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朝的真实性尚无实证，本文将揭示关于夏的神话叙事全都有真实可验证的天文背景，而且这些天文现象从未见载于史籍。神话与天象严密吻合，倘若夏的故事全是后人编造，岂不怪哉。 循着古代占星逻辑，跟随夜空中星光指引，我们从秦汉往上，寻踪岐山下的姬周以及在黄河两岸往返迁居的殷商。 走得越来越远，一切都变得越来越模糊。 神人不分的故事，往往充满荒诞。 神话与史事的分野，剪不断，理还乱，当真是一团乱麻。 好在星象不会说谎，上溯千年也仍然历历在目。 成为中华文明底色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是我们解码上古迷局的金钥匙。 早在战国时代，人们认为夏商两代都延续五百年左右，于是有了五百年王朝更替的周期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1]”、“五百岁而圣人出[2]”、“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3]”。 五百年将革故鼎新，进入战国时代正当其时——武王伐纣到周幽王时犬戎之祸为西周，平王东迁为东周，东周前半段，诸侯称霸，史称春秋。西周到春秋，已经约五百年，所以，延续两百余年的战国乱世[4]，那时的人们对于有如商汤与文武王的圣人再次出世以结束当下礼崩乐坏的混乱时局充满期待。 前文我们复原商汤灭夏的鸣条之战发生在公元前1526年（五星聚出现之后第九年），上推五百年，可知夏的建立应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当然，五百年绝非确数，要确定具体年代，还得靠九天之上的星宿帮忙。 古代占星理论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物，也是我们复原夏商周断代的路径和地图。夜空中的星宿，就是不灭的路标，穿越千年，有如昨日。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与殷商代夏以及姬周代商通过惨烈战争实现王朝更替不一样，夏禹走向权力中心的方式相对平和——所谓尧舜禹三代禅让，不论当事人是否心甘情愿，看起来权柄交接都是一个主动让渡的过程，至少形式上如此。 （舜）十四年，卿云见，命禹代虞事[5]。 虞舜十四年，“乃荐禹于天，使行天子事也[6]”，夏禹代替虞舜执政，夏禹也就相当于后世的摄政王。只不过虞舜还健在，可能夏禹并无天子名份[7]；虽然虞舜还健在，但夏禹已经是事实上的权力中枢。 舜禹之间，或是禅位让贤的一派和谐，或者“禹逼舜[8]”，是斗争胁迫的结果，究竟哪个才是真相，后人各执一词殊难定论，又或者，其实还有第三种可能——看似矛盾的两种说法，都是对的，不过是真实历史的不同面相。 毕竟尧舜禹时代并非父子相代家族世袭的王朝政治，本质上就是四方联盟的关系。所谓禅让，不过就是在相互联盟的组织中轮流掌权。 贤能也许可以服众，强者胜出当然更符合生活经验，作为前王朝时代的政治模式，禅让制本身未必假，但温情面纱背后也很可能是“尧幽囚，舜野死[9]”这种并不美好的冰冷事实，一如后来的王莽篡汉、曹丕代汉等不断重复上演的故事。末代王朝大清逊位，说起来也是禅让。 禅让，当真就是近于理想而并不现实的政治想象吗？ 禅，祭天也。让，相责让[10]。 禅，本义为祭祀；让，本义为责备。 禅让，本义是当政者失去上天垂青而受天谴、天责，王权天授，上天将王权赋予他人，这就是禅让。 换句话说，所谓禅让，其实就是“天命转移”，也就是原初意义上的“革命”——变革天命。 受命于天，天命有变，就是“革命”，就是“天命转移”，就是所谓“禅让”。 不论成王败寇还是选贤让能，没有天命的加持，都不能成其法统。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11]。商罪贯盈，天命诛之[12]。 历史记忆中的商代夏、周代商，都是天命指引下的革故鼎新，其实也都是“禅让”。 禅让之所以成为上古政治传统，并非来自春秋战国时代后人的想象和编造，此前上千年的政治实践中以“天命”作为王权最终来源与法统认证，才是禅让概念得以成型并流传的原因。 