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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简介：汪仕凯，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11），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发展问题、中国国家治理、工人政治。其著有《阶级与公民之间的政治》（专著）、《工人政治》（合著）两部，合译《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第十版）》，近年来在《政治学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社会学研究》等中文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政观：汪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专访。 汪仕凯：你们好，非常感谢政文观止Poliview提供机会让我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政观：从您自身的求学经历来看，您的学术起步之路开始于复旦大学，师从国内著名政治学家陈明明和林尚立两位教授，两位老师对您最终确定研究方向起到了什么影响呢？ 汪仕凯：我从本科时就是学的政治学专业，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一学就是十年，2001年进入武汉大学，2011年从复旦大学毕业，从本科到博士。现在想起来，武汉大学是一个非常适合读书的地方。它的条件是非常好的，不管是它的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都非常好。当时的武汉大学有很多一流的学者，而且不同学科之间没有壁垒，这对于我早期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每个老师的课堂对学生都是开放的，你可以在窗外驻足聆听，如果感兴趣可以走进去听完一个学期。武大政治学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我读本科时恰逢武大政治学最好的时期之一，刘德厚老师笔耕不辍，出版了《广义政治论》；谭君久老师、张星久老师、虞崇胜老师、储建国老师担纲学生培养的重任。但是我在武汉大学所受到的训练也有不足，等我到复旦大学读研究生之后就明显感受到了。我在武汉大学的时候看的书主要是政治哲学、政治思想，主要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套书，社会科学理论的训练很少，可读的书只有华夏出版社很早出版的那几本。说来奇怪的是，那时候倒是有定量研究方法的学习，不仅学习了一年的高等数学，而且政治学的本科生还有社会调查与统计方面的必修课。 广泛阅读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对于形成一个好的问题意识是有帮助的，但是对于培养较高的分析能力和技巧则是不够用的。而且这种规范性知识的学习，离现实生活以及历史进程非常远。2005年我到复旦接受研究生训练，情况就有很大不同了。那个时候上海人民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等出版了一套又一套政治学理论著作。因此，从研究生时期开始，我就扎下头阅读社会科学理论著作，直到现在。 在复旦政治学接受的训练使我受益终生，从系里各位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那时候曹沛霖老师、孙关宏老师还在给研究生上课，臧志军老师、桑玉成老师、陈明明老师、林尚立老师、郭定平老师、刘建军老师分别活跃在各个课程的讲台上，陈周旺和何俊志两位青年老师和我们学生打成一片。只要你愿意，就能够从容不迫地读书、学习。在复旦政治学传统中的多年浸染，决定了我的研究取向和学术追求，集中体现在本土化的研究取向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两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陈明明和林尚立两位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陈明明老师是我研究生期间的导师，林尚立老师是我博士后期间的导师。 陈明明老师始终如一地指引我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和发掘适合自己的研究取向。在我的研究中，特别看重历史和理论，中国政治始终占据了我的研究计划的首位，坚持从中国历史出发进入中国，同时从世界历史的视野来审视中国经验，在论文写作中注重问题意识、整体分析框架和解释逻辑，这些都是从明明老师那里传授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复旦政治学的重要支撑，如果说在复旦接受训练什么感受最难忘，那就是研究生时期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林尚立老师对我们进行了近乎魔鬼式的训练。当年读的十分艰苦，现在受益匪浅。我自己也形成了一个习惯，每年都会从选集中挑选几个经典篇目读一遍。马克思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宏大视野以及他对于全人类的关怀，而且在于贯穿在他的学说中逻辑，如果用他的话说就是“历史与逻辑的相统一”。林尚立老师的课程使我开始读懂马克思，开拓了学术研究的眼界，让思想走在了学术前面。 在复旦大学前前后后十年，从硕士、博士再到博士后，对于我学术生涯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我的治学态度、理论基础、研究能力、学术取向，基本上都是在这段时期养成。以上就是我作为学生的求学过程。 