定地说：“既然是，我就去打日本人！” 就这样钟琪说服了母亲，十七岁的他和另外两个青年一起，于1938年2月参加了革命，同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西安吴堡青训班、延安“抗大”和马列学院学习，1941年调入中央社会部机要科任译电员，钟琪认真学习理论，进步很快，对技术业务刻苦钻研，工作认真负责，对自己严格要求，谦虚朴实，待人诚恳，经常把组织上发给的生活用品和津贴分给一些有困难的同志。在机要科里值夜班时，他常常主动承担做夜餐的任务。当时的夜餐是从管理员那里领来一些面粉，夜里工作饿了，自己动手做面糊糊或面疙瘩吃，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钟琪同志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吃苦耐劳，被同志们评为积极分子，受到组织的奖励。 钟琪被调到机要科工作，在机要科认识了董建民，在共同的工作中，相互产生了爱慕之情。 董健民，1923年8月出生于静海县刘祥庄的一个农民家庭。8岁时，她曾随父母及兄弟姐妹去天津市里读书。时值“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那时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反日思潮很高，董健民和哥哥姐姐在父母的支持下积极参加了贴标语、抵制日货、上街游行等一系列抗日活动。1934年，因家庭经济困难，只读了3年书的董健民兄妹只好辍学还乡。 董健民回到家乡后，父亲仍继续教兄弟姐妹读书.在此期间，董健民和哥哥姐姐学习语文、数学等课程，而且还阅读了叔叔董秋斯寄回家的许多进步书刊，如：鲁迅、茅盾、巴金、丁玲等人的作品以及他自己翻译的苏联长篇小说《士敏土》等。使董健民受到了革命和进步思想的启蒙。1937年“七七事变”，芦沟桥的炮声震撼了祖国大地，也摧毁了董健民兄妹继续求学的希望。 1939年春天，在香港从事革命工作的董秋斯，知道家乡沦陷，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女孩子的命运就更悲惨。因此，董秋斯设法通过天津地下党的关系，把董健民姐妹三人从家乡接了出来，她们三姐妹先到天津，后乘英国怡和轮船公司的轮船，经过十几天的艰苦航行，到达了香港。到香港后，董秋斯把她们接到他的住地九龙。这位长期战斗在文化战线上的老同志，看到自己的孩子们来到身边，心情异常激动。三姐妹来到异地，总是好奇地问这问那，董秋斯耐心地向她们讲一些革命的道理，并介绍斯诺的《西行漫记》给她们看。一天，他把三姐妹叫到面前跟她们说：“我送你们去延安，你们愿意吗？”“就是《西行漫记》上说的那个延安吗？”三姐妹异口同声地问，“是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就在那里，你们知道的丁玲也在那里。”三姐妹听了非常激动，欣然欲往。董秋斯给姐妹三人每人准备了一套工人服装、一床被子及简单的行李，三姐妹脱下旗袍，换上工装，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办理了有关手续，6月份便随华侨司机归国服务团，向祖国西北进发。当时，我们党在华侨中间募集了大批医药用品和20几辆卡车，还有宋庆龄送的一辆救护车，要运往延安去。这个团有40多人，大部分是司机，还有一些青年学生和医生。董家三姐妹便随着这支小队伍到延安去。离开香港的时候，董秋斯和香港办事处的王超北同志来到码头，把她们送上海船。服务团离香港经海防到达广西凭祥。40多人分坐在20几辆卡车的驾驶室里，车队的负责人是龙飞虎和邱南章同志。那辆救护车里还坐着一位德国医生米勒，这是一位国际反法西斯战士，是来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还有青年学生王唯真，他当时是高中学生，能写会画，是这个服务团里的“高级知识分子”。 在从广西凭祥到贵阳的路上，身体本来就不好的大姐董清民，此时人更加虚弱了。在海上晕船，上汽车后又晕车，吃不下东西，喝点水也要吐。再加上日本飞机轰炸，国民党特务的盘查，几经折腾，身体更坏了，到后来心慌难忍，大小便失禁，有时神志不清，领导对她十分关心，让董清民坐在米勒乘坐的救护车上，王唯真也在这辆车上（因他会英语，当了临时翻译）。一来，米勒医生可在路上随时观察病情，采取些应急措施；二来，想快点赶到贵阳，以便抓紧治疗和休息。但是，终因病情太重，还未赶到贵阳，她便停止了呼吸。王唯真同志为董清民不顾体弱追求真理，克服重重困难，奔赴延安的革命精神所感动，精心地为她画了一张遗像留念。对大姐的病逝，两个妹妹是极度悲痛的。三姐妹从小在一起度过了童年，一起上小学，一起远涉到香港，一起长途跋涉去延安。现在还未到目的地，大姐就逝去了，两个远离家人、年仅16岁的妹妹抱头痛哭了好几场。