先秦以降，不论君临天下的汉唐王朝还是割据一方的后唐后汉，历朝历代无不将“天命”作为论证自身合法性与必然性的根本路径。 天命，是舆论构建的母题，是暴力革命的道义制高点，是古代政治中至高无上的游戏规则，是不容质疑的意识形态，是登极后不能无视的社会共识。 禅让，本质上就是古代政治语境中将权力来源诉诸于天，天意、天命成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以及唯一认证。 简而言之，所谓禅让，就是贯穿中国历史数千年的天命政治。 武王伐纣成功之后登嵩山太室祭天[13]，秦王扫六合成为始皇帝后东巡泰山封禅，喋血玄武门之后唐太宗心心念念也要去登泰山，“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14]？” 后世所谓“封禅”，其实就是“禅让”的延续，只不过语义迁移，后人将“封禅”理解为祭天祭地，“封”是祭天，“禅”由祭天变成祭地。 事实上，从“禅让”就是受命于天的思想脉络可以发现，所谓“封禅”之“禅”，本义仍然应该是祭天，“封”也仍就是原本的分封之意。 封，爵诸侯之土也[15]。 甲骨文封 甲骨文合集 CHANT:1384、1384A、1384B，英国所藏甲骨集 CHANT:Y1926C) 天下为天子所有，其法理基础就是所谓天命。 同样的道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之人均为天子治下的子民。万民之上为天子，天子之上就是天，天子是天与人之间唯一的连接通道。 传世文献中商周天子自称“予一人、余一人[17]”，就是指天子在天人之间独一无二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祭天是天子专属的权力，任何人不得染指的原因。 以天命为基础的天下观，就是中国由成千上万的方国最终走向大一统并在分分合合中始终追求大一统的思想渊源和内在动力。 四海万民，天命以治。天人之际，惟予一人。 只有封禅之后，天子名分才得以最终确认，天命转移才能最终就位，这就是古代帝王热衷封禅的原因。 也正是这个原因，新王朝建立后承认和接受谁是自己的上家就成了重要而敏感的政治议题。 西汉越过始皇帝的秦和霸王项羽的楚而接续姬周天命[18]，唐玄宗就“二王三恪”问题上下其手[19]，大金灭北宋之后以北宋为正统，自认土德而生于北宋之火德[20]，也许决策者各有其出发点和现实考虑，但所谓天命以及天命如何转移绝对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背景。 换句话说，正因为有天命政治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共识在前，后世王朝才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以自证法统。 “禅让”本义即是天命转移，所以，与政权交接是和平实现还是暴烈冲突后取而代之并没有关系，其核心只在于“天命”。 如何证明天命在己不在彼呢？ 姬周天命来自“凤鸣岐山”，殷商天命来自“镳宫金刃”，二者都是非人力可控而示现于天的五星聚天象。 作为一种古老的政治传统，夏禹代舜也是如此，甚至可能就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五星聚与天命相连的政治实践。 帝舜十四年，夏禹摄政，虞舜退居幕后。夏禹天命何在？ （舜）在位十有四年……至于下昃（即傍晚），荣光休气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绿错，其文言“当禅禹”。 禹治水既毕，天锡（赐）玄珪，以告成功。夏道将兴，草木畅茂，青龙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禅，即天子之位[21]。 “黄龙负图”、“天赐玄珪”，这些故事怎么看都像是神话而不可能是真事。但是，只要结合天象与星占，就会有出乎意料的发现—— 看似不着边际的荒诞故事，其实就是对一次五星聚天象的描述和实录。 更让人意外的是，我们将由此发现大禹代舜之前所在的位置，即最初的禹都。 此后五大行星继续靠拢，到5月2日，三月十八庚子，五星间距到达本轮五星会聚的最小值，距离最远的金星和木星相距赤经差约21°。