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来源：Soledad Loaeza, Randy Stevenson and Devra C. Moehler,“ Symposium: Should Everyone Do Fieldwork? ”, APSA-CP, 2005, Vol.16, No.2, pp. 8-18. 几十年来，传统观点一直认为，在国外进行长期的实地调查，对于美国比较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尽管不是必须的，但也是值得做的。然而，现在对于这种实地调查是否应该是博士论文研究必要组成部分的讨论，分歧似乎越来越大。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可以通过互联网、电子邮件和美国的图书馆获得，一些实地调查似乎变得不那么必要了。例如，很难为在大多数国家进行为期数月的实地调查，以收集全国选举结果、经济统计数据或悬而未决的立法文本进行辩护。一些学生可以选择分析其他人收集的数据。此外，一些条理分明的以建模为基础的论文（modeling dissertations）显然不需要大量的时间深入实地。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认为，实地调查是一种重要而宝贵的经历，它让学生能够比其他方式更深刻、更富有洞察力地理解他们的主题以及他们所研究的国家。 这种状况也引发了一些问题：比较政治学中是否有的博士论文选题不再需要或者即将不再需要广泛的实地调查？不做实地调查就能写博士论文的学生必须具备实地调查经验才能成为全面发展的学者吗？在我们的职业中，对于那些没有实地调查经验的博士是否还有成为成功的学者和教师的空间？有什么信息可以在实地中并且也只能在实地中收集到，这些信息是比较政治学博士训练的必要部分吗？ 面对这些充满争议的问题，我们的三位撰稿人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兰迪·史蒂文森（Randy Stevenson）认为，如果一个研究计划已经有了系统的经验描述以及广泛的理论框架或者可靠的定量数据，那么实地调查就没有必要，也没有效率。另一方面，索莱达· 洛艾萨（Soledad Loaeza）和默勒（Devra Coren Moehler）认为，即使数据丰富，理论发展良好，每个研究生都可以也应该受益于实地调查。根据洛艾萨的说法，现实往往比在研究生院中学到的普遍概念和模式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因此实地调查往往“压倒了概念，使得预先确立的分类不够充分”。最好的实地调查者允许实地调查挑战他们的先入之见；其余人则屈服于“削足适履的诱惑”（Procrustean temptation），将跨国差异理解为偏离某些理论规范。默勒同样认为，理论发展的大部分工作——甚至形式理论发展——必须在现成的理论面临新的经验证据之后而不是之前进行。她补充说，实地调查也让人们对留在美国的人可以获得的证据的可靠性产生了有力的怀疑。此外，她认为实地调查具有超越博士论文的价值：它对于筹措资助的能力（grantsmanship）、人际关系网、教学和转换到下一个研究计划来说至关重要。虽然史蒂文森认识到实地调查的必要性，但他把它作为仍然处于“集体忽视”状态，缺乏可靠的大样本数据的研究计划。他认为，事业成功更有可能通过建立在既有理论基础上的博士论文研究来启动，这些理论可以用已经收集到的数据来检验。相比之下，洛艾萨建议研究生发展有助于理解不同社会的概念和理论，而不仅仅是检验在别处发展的假设。 最终，这次研讨会标题的答案似乎取决于人们对应该研究什么而不是应该如何研究的信念。一些人重视对演绎理论产生的假设的检验，以看看它们是否普遍正确；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高度发展的理论和丰富的证据上，例如联盟政治（coalition politics），在那里几乎不需要额外的实地调查。其他人——可能是大多数人——认为这种研究相对于更大、更基本的问题来说微不足道，比如国家建设、政权存续、经济发展和身份的形成，尤其是在那些由于与理论预期产生惊人偏离而引起关注的国家。对于第二类学者来说，实地调查总是必不可少的。 索莱达· 洛艾萨（Soledad Loaeza）  通信技术的变化和学科的发展——例如，越来越多地使用统计技术和建立模型，以及在大量案例的基础上呼吁更广泛的概括和抽象，这似乎使得实地调查变得没有必要。一些人认为从少数几个案例的定性研究中很少能够学到东西，他们也质疑现场直接观察和研究的用处。因此，对实地调查重要性的怀疑可以被看作是对定量和定性方法优缺点争论的一部分，因为在一个或多个所研究的国家中旅行和居住一段时间的具体经历大多与定性研究有关。我认为，对于一篇成功的博士论文来说，实地调查和学者完成比较政治学的训练一样重要，即使他们可以完成一个研究计划，而不必去他们所研究的国家。此外，我也认为这种经历不应该被视为定量方法的替代或互斥选择。绝大多数定性研究者都在使用它们，从而表明定性和定量方法可以相互补充，提高研究的最终结果。 