政观：我们知道，在20世纪末，随着苏东国家的剧变，国际共运日渐式微。您的一个研究领域是工人政治，这在国内并不多见，那么您在研究工人运动时有没有遇到什么瓶颈？它的当代价值是什么？ 汪仕凯：我博士论文选题属于工人政治的领域，当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冷门，政治学界基本没有人做。选这个研究领域从事博士论文研究，并不是一个能够得到很多老师嘉许的决定，只有少数几位老师鼓励我坚持研究下去。由于工人政治是一个冷门，几乎没有什么研究可以参考，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收集资料，没有资料就不可能完成博士论文的研究。当时我的思路打得比较开，不是局限于就工人阶级谈工人阶级，而是从工人阶级与国家之间关系来观察制度的演变，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组织制度的演变，这就是工人政治的问题了，同社会学研究工人阶级就有了很大的差别，主要就是问题意识的差别。那么从工人政治角度出发，就会发现工人阶级始终处于两种历史运动的交叉压力之下，其中一种历史运动就是现代国家构建，另一种历史运动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所以当我把工人阶级同这两个历史运动联系起来的时候，工人政治可以讨论的东西就非常多。 其实，我现在做的政治发展研究和中国国家治理研究，基本上都是沿着现代国家构建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两条主线展开的。具体来看，我觉得可以这么去理解：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兴起是理解现代民主的基本维度，只有当工人阶级获得了普选权之后，现代民主才真正实现。如果人口数量巨大的工人阶级被排除在普选权之外，那么这个政治体制只是寡头制。在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以及更为广泛的政治权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同现代国家发生对抗，工人阶级同现代国家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政治博弈，现代国家也就在应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不断发展和成熟的。用马克思的话讲，就是工人阶级革命使现代国家更加完备了。这就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过程，可以说工人阶级是同现代国家一同成长的，现代国家的成熟以工人阶级获得普选权为标志，只有当现代国家将挑战的工人阶级制度化为公民时，它才进入了成熟期。当工人阶级获得了普选权之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就成为了现代国家中的政治生活的组织者。所以，研究政治问题不能够脱离历史，必须同历史的基本线索联系起来，其实读懂政治学的理论，也必须建立在历史的基本线索基础之上。 具体到中国国家治理研究而言，工人政治研究仍然是一个理论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展现的领域。对于中国工人阶级而言，存在着一个至关重要的挑战亟待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同政治地位之间的差距，工人阶级在宪法上是领导阶级，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是“下层民众”或者“困难群众”。弥补这种差距最主要的资源就是劳动者的民主管理权（在西方的理论中是工人阶级的集体权利），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第四条实际上确立了劳动者的民主管理权，但是使劳动者的民主管理权运转起来的组织和规则还有待进一步思考。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特优势在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强大能力，而从制度上保障劳动者的民主管理权是重塑中国政治体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讲，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同保障中国工人阶级的集体权利是紧密相关的，只有当我们在实践中将工人阶级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同它们的政治地位之间的差距缩小到不再成其为一个重要问题时，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基本完成了。 政观：您曾经在《学术月刊》发表了一篇《政治社会：一个中层理论》的文章。那么老师是如何看待“中层理论”建构的？如何提高中层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汪仕凯：《学术月刊》在去年第7期刊发了我写的论文《政治社会：一个中层理论》，这篇论文我在很多学术会议上宣讲过，引起了学界一些朋友的讨论。这篇论文的问题意识其实很清楚，那就是现代国家究竟是建立在怎样的政治基础之上的，而政治社会就是对现代国家政治基础的理论概括。现代国家以直接统治为核心特征，而要建立直接统治就需要自身的独特基础，它不可能在古代国家瓦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进一步讲，现代国家必须对社会进行改造或者塑造，对各种治理资源进行重新排列，从而满足现代国家直接统治的需要。