此时的五星连线，形成尖头平底的长条形。 仅就五星间距而言，本轮五星聚并不算特别。但是，和商汤所见五星聚构成“镳宫金刃”一样，五星间距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也更有意义的是，五星连线形状所寓示的含义、五星聚所在位置以及五星聚出现的时间等是否能与现实形成对应关系。 所谓天人相应，应，不是强词夺理的凭空编造，只有应得自然，应得合理，应得有理有据，才能让人信服，才能成为舆论共识，才能由此萌生出占星学说。虽然后来的占星学说充斥各种牵强附会，但初始时的样貌，决然不是如此。 尽管在今人看来，这种思想并没有任何科学价值。但是，本质上说，现代所谓国家、民族、自由、民主等概念，与天人相应的思想并没有根本区别。说得简单点，凝聚共识，让个体组成的社会维持稳定，或许就是所有这些概念应运而生的最终目的。 做个不甚恰当的对比，占星学说背后是天意、天命、天人合一，现代货币背后是国家信用，信用与天命，本质上就是一种全民共识。当然，要想维护这种共识，需要实力，否则货币会崩盘，天命也会被取代。 从三月初到三月中旬，半个月内，五大行星先是排列成“丫”字形，继而形成尖头平底长条形，这就是大禹秉受天命“当禅禹”的天象预兆。 五星聚与大禹的相应关系，决定了人人可见的天象，只能属于大禹。 为什么呢？ 大禹治水，是关于大禹最为知名的故事，略引数例如下。 上博简《容成氏》：㙑（禹）亲执枌（畚）䇃（耜），以波（陂）明者（都）之澤，決九河之滐（澮），於是虎（乎）夾州、涂（徐）州始可凥（處）。 治水的大禹是何形象？ “身执耒臿（lěi chā）”、“禹亲自操稿耜（sì）”、“身自持筑臿”、“亲执畚（běn）耜”，大禹治水所使用的这些工具都是什么呢？ 耜，臿也，本作㭒[22]。 耜就是臿。耜原为㭒，说明最初的耜为木质。 畚，鍫也。江淮南楚之闲谓之臿，沅湘之闲谓之畚[23]。 臿、畚都是鍫，鍫就是锹，形状类似现在的锹、铲、铧。 臿、畚、耜，都是类似锹、铲、铧的工具。 大禹用臿治水，就像我们现在用铁锹挖沟，可能看起来差不多。 更进一步，从字形可以发现，耜字从“耒”从“㠯”，“㠯”就是“以[24]”。显而易见，耜的本义其实就是使用耒。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工具，耜由耒发展而来，是升级版的耒。 耒，手耕曲木也[25]。 虽然没有说耒究竟长什么样，但可以肯定，是用于耕地翻土的工具。 1 商耒爵(CHANT:8805) 2 商耒方彝(CHANT:9869)3、4 西周早期耒乍寶彝卣(CHANT:5117) 5 耒父己尊(CHANT:5647) 6 己耒爵(CHANT:8039) 三月初的五星连线不就是这样吗？那不就是横亘于天硕大无朋的耒吗？ 巧合又奇妙的是，大禹用耒耜治水，天上的五星大耒正好横跨银河，俨然就是大禹治水在九天之上的重演，亦或上天对大禹治水的肯定和表彰。 有趣的是，五星大耒未端分叉两侧的星宿恰好又被命名为南河、北河，说不定就与大禹治水以及这次五星聚有关。 十几天后五星聚拢，形成尖头平底长条形，这不就是后世所称的璋吗？ “剡上为圭，半圭为璋[26]。”圭顶部尖角成等腰三角形，圭竖着对半分开就是璋。 作为礼器，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圭和璋都是常用之物。 王执镇圭[27]。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28]。 镇圭，是帝王所用的礼器，是身份、地位与权力的象征。 大璋、中璋九寸，边璋七寸……天子以巡守。 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29]。 璋是天子巡狩祭祀山川之物，也是兵符。 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30]。 圭和璋还是分祭天地四方时分属东方和南方的礼器。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圭璋礼制为周代之说，距离尧舜禹时代已是千年之后。 