实地调查从来不意味着仅仅收集信息，正如知识不等同于收集数据或将事实系统化一样。为了从信息中提取含义，研究者需要与她的研究对象建立某种紧密联系。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方法就是找到研究假设所依据的事实和数据的主要来源。此外，国外生活的经历自然增加了人们比较自己成长环境和不同社会的陌生世界之间的机率。这种经历激发了一种相对感，并促进了人们对差异的理解，而不是认为其偏离了规范。 如今，民主作为唯一合法性形式的扩张，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们将现实政治世界的多样性降低到理想模式的一致性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政治学的活力将取决于专家们抵御“削足适履诱惑”的能力，以及重新理解差异性和相似性。体验他们所研究的一个或多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仍然是培养比较学家的关键因素。实地调查对于社会科学就像实验室工作之于自然科学一样：一项直接观察、数据收集和假设检验的训练。在实地环境中，研究生将会发现，当面对复杂的实际政治游戏时，熟悉的方法可能是无用的；在实地中，学生必须将数字、事实和事件放在其自然环境的复杂性中，在这种复杂性条件下，分析视角可能需要修改以确保有用，以及新的理论维度也将变得相关。这是一项挑战她对研究对象的既有观点的训练，并考验她是否有能力调整或放弃（如有必要）预先确定的类别和概念。无论是在定量的还是在定性的比较研究中，这都是一项宝贵的技能。 新的研究技术提高了效率并节省了时间，但是沉浸于图书馆的工作和花在电脑前的时间永远不能用来发展识别相似性和差异性的能力，因为这类研究提供的经验不如当差异挑战理论假设时，或者当重要证据压倒概念并使预先确定的类别变得不充分时所遇到的那种。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概念并没有统一的含义。 作为一名从事实地调查的研究生非常有魅力。当我第一次在墨西哥见到他们时，他们表现出令人羡慕的自信，隐藏了求索的孤独，这是撰写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最有可能的是，他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学术要求，并且已经获得了全身心投入到一项研究计划的资源，他们大多数人认为这项研究将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似乎准备征服世界。此外，在实地调查期间，他们摆脱了学校日常要求的束缚：每周研讨会、学期论文、导师导学和教学任务。简而言之，他们是自由的。然而，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自由。在那些脱颖而出的学生中，有人准备好面对一个不同的世界，也有人准备好修正他们原来的假设和调整他们的方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调查后，这些学生中最优秀的人开始担心他们所研究的国家的复杂性；他们还担心自己分析这些国家的能力。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所面临挑战的严重性。有些人反应谨慎。如果他们已经知道他们正在研究的主题，当面对现实时，他们会意识到类别的解释限制。然而，有些学生倾向于更不愿意接受挑战他们假设的事实，更不用说观点了。 实地调查从来都不是多余的，但必须避免一些陷阱。它是狭隘主义的解毒剂，也是刻板印象的破坏者。这是做扎实的研究的必要经验，但不是充分经验。对于“那里”的游客来说可能已经足够了，但对于学术研究人员来说却不够。成功的旅行需要他们认真的准备。它要求诚实的好奇心和清晰的目标。地方主义也可能成为天真的旅行者的陷阱，他们可能会被诱惑成为瞬时专家（instant experts）或终身新手（life-long novices）。 兰迪·史蒂文森  兰迪·史蒂文森（Randy Stevenson）是莱斯大学政治学教授，应用统计和数据科学方面的领先专家，从事调查设计、应用统计方法、大众政治行为比较、政治心理学比较和实验设计等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我最初的假设是，在研究生课程中从事任何类型的培训活动的标准是，它提高了学生为科学研究做出贡献的能力。那些更有可能成就最大贡献(无论是数量上还是意义上)的活动应该是最受欢迎的。此外，由于科学研究使用科学方法验证的客观程序来建立因果解释，对特定科学研究计划的贡献将适用于以下三者之一：系统的经验描述（systematic empirical description）、理论建构和形成可证伪的假设以及假设检验。 系统的经验描述 系统的经验描述是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计划的起点，因为作为一门学科，当我们对某件事了解不多时，我们会这样做。