过去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对这个方面是有所考虑的，相关的或者相近的著述很多，但是政治学讨论的则不是太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政治学者更加乐于从政治过程、行动者来分析现代国家的问题，于是关于现代国家构建的研究就很兴盛。但是，现代国家构建的结果，从过程中沉淀下来的静态的结构性要素，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不应该忽视，这些静态的结构性要素就是政治社会的内容了。我的研究并不在于发现了政治社会，因为作为政治社会组成要素的公民身份、政党、政治联盟等早已被学界熟知，我的研究工作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理论，也就是将各种支持现代国家的要素放进一个框架之中，从整体上将其看作是政治社会，并且认为政治社会才是现代国家独特的政治基础。然后进一步来讨论政治社会的性质、形态、类别、作用、变化以及局限等等。 中层理论这个说法来自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默顿所谓的中层理论是指学术研究中的中间道路，即介于系统化的一般理论和对细节的详尽描述之间，他特别指出，中层理论适用于社会学中对经验研究的指导。默顿曾做过比喻，把系统化的一般理论等同于物理学的伽利略、牛顿的理论贡献，但是他认为社会学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同时拘泥于微观细节的研究也是不可取的。其实，过去几十年社会科学对于理论的追求就是在寻找各种中层理论。如果把中层理论放到政治学领域，我的理解是介于历史哲学式研究和实证式研究之间的中间路径。历史哲学式的研究偏于抽象，有天马行空之弊，而当下政治学界兴盛的实证式研究则拘泥于科学方法，容易淹没于细枝末节之中，存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虞。当然，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各种路径都是需要的，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劣，重要的只是在于自己的偏好。社会科学本来就是解释力的竞争，无论采用何种方法，秉持何种观点，都不是关键所在，真正关键的内容归根结底还是学者对于问题的把握，以及通过对问题的把握而形成的解释，能否让我们对于问题和现实有了更好的理解。就我个人的理解来看，中国政治学特别需要从事中层理论层面的努力，至少我把它视为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 政观：接着上一个问题，老师认为“中层理论”对于中国政治学而言是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汪仕凯：从中层理论的角度看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要落脚到政治学研究本土化路径上。作为一个“本土派”，我在复旦政治学接受的训练就是政治学本土化研究路径的训练，因此当谈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时，就同海归学者奉行的美国派有差异，这是应该承认的客观现实。我把政治学本土化研究路径称为“历史政治学”，其实，在我看来复旦政治学的传统就是历史政治学。陈明明老师曾把复旦政治学的传统总结为五个方面，即思想走在学术前面、整体分析框架重于研究技巧、问题意识不离价值关怀、中国第一、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也是世界的中国。我对于历史政治学的理解脱胎于复旦政治学的传统，是在此基础上的一种探索性延伸，试图提炼出具有操作性的研究路径，在学术训练上能够更加具有针对性。 那么历史政治学如何从事学术研究呢？现在还不能说有成熟的技术方案，但是基本的东西还是可以提炼出来。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问题导向，直面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有些朋友经常批评我的看法，认为应该从方法出发，方法决定问题，而不是相反。我认为需要颠倒过来，问题意识才是学术研究的灵魂，并且对于发展中的超大规模的中国而言，坚持问题导向才是符合实际的，至少在中国政治研究上应该如此。第二是从结构出发。历史政治学必须挖掘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并沉淀下来的结构，既要解释这些结构的变迁、界定它们的性质，又要用这些结构来解释政治过程，归纳结构在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第三是以历史为依据。这里谈论的历史不只是历史细节，更重要的是历史线索。历史政治学要以历史线索作为依据，但是它不能像历史学那样去做研究，只能以历史学研究提供的线索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所以历史政治学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只能是结构性的变迁、重大的历史事件等大历史。第四是寻求因果解释。我要承认，我对因果解释的理解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不可避免的带着决定论的色彩，但是我同样要强调的是马克思的决定论不是机械的决定论。历史政治学对于因果解释的理解主要是指，政治过程是由因果逻辑贯穿其中的，而因果逻辑则是由一系列机制以及它们的共同作用呈现的。因此，发现机制、归纳机制的共同作用，就构成了因果解释的要害所在。 时下中国学界正在讨论是否存在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可能性，别的学科不敢讲，政治学是完全能够本土化的。我的理由有三：第一，中国是不同于西方的一种文明。