目前所知标准的尖头圭，始见于商代而盛行于春秋战国，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没有尖头的长条形、有如铲子或较宽尺子的玉器也被称为圭。 圭，一般认为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石铲、石斧。此说并不错，但不是全部，甚至根本不是主要原因。 圭的诞生，还有更为重要的来源，那就是天文观测与历法实践中所使用的圭表。 立杆测影，根据日影长度变化可以测定节气、年长、划分季节、制定历法。如正午日影最长时为冬至，最短时为夏至，冬至到冬至，就是一岁。 立杆测影所立之杆，为表；地面上的水平标尺，就是圭。圭与表合称圭表。 圭的作用在于像投影幕一样显示立杆之影，唯一的要求就是保持水平，至于有没有尖头，根本无关紧要。 玉圭的原型，其实就是圭表之圭，就是保持水平以投放日影的那一块长条形，就相当于一把尺子。当然，投影之圭本身并不一定需要有刻度。陶寺遗址告诉我们，4000多年前，有刻度的尺是一根长173厘米的漆杆[31]。 最初的玉圭，就是没有尖头的长条形。 圭表测日影长短，可以推算历法，从而知晓并掌握天时，四时变化，了然于胸。 日月循环，岁时更替，这是天地秩序。 长幼尊卑，赏罚生杀，这是人间秩序。 秩序就是规则、规律，是天道、人道。 所谓天道，就是自然变化；所谓人道，就是伦理和律法。 用圭表而知天时，有天子而制定伦理律法，天地与人间由此秩序井然。玉圭成为权力的象征，情理之中，顺理成章。 测量日影时需要标记影子位置，于是用斧钺刻痕作记，由此观之，说玉圭源于斧钺也不能说错，但只是流而不是源——甚至可以说，之所以斧钺会成为天子王权的象征，除了以兵器代表军权以外，还因为斧钺造型本身就与圭表之圭相似。 立杆为表必须垂直，地面之圭必须水平，唯其如此，才能让日影测量更为精确。 所谓水平，必须用水，所以，圭表四周必然有水环绕。 所谓天圆地方，天圆指日月星宿循行轨迹为圆，所以，圭表测天，环绕圭表之水当然也是圆形。 地面长条形的圭延伸到水边，就是弧刃向外的斧钺。 斧钺是天道圭表的延续，代表天地之间的秩序与法则，唯其如此，斧钺才能从野蛮与暴力上升为文明与王权的象征。王权需要暴力，但单纯依靠暴力并不能成就王权。 王权天授，玉钺、玉圭，都是天命的载体和象征，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从理念到礼制到器物，天命背书无处不在。 圭，瑞玉也，上圆下方[32]。 上圆下方，其实就是钺。也就是说，钺本身也是圭。 更准确地说，圭是无柄之钺，钺是装上手柄的圭。当然，钺就是戉，金字旁的钺是进入青铜时代以后才有的事。 甲骨文戉 1.甲骨文合集（CHANT:2448） 2.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206），3.小屯南地甲骨（CHANT:T2629） 金文戉 1.商戉鼎（CHANT:1213）2.商木戉且戊觚（CHANT:7214）3. 商戉木爵（CHANT:8209） 玉圭来自圭表，原本是没有尖头的长条形，再来看所谓“半圭为璋”就会发现，也许更准确的含义其实是将两头平直的长条圭一分为二，并不是把尖头的圭竖着一分为二。圭表测天，观星制历，是天子专属的权力。同理，以玉圭分等级、明身份，也是天子受命于天而治理天下的象征。
之所以将圭斜切，最合理的解释应该就是因为冬至与夏至的日影长度是最大与最小的两个极值，所以，璋的尖头两侧，就是冬至与夏至日影所在的位置。 如果把直边斜切改成圆滑弧线，就是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的牙璋。
当然，直边璋还是弧边璋更先出现并不确定，就目前所知，可能后者先于前者，但可以肯定，由圭表到圭再到璋的发展脉络没有问题。 有趣的是，弧边内凹的牙璋与弧边外凸的钺恰好也是将长条形圭一分为二，换句话说，钺和璋合起来就是圭表的圭，钺和璋都是圭的化身。
直线斜边璋的两侧是夏至与冬至日影所在，更进一步可以推知，标准的弧边牙璋，其弧边就是一年当中每天正午立杆测影所得日影位置的连线。同理可知，标准弧边牙璋的两个角一定是一高一低，因为一个是冬至，一个是夏至。 目前已知最早的牙璋，出自山东龙山文化司马台遗址[33]，河洛地区的二里头遗址、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等都有牙璋出土。