事实上，当我们甚至不知道该问什么样的问题时，这也许是最有用的。在研究计划的初始阶段，想要形成系统的经验描述的比较学者通常需要进入实地。由于这种情况被定义为集体无知，正确提问或找出最有希望的潜在解释所需要的知识，就需要研究策略鼓励研究人员灵活地发现感兴趣的领域，并动态调整研究策略来寻求这些线索。已经发展了各种正式的方法来系统地进行和记录经验描述，包括参与观察和各种不同的访谈策略。 这表明在设计我们的研究生课程时，重要的问题不在于系统的经验描述是否通常需要实地调查，而是鉴于大多数比较政治学研究计划的现状，是否通常需要经验描述。显然，一些研究计划得益于先前广泛而系统的经验描述。因此，对这些研究计划的重要贡献（至少在不久的将来）不太可能来自于更多的经验描述。然而，认为大多数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计划已经用尽了新的经验描述潜在贡献的观点是错误的。在许多情况下，从来没有被描述过的重要的案例，要么已经过时，要么没有以方法上合适和易懂的方式完成。 理论建构 虽然经验描述很可能需要实地调查，但理论建构却并非如此。当然，许多人会反对这种说法，因为如果不了解将适用这种说法的具体情况，理论建构就不可能有成果。我同意。然而，我们需要区分理论建构的活动和上一节讨论的经验描述的活动。在经验描述不足的研究计划中，理论建构不太可能有效(即，得出在经验上有用的假设)。然而，如果一个研究计划至少对一些案例进行了仔细的描述，学生肯定可以通过根据这些描述提出理论来做出贡献。因此，精通这门学科理论工具的学生只需要熟悉这些描述性的文献，就可以开始理论建构的任务。 在建构推动这种活动的研究生课程时，我们需要认识到，如果有足够的经验描述，理论建构所必需的最重要的知识是对社会科学家通常用于回答社会科学问题的理论框架的广泛理解。不熟悉使用这些框架建构令人信服的解释的要求的学生将发现，世界上所有的描述性信息都不会帮助他们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知识，他们如何选择最有希望的框架来开始寻找解释？因此，任何研究生项目中的大部分课程都必须面向培养学生如何使用各种理论框架来构建令人信服的解释。 假设检验 假设检验要求我们能很好地测量我们的概念，在被测量的因果变量中有足够的变异，并且这种变异在解释变量之间足够独立，以允许我们隔离感兴趣变量的独立影响。除了处理随机分配的实验之外，最强有力的假设检验来自对达到这些标准的大样本数据集的分析。因此，如果学生试图检验这类数据易于收集和适当的假设，他们应该被鼓励这样做，并学习这项任务所必需的方法技巧。 比较政治中有许多研究计划产生了有趣的理论假设，对于这些假设，其中不存在易于收集并且在概念上适于测量的大N数据集。大多数学者都熟悉使用容易收集但实际上不合适的数据来检验这些假设。这样的测试理所当然地不能令人信服，学生应该被劝阻不要生产它们。相反，应鼓励这些学生建立适于所需概念的测量指标，以做出令人信服的经验研究；就比较政治研究的大多数领域而言，这意味着将他们送进实地。 我认为我们可以为学生提供两种权衡的建议：第一，如果给定研究计划中的权衡是棘手的，我们的长期进展可能会更好地基于几个测量良好和记录良好的案例得出适度的结论，而不是基于概念上不恰当的测量得出无意义的结论。第二，我认为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来产生易于被测量的、概念合适的大样本数据集。具体来说，创造性地使用新技术可能会让我们用计算来代替曾经需要进行的大量实地调查，以产生某种测量。 默勒（Devra Moehler）  默勒（Devra Moehler）是Facebook公民参与产品团队的研究员。在加入Facebook之前，她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娜堡传播学院的教授、康奈尔大学政府系的教授、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民主计划研究员以及哈佛国际和地区研究院的研究员。她的研究考察了不同形式的政治传播对民主和善治的使用及影响。 尽管国内信息更容易获得，跨国或正式分析也越来越多，但在国外进行研究仍然是研究生训练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些学生花费少量的时间进行实地研究，浏览各种各样的网站，或者改变他们从事的研究活动类型，这无可非议，但是导师们仍然应该鼓励他们所有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研究生出国进行论文研究。 我坚信学者应该使用最适合当前问题的研究方法（通常不止一种）。那么，为什么我会为几乎所有比较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指定一个单独的训练呢？我认为实地调查没有束缚学生，而是增大了所提问题、信息来源、方法路径、理论见解和政策含义的可信度。不从事实地调查的学生在撰写合格、相关的论文时会受到限制，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会处于不利地位。 