我们读书的时代基本上接受地都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训练，当我们从理论进入历史的时候，就强烈的感受到任何概念、理论都有着文明的基因，所以当我们将西方理论与中国历史对接时总会感到不适，很多方面不能解释，要么就是强行解释。所以，中国文明需要本土化的政治学概念、理论。第二，中国有着自己的政治传统，而且这种政治传统没有断掉，它就是政治大一统。很多人以为中国政治传统断掉了，其实不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国实际上重建了政治大一统，只不过是同现代国家相契合的新的政治大一统。这就决定了中国政治的逻辑必然同西方政治的逻辑不同，不能用西方的理论来剪裁中国。第三，中国实行的是不同于西方的政治体制，并且在中国自身的政治体制的支撑下形成了丰富的国家治理经验，因此不能带着西方眼镜来分析中国经验，而是从中国经验出发来进行本土化的政治学研究，进一步建构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 主张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路径，并不是要反对美国式政治学研究路径，只是想表明，在美国式政治学研究路径之外，中国需要另外一种立足中国历史、政治传统、国家治理经验的研究路径。学术研究的珍贵之处就是百家争鸣。探索政治学本土化研究路径，也不意味着要排斥西方理论，恰恰相反，这个工作正是以吸收西方理论的精华为前提的，兼收并蓄才能成就中国政治学。 我对政治学本土化研究路径的探索还是非常粗浅的，有待学界各位同仁进一步指教。而且，只有经过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长期坚持，历史政治学才能最终成熟，才能够作为一种研究路径传授给学生。 政观：您对政治学专业的学生以及中国政治学的未来有何期望？ 汪仕凯：大约十几年前，我和一个学界朋友讨论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时有一个共识。当时，政治学界充斥着一种危机感，大致的意思是中国政治学界的研究方法过于落后，个别极端的看法甚至认为中国政治学者做研究没有方法，因此再不进行社会科学方法的补课，中国政治学就会被时代淘汰出局。在当时这个氛围下，我们就感到担忧，因为这种认识过于简单了。中国政治学在社会科学方法上的确训练不够。但是理论训练就够了吗？对于西方理论真的吃透了？其实，我们不仅缺方法，而且缺理论，不仅没有吃透西方理论，更没有自己的理论。时至今日，政治学研究生的方法训练有了很大进步，但是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水平很难说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可以从博士论文的现状中得到反映。方法并不能单独决定研究的水平，问题意识、理论框架、解释逻辑也是决定研究水平的主要因素。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思考政治学本土化研究路径以及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时，恐怕要正视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不仅要提高方法训练，而且要吃透理论，最重要的是要从中国历史、政治传统和国家治理经验出发。我觉得这是摆在所有青年政治学者面前的挑战，同样也是所有青年政治学者身上的责任。说得更大一点，中国文明绵延数千年并且整体上转向了现代化进程，在政治上一定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可以说政治是中国文明的基本支撑，没有政治上的成功，就不会有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只有存在政治文明，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文明才会兴旺发达，政治在文明延续、转型、复兴上发挥的支撑作用，一直没有从理论得到好的解释。这是一个历史政治学的判断，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就同中国的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可以说中国政治学肩负中国文明复兴的责任。 最后一点，算是结语。做研究要以兴趣为基础，以回答时代的问题为导向。“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一个学者的研究，能否赢得掌声、是否能够让学界喝彩，是次要的。坚守自己的信念，持之以恒的探索，才是重要的。 谢谢你们的采访！我就谈这么多。 政观：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 编后记： 汪仕凯教授是国内从事政治学研究的青年才俊，作为本土派特别是在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接受系统研究训练的博士，其研究路径与取向体现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风格，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西方政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包容与学习态度。作为对中国政治学发展有着切实关怀的青年学者，汪老师身上体现出了强烈的使命担当，不仅令人赞佩，更给我们青年学生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政观全体同仁对他在繁重的科研工作之余抽空接受我们的专访表示中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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