4.黄陂盘龙城牙璋 5.广汉三星堆牙璋（晚商）[34] 璋出自圭，圭出自圭表，于是，顺便也就破解了“章”字。 璋，从“王”从“章”，其中“王”即是“玉”，但“章”的造字构形并不明确。 章，甲骨文暂未发现，金文从“䇂”从“日”。 知道圭表测影、半圭成璋之后，其含义就不难理解了——䇂，上部是日影位置的标记，下部是测量日影长度的圭尺；章，就是在日影位置刻画标记然后测量其长度。 从冬至到夏至再到冬至，一岁终始，就是一章。 有意思的是，甲骨文中的“岁”最初就是用“戉”表示，后来的“岁”是由“戉”添加修饰符分化而来。 戉和章，都有年岁之义。 由此可见，钺和璋，后来都成为王权的象征，其背后逻辑就是，戉和章，都来自圭表测影的圭。 请注意，璋出自圭，圭出自圭表，所谓“半圭为璋”，不论是纵向一分为二还是横向一分为二，从初始意义及造型来源看，就像钺也是圭一样，璋本身也是圭。钺和璋，本就是圭的一部分。 在单独命名为璋之前，璋也是圭。即便有了“璋”以后，璋也仍然可以称为圭。 为叙述方便，我们将五星聚所成之形称为五星圭璋。 圭、璋等玉礼器并非天子专属，根据爵位、用途的不同，其形制、大小、工艺有多种变化，但毫无疑问，出现在浩瀚苍穹横跨银河的五星圭璋，当然是也只能是属于号称天之子的帝王天子。 公元前1973年三月，日落后见五星会聚，五星连线由耒耜之形变成圭璋之形，横跨银河两岸，时值大禹治水成功之际，五星聚的形状（治水工具耒耜到天子玉圭）、位置（银河）与出现时间（大禹治水成功），都无可辩驳地宣告天命在禹——治水成功的大禹问鼎天子之位，是天意。 （舜）在位十有四年……至于下昃（即傍晚），荣光休气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绿错，其文言“当禅禹”。 “黄龙负图”，黄龙，是银河之龙，这是想象的；图，就是五星会聚所形成的耒耜和圭璋。 “长三十二尺，广九尺”，按其比例，五星圭璋恰好是其竖着分的一半。
“禹治水既毕，天锡（赐）玄珪，以告成功。”玄珪，即玄圭，就是五星会聚所形成的圭璋之形。 “黑而有赤色者为玄[35]。”玄圭，就是黑色之圭，黑色中还隐约透着红色。 五星聚位于银河，河为水，水色为黑，圭出于河，所以是玄圭。 五星聚位于井宿与鬼宿之间，井、鬼两宿属南方朱雀七宿，南方朱雀为火，其色为红，正应了玄圭黑中有红之说。 水色为黑，火色为红，这是五行理论中的对应关系。五行究竟产生于何时未可定论，但大禹代舜时五星聚天象的文献记载确实如此，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符合五行配伍关系的早期样本。 当然，并不能就此推论并肯定尧舜禹时代就有五行学说，因为历史事实与历史叙述原本就不是一回事，文献记载往往来自后世追述，历史叙述中掺杂后世观念，确实不能排除其可能性。 不能回避的是，五星聚代表天命的占星解读成为大禹代舜的舆论背景，那么，理论上说，由五星导出五行，完全具备条件，并非不可能。
五星聚出现在南方朱雀之首的井鬼两宿之间，此时井宿已开始西沉，东方苍龙七宿尾部的尾宿刚从东方升起。由东到西的浩瀚夜空，西半天区是南方朱雀向西山飞落，东半天区是东方苍龙越出银河飞腾于天。 夏道将兴，草木畅茂，青龙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禅，即天子之位[36]。 “青龙止于郊”，青龙，是东方苍龙七宿，苍龙在东，所以，“郊”在观测者大禹的东方。 “祝融之神降于崇山”，祝融，指朱雀七宿或其中的柳宿（又名鹑火），崇山即嵩山。朱雀在西，所以，嵩山在观测者大禹的西边。 朱雀七宿从西方落下的位置，其中井、鬼两宿以及五星聚在西偏北10°-20°，柳、星、张、翼、轸等五宿在正西与西偏北10°之间，也就是说，大禹所见“祝融之神降于崇山”，西边的嵩山位于正西到西偏北最多20°范围内。 嵩山脚下往东60公里范围内，已发现王城岗遗址（今河南登封告成镇，有大小两城东西并列，大城上限公元前2110年-前2045年，下限公元前2070-前2030年）、新砦遗址（今河南新密，公元前1800年左右[37]）、古城寨遗址（今河南新郑，始建于公元前2200年-前1800年[38]），测年数据显示均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正是大禹代舜与建立夏朝的时间段。