实地调查提高了大多数比较政治学研究论文的质量，因为它提供了关于这一研究对象更为深刻的见解，而不仅是站在远处张望。学者在所研究的至少一个国家中呆上一段时间，便能够从个人访谈、观察、日常互动以及档案中获得更多信息，以及不来就不会获得的数据集和文献。实地获取的信息类型通常是对美国现有数据的补充（而不是重复）。置身于所研究国家中，对地理、地方特色、惯行、非正式规则等的观察，对于理解国内可以获得的文件、描述和数字非常重要。学生不可能事先准确判断出他们错过了什么，就像我在乌干达之前没有想到我的研究课题需要政府档案一样。与待在国内的学生相比，花时间进行田野调查的研究生更有可能采用多种方法来分析各种各样的数据源，因此，他们会撰写更丰富、更有见地的论文。 除了鼓励多种数据源之外，实地调查还让研究生对他们使用的现成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持合理的怀疑态度。进行实地调查的学生更有可能参与原始数据的收集。当一个人能够获得原始历史文献时，对二次文献的偏见就更加明显。不亲自进行访谈和对访谈内容编码，就很难充分理解调查的局限性。例如，当我在实地测试我的调查时，我意识到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乌干达人很难对数值量表做出回答，尽管这是跨国调查中常见的问题措辞形式。即使学生依赖他人收集的数据，那些花时间在国外的学生也会理解数据收集的背景。对数据收集的实践及背景的第一手知识对于评估数据的优缺点极有价值，这大大提高了分析的质量。 除了鼓励数据源多样化和理解现有数据的局限性之外，实地调查经验还有助于准确解释数据以及发展形式模型。没有什么可以代替花时间在一个地方获得的对特定发现在特定环境中意味着什么的了解。此外，一篇重要的论文不仅检验了现有的理论，而且发展了新的理论见解。对至少一个其他政治制度的深入了解和经验对于理论发展而言是无价的。没有它，学生在试图确定隐藏在他们的统计或建模结果后面的因果机制时将处于不利地位。 最后，如果学生与他们所研究国家的学者和决策者建立联系，论文的实用性将会大大增强。如果作者遇到美国以外的学者或他们的同僚，他们更有可能阅读论文。同样，其他国家的决策者只有在了解这项研究的情况下，才能对研究发现采取行动。这种接触通常是学生在实地调查时实现的。学生们也将更加适应美国以外潜在读者的兴趣和关切。因此，实地调查极大地扩展了论文的受众规模。如果研究生在他们研究的至少一个国家中进行研究，大多数论文都会有所改进。 然而，从实地调查中获得的最大增值并不体现在论文本身，而是体现在学生作为学者、决策者以及教师的后续职业的提升上。论文实地调查使自己在资助机构种建立信誉，与学者群体保持持久的联系，以及拓宽兴趣和路径，扩大了学者在职业生涯后期可以自由深究的研究范围。它还提供了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更深刻的理解，这将使他们成为更好的教师和导师。 在学位论文阶段收集原始数据和进行实地研究的经验极大地提高了一个人将来在国外进行研究的能力。无论好坏，大多数资助机构都只愿意投资那些在进行类似研究方面有着良好记录的学者。没有在国外进行过初步研究的研究生以后将很难与同龄人竞争研究经费的资助。那些在论文阶段没有进行实地研究的人可能会发现，他们在余下的职业生涯中缺乏在国外进行重要研究的方法。如果这种模式大规模发生，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政治学将分裂成数据收集者和数据分析者——这一结果很少有学者欢迎。 学生们还在论文实地调查期间建立联系，这对未来的奖学金至关重要。学生往往是在出国期间成为研究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学者（来自东道国和其他地方）交流的一部分。这些联系人可以提供对现有信息的访问，并经常对未来将要进行的大型数据收集项目产生一些影响。这些最初的接触不仅增强了论文的相关性，也增强了未来所有努力的相关性——特别是如果研究人员与他们作为学生第一次见到的决策者和学者保持联系。 此外，实地调查经常会影响学者未来提出的研究问题以及他们寻求答案的方式。通常博士研究生进入实地时，他们的研究问题至少部分形成了。与此同时，学生们接触到了比在母校习得的更广泛的方法和理论路径，这使他们在设计和开展未来研究项目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在国外进行实地调查的研究生将在其整个研究生涯中针对相关政策问题展开综合学术研究。 最后，实地调查对于比较政治的教学是无价的。如果一个人从未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生活过，那么就很难教授学生并向他们提供建议。进行实地调查的教授能够通过与学生分享第一手经验为他们的课堂课程注入活力。此外，从事实地研究的人员有充分的能力理解和解释当下发生的事件。简而言之，实地研究人员通常会成为更好的教师。 编译：刘文超 编辑：吴温泉 审读：杨端程 "广告点一点，也是支持学术公益"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