然而，两位小妹妹没有沉默在悲痛的泪水当中，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在贵阳休息了几天以后，随车继续北上，9月到达西安。然后，到安吴堡青训班学习。同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进攻陕甘宁边区，青训班被迫撤离安吴堡。董健民和训练班的其他青年一起肩负行装，爬山越岭，步行八百多里，到达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这次行军，是董健民参加革命后的第一次艰苦锻炼。当时，陕北高原已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在行军的路上,她们的手脸被冻肿了，脚板上磨起了泡，但董健民从未叫过苦。一次夜间，她们宿营在被敌机轰炸过的残破的土窑洞中，清晨醒来，大雪已将被子埋了半截，起身后，大家却互相嘻笑着，抖去被子上的雪，打起背包就又出发了。 到延安后，入陕北公学学习，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饭，在山坡上听课，在油灯下看书，生活虽然艰苦，但心情却非常愉快。经过学习，她对党、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更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1940年，董健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在陕北公学党员是保密的，姐妹之间为了遵守纪律也互不通气。后来，董健民与董仲民姐妹俩一起被选调到中央社会部工作时，才彼此知道两人都已入党了。 董健民在陕北公学学习了一年，和姐姐董仲民一起选调到延安中央社会部工作，这对于学生出身的董健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特别对她的革命人生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学习的内容有两个，一个是政治学习，包括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和气节教育、保密教育、对党忠诚老实的教育，其中最突出的是人人都要树立与党的机密共存亡的思想，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能泄露机密，更不能让密电码落入敌人手中。二是进行专业训练，要学会密码的使用、电台报务、打枪、开车、照相、密写等，男同志还要加学骑马、游泳等，所有的人员都要学会在各种复杂环境中生活工作，应付敌人的突然搜查和如何在法庭上与敌人斗争等。学习两个多月以后，姐妹俩一起分到中央社会部机要科任译电员。 董健民调机要科不久，钟琪也被调到机要科工作，在共同的工作中，相互产生了爱慕之情。董健民性格文雅，对同志亲切温和，工作认真，总是勤勤恳恳地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忠诚老实，严守党的机密，受到同志们的好评和爱戴。 钟琪和董健民的优良品德和作风相互被对方所吸引，1942年底，这对幸福的革命伴侣在枣园一间普通的窑洞里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人互敬互爱，生活上互相体贴、工作学习上互相促进，但作为机要人员，更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夫妻之间不该知道的事，都从不过问。机要工作是党的神经中枢，他们的联络对象在四面八方，对战斗在天涯海角，千里之外的同志，每取得一个胜利，他们都分享欢乐，对出现每一个不幸的消息，他们都感到沉痛。钟琪、董健民都受过严格的特殊训练，又掌握了熟练的业务技能，所以他们随时准备被派到敌后去，他们立下了誓言：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能泄露党的机密。在机要队伍中，视党的密码为“第一生命”、“与密码共存亡”，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崇高可贵的思想，不久便被钟琪、健民同志的壮举，光辉地实践了。 1 945年9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日本投降后，党中央决定建立东北局，并派2万干部、10万大军挺进东北。此时，蒋介石依靠美国，坚持独占东北，并从陆海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进兵。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社会部根据钟琪、董健民同志政治思想表现和业务技术能力，同时，他们夫妻又是一个很理想的利于掩护工作的家庭，便决定派他们到大连秘密电台工作。