新砦遗址正西到西偏北20°范围内，恰好是包括少室山和太室山在内的嵩山，日落后五星聚就出现在嵩山方向，朱雀七宿也相继落入嵩山。 如果火神祝融单指南方朱雀七宿的柳宿，则嵩山在正西到西偏北10°范围内，那么，新砦遗址东北方向的古城寨遗址也完全符合。 根据“祝融之神降于崇山”所提供的位置信息，新砦遗址是最理想的观测所在，古城寨遗址在其次，王城岗遗址基本可以排除。 如果取最大值西偏北20°，其实王城岗遗址也算擦边，不过，王城岗遗址东边相距不过十余公里就是西北-东南走向的具茨山。倘若五星聚出现时，身为崇伯的夏禹在王城岗遗址，那么，“青龙止于郊”所说的东方青龙七宿就出现在具茨山方向。“邑外谓之郊[39]”，将王城岗遗址以东地区称为“郊”固然没错，但没理由放着具茨山如此显眼的地标而不用。换句话说，如果夏禹都城在王城岗遗址，那么，“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与之相对，就应该是“青龙止于具茨”。 事实上，具茨山并非默默无名，“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40]。”不论夏禹时是否已有黄帝概念，也不论“青龙止于郊”的故事出于夏禹时代或是后人编造，显而易见的是，在王城岗遗址观测天象，横亘东边的具茨山绝无理由被无视。 具茨山北面的新砦遗址与古城寨遗址，西边是嵩山，东边是平原，“青龙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可谓五星聚出现时对天象的忠实记录。 新砦遗址与古城寨遗址，两地相距不过区区十公里。 公元前1973年五星聚之后，大禹就是从这里北上冀都取代虞舜开始执政。 （帝舜）十四年，卿云见，命禹代虞事。十五年，帝命夏后有事于太室[41]。 太室，指太庙或特指太庙五室的居中之室[42]，是举行祭祀的地方。但是，考虑到大禹代舜的天命出现在“祝融之神降于崇山”，那么，这里的太室，其实应该是嵩山的太室山。 “太室，嵩高也[43]”，嵩山本来就被称为太室。 所谓天命，就是受命于天。大禹走进权力中心，天命出现在祖居之地的嵩山之上，所以，大禹继位后在这里告祭于天，本是题中应有之义。 有意思的是，还记得前文商汤灭夏的天象吗？ “天命融降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商汤出征西邑夏的时候，正好也是日落后朱雀七宿落入西北方。 大禹之兴与夏桀之亡，都发生在火神祝融的注视之下，这真是非常有趣又令人悲伤的故事。天道无亲，此之谓也。 大禹代舜有天命显现，此前虞舜接替唐尧，也是有的。 （舜）在位十有四年……至于下昃，荣光休气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绿错，其文言“当禅禹”[44]。
蹊跷的是，两相对照会发现，舜和禹受命于天，时间、场景、内容几乎一模一样。这根本就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嘛。 非常有价值的是，舜的故事给出了具体日期——“二月辛丑”。 公元前1973年5月2日，日落后，五大行星并列在西方夜空的银河，有如巨大的五星圭璋浴河而出，这是本轮天象五星间距最小的时候，此后五大行星将逐渐相互远离。 5月2日是农历三月十八庚子，第二天就是辛丑。 五大行星从不断接近转为相互远离，恰恰是从辛丑日开始的，换句话说，只有经过这一天的观测，才能发现本轮五星聚已经过了间距最小值。 记载是二月辛丑，现在反推历日为三月辛丑，二月与三月的问题，或是三月误为二月——毕竟二与三形近易讹，或是因为置闰关系导致月份错开一个月。 月份以及初一、十五等都可能因历法编排而有区别，如月份可能因为闰月而相差一个月，初一、十五可能因为大小月而相差一两天，但与此不同的是，晨昏交替，日复一日，六十甲子一循环，日干支并不会受到历法编排的影响，完全可以做到万年不乱。大禹代舜，辛丑日五星聚，就是一个这样的生动案例。 是巧合吗？也许吧。 不管怎样，恐怕都不得不承认，确实令人震惊，确实难以置信，但事实确实如此。 文献记载中虞舜代尧的天命故事实为大禹时天象的翻版，也许对后人来说，舜和禹都被尊为上古圣王，实在无法接受虞舜受禅的故事竟然没有神秘的天命做背书，于是移花接木，把大禹的天命故事给虞舜复制了一份。 与五行学说一样，现在还不能因此而推论干支纪日可以上溯到尧舜禹时代。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只是传世文献中的孤证，但至少提供了可能性。断然否定，无视文献，这种态度要不得。至于更有力的证据，或许只能寄望于考古发掘了。 （帝舜）十四年，卿云见，命禹代虞事。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 舜禹禅让之后过了十九年，夏禹再次受命，正式即位。 直到此时夏禹才正式即位，是因为此前虞舜仍然健在，“禹代虞事”，夏禹是有实无名的代理天子。 “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45]。” 禹代舜十七年后虞舜驾崩，禹舜禅让后过十九年夏禹正式即位，也就是说，虞舜驾崩后隔了两年，第三年正月初一，夏禹才正式即位。 舜崩之后间隔两年，正是古代的居丧制度[46]。居丧期结束后，夏禹正式即天子位。 这也就意味着，舜三十三年正月初一夏禹正式即位，其实是在按照即定程序进行。 意外的是，就在夏禹按部就班将要正式即位的时候，五星会聚再次出现，而且是堪称异象、真正名副其实的五星聚，绝无仅有，空前绝后，时至今日数千年也无出其右。
公元前1953年1月6日，十一月初一冬至，日出之前，金星和火星已经升起在东边地平线上方。 此后金星迅速向火星靠拢，原本不可见的木星、水星和土星也在日出前从东方升起。  2月14日左右（腊月十一），落在最后的土星也在熹微晨光中升起。五大行星聚集在东方地平线上方，彼此紧挨着，相互距离很近。 这还没完，此后五大行星仍将继续缩小彼此距离，每天拂晓时分，人们都会发现，五大行星比昨天又靠近了一点。 2月27日，腊月二十四，五星间距到达本轮天象最小值，赤经差还不到5°，除了升起最高的木星稍远一点，另上四星几乎完全重合，看起来明暗有别的五大行星已经变成了两颗同样明亮的夜明珠。 再过六天，是正月初一，也就是此前已经确定下来夏禹正式即位的日子。代表天命的五星会聚在此时以这种方式出现，对当时的人来说可谓震撼至极。
（禹时）星累累若贯珠，炳炳如连璧[47]。 传世文献的记载，确实所言不虚——贯珠连璧，指的就是大禹正式即位时五大行星排成一条直线的天象。 显而易见，此时并非五星间距最小的时候。五星聚的占星解读中，五星间距根本不是首要因素，这就是明证。 所谓天人相应，关键在应。正月初一即位，是既定日程，此时若有天文异象，就能与人事相应，所以留在历史记忆中的是五星贯珠而不是五星变二珠。倘若追求五星聚靠得最近，势必就应当将即位日程改到腊月二十四，如此一来，也就失去了正月初一岁首即位所寓示的革新意义。更重要的是，所谓五星间距最小，只能事后比较才知道，也就是说，有意选择在间距最小的时候举行仪式，根本不具备可行性。 简而言之，人事与天文相对应，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一种巧合。或者说，将天文异象作为军国大事的征兆，相当于人们借上天之手为人间政治的变化贴上的标签。 天人相应与天人合一思想产生之初，就是基于朴素现实以及各种巧合，如大禹遇到的两次五星聚，如肉眼可见的行星就只有五大行星，如满天星宿绕着北天极为中心旋转，诸如此类。至于后世对天文异象的各种人为操弄，实在等而下之，不可同日而语。 公元前1953年正月初一，大禹正式即位，五星会聚如连珠。五星聚出现在什么位置呢？
事实上，室宿和壁宿原本为一宿，合称营室。室，是房子，其中四颗大星正好构成四边形有如宫室——壁宿又称东壁，就是营室这座房子东面的墙壁，后来从营室分出来单列为壁宿；现在称为室宿的两颗亮星则是合称营室时西边的墙壁。 秋冬之交，日落以后，营室出现在头顶南中天。此时已过了秋收农忙，天气也凉快下来，正是开始筑基建屋的好时候。地上开工盖房，天上室宿当空，所以就称其为营室。营，是营建。营室，就是营建宫室。 营室又被称为定星，“定之方中，作于楚宫[48]”，定，即定星，也就是营室。诗的意思就是说，定星升上南中天的时候，开始在楚丘营建宫室。 湖北随州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漆箱盖上绘有星宿图，其中室宿和壁宿被称为西萦、东萦，还能看出室壁二宿原是一宿的痕迹。 