1946年冬天，他们带着通报密码，抱着不满两岁的儿子，由地下交通员护送从延安出发了。他们告别了延安，告别了领导和同志们，踏上了新的征途。 钟琪、董健民一家三口人在交通员的护送下到山东后，又由华东社会部派交通员护送他们从烟台坐普通商船，渡黄海，经朝鲜，再转到大连去。同船的人中，除了有护送的交通员，还有六七位一起从延安出发的做其他工作的同志。 正当他们乘坐的商船驶进渤海海域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艘国民党军舰野蛮地向他们袭来，罪恶的炮弹向这艘毫无自卫能力的商船打来。一弹炸开，船中数人遭难。敌舰逐步接近商船，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匪徒要抓人了。对这一突然的袭击，船上的人们缺乏思想准备，但船上的共产党员们，很快稳住了情绪，并且冷静地分析了面临的险恶处境。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宁死不当俘虏！同志们跳海！”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切，钟琪和健民两人不约而同地迅速地作出了选择：他们把所携带的密件，紧贴在胸前，把被弹片击中的孩子紧搂在怀中，然后一家三口紧紧地抱在一起，毅然跳进大海。在大海波涛的喧啸声中，人们似乎听到了钟琪和健民的声音：“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誓与密码共存亡”。 在跳海的人们中，有一人把只空木箱捆在身上。后来他漂到一块礁石边，冻饿交加，奄奄一息，幸好被一艘路过的苏联船只救了上来，并将他送到哈尔滨。1946年从延安出发11月底从陆路到达哈尔滨的申余同志，在一个招待所里偶然碰到了这位侥幸脱险的同志，亲耳听到他叙述了商船遇险和同志们壮烈跳海的英雄事迹，当时在场的同志无不感动地落泪。 钟琪、董健民一家遇难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山东省委和华东社会部之后，先是电报，后是书面报告相继发到延安中央社会部，直接看过这些电报和书面报告的人，有罗青长、王涛江、刘涌等老同志。大家都为健民、钟琪同志的壮烈牺牲痛惜而又自豪。在1947年初，胡宗南大举进犯延安，革命队伍准备主动撤离的时刻，专门为二位烈士举行了虽简朴，但极其庄重严肃的追悼会。追悼会上同志们极为悲痛和婉惜，两位年轻有为的机要战友满腔热情地奔赴新战场，并立志在艰苦的环境和危险的敌人面前为党、为人民贡献智慧和力量。但是，英雄未到目的地就牺牲了！唐代杜甫凭吊诸葛武侯时,写道：“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现在悼念两位年轻烈士，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战友每忆泪满襟”啊！ 由于战争环境和工作的特殊性以及历史和其他原因，党组织长期未能和钟琪、董健民同志的亲人取得联系，也未发烈士证书。1981年，经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副部长王涛江、刘志汉、王珺同志以及原中央社会部做干部工作的刘涌、金信同志证明：董健民、钟琪二同志确系中共党员，在延安做机要工作，表现一贯很好。日本投降后，被党组织派赴大连工作途中，在海上遇敌舰，董健民、钟琪二同志为了保护党的机密，带着密码，抱着稚童，英勇跳海牺牲，应追认为烈士。 1981年7月9日，国家民政部优抚局将钟琪、董健民同志编入《革命烈士英名录》。1982年10月，中央机要局干部姜立贤同志经采访董健民亲属，将烈士事迹写成了《壮志虽未酬，英名照后人》，刊登在“机要传统教育材料汇编”第11期（1983年2月）。 1983年6月21日，中共中央调查部为二位烈士举行了遗像安放仪式。罗青长、王涛江、刘涌等同志以及烈士生前好友和亲属参加了会议。会后将烈士遗像、骨灰盒安放在北京万安公墓。1988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将钟琪的妻子董健民编入《中华女英烈》。在西柏坡革命纪念馆的“无名的丰碑——党的情报和侦察保卫战线英烈事迹展览”展厅内，陈列着钟琪、董健民烈士的事迹、照片和油画。 钟琪、董健民同志的壮举和无数先烈一样，换来了革命的胜利，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也永远激励着后人。若烈士有灵，也可以含笑九泉了！先烈虽去世，后世之人岂能忘记！这是淮镇骄傲，尤其是做为淮镇人更应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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