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49]。 “高阳乃命玄宫”，命，是五星聚所传达的天命；玄宫，是五星聚所在的位置——五星聚于室宿，室宿又名玄宫、清庙。 五星聚于室宿，就是天命现于玄宫。 高阳，指颛顼，传说为夏人先祖——鲧为瑞顼之子，大禹为鲧之子[50]。 五星聚是天命预兆，但天命的传达者却由天直接变成了夏人自己的先祖，天命自此专属于夏人，王权世袭由此开始，曾经的选优择强以禅让继承被基于家族血缘的直系传承所取代，由此拉开了中国五朝史的帷幕。 公元前1953年正月初一，大禹正式受命即位。从这时起，中国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正式宣告诞生。 有意思的是，北方玄武七宿对应冬季，其中冬至时的正午日影为一年中最长，也就是太阳离我们最远的时候。最远即是最高，太阳最高的时候，这不就是高阳吗？ 作为神存在的颛顼高阳氏，其实就是北方之神、冬神、水神[51]。 颛顼为神，要么是以夏人先祖的血肉之躯而封神，要么是夏人将天神尊为自己的祖先，又或者兼而有之，先祖升天，配祭于神，先祖与神，合而为一。 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发现，禹为虫[52]，大禹指向的其实就是立春之后的惊蛰[53]；立春、立夏为启，立秋、立冬为闭，大禹之子夏启指向的就是进入夏季的立夏。 春暖花开时，青草离离，杨柳依依。大禹对应惊蛰，也就是对应春季，所以大禹天命又有了见于草木的祥瑞预兆。 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56]。
甲骨文康
商代庚豕觶 （CHANT：6183）西周初庚嬴鼎）CHANT：2748） 事实上，钟倒过来，不就是鼎吗？鼎倒过来，不就是钟吗？也许最早的钟原本就是倒置的鼎。所谓钟鸣鼎食，其实无关奢华，完全就是古人献祭的写照。 钟鸣鼎食，祭祀天地，播种前发愿祈祷，丰收后献祭感谢，由鼎而钟，由庚而康，古人的日常生活就这样被压缩在文字之中。 仲康之后是相继位。相，从“木”从“目”，以眼观木，实为立杆测影。冬至日影最长，为测年之首。所以，相，指向的就是仲冬时节的冬至。 禹、启、太康、仲康、相，夏代初期五代先王，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四季，加上颛顼高阳氏为冬神，到夏后相的时候正好完成一轮循环。 传世文献中有太康失国之说。先是太康时代后羿乱夏，到相的时候，寒浞（zhuó）杀羿弑相，鸠占鹊巢，夏被寒浞占据，等到相的遗腹子少康成年，才灭了寒浞而复国，史称少康中兴。 相对应冬至，冬至过后就是小寒、大寒，正是数九寒冬，这就是寒浞之名的由来。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一年终了，迎来新的一年，对应的就是少康复国、大夏中兴。 既然如此，我们能说少康之前历代夏后都是天神降为人王，是被夏人或更晚的周人编造的先王吗？也许吧。 不无巧合但不可否认的是，五星聚所代表的天命政治贯穿中国历史数千年，传说中的大禹受禅于舜以及夏王朝正式建立，前后二十年，恰恰都出现了真实存在的五星聚天象，这种一脉相承的政治传统，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知其始终的文化基因和发展脉络。 事实上，所谓占星，本就是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物和具体应用。就像星占分野将星宿与地域相对应一样，夏王朝初期经历失国、复国的波折，于是后人将其与四季更替相对应。 先王升级为神并配享四季，王朝历史在天人相应的逻辑中得到解释，同时也是在天命政治的逻辑中论证和强化自身法统。只不过星占分野是空间上的天人相应，夏代初年先王故事与四季相联系是时间上的天人相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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