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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我的大部分人生没离开300年前老祖宗生活的地方多远，中山公园道南、学龄前的五一广场南，竟然都不到一公里！ 《大连老地揭秘：大连市政府以前叫谭家屯》一文中说：1925年，扩建市区，建体育场等设施，将谭家屯的人撵走，分散至岭前、刘家屯等地。原来是这样，我从未听过。 我们家住在中山公园道南，离体育场不远，体育场里足球赛鼎沸的呐喊声听得真真切切。 当然，这是万达足球时的景象。爸爸的堂兄弟1950年代还住在体育场附近。我小的时候，曾经牵爸爸的衣襟去看望过他们。 上学后，需要填籍贯，我填的是青泥洼。 爸爸说，青泥洼就是秋林公司、大连商场以及向北的一大片土地，是湿地和洼地，原来没有任何建筑物，所有建筑都是填土之后建成。 我爷爷哥仨，他行二，当时大爷爷和爷爷干活养家，供弟弟读书。 爸爸说过爷爷们干活的情景：粗大的木材需要纵向破开，就是用一条近五尺长、半尺多宽大钢锯片，两端装有木柄，待加工的木材固定在架子上，哥俩一个站在低处，一个蹲坐在高处，一个推一个拉。干活家的日本女主人给爷爷们香蕉吃，他们当时竟然不知道需要剥皮吃。 爸爸的伯父（大爷爷）及几个堂兄弟们住在中山公园北侧的一个中式大院里。 现在想，院子可能不算大，因为我当时年纪太小，觉得很大。 学龄前那会儿，爸爸有时会晚饭后牵着我，去看望他们。 从中山公园南门（早已不在40多年，石灰石砌的围墙替代），跨上十几级青石高台阶，路过花坛、草地、还有相传是苏联红军战士的小坟旁，再沿着大连电台（大连广电中心）西边的墙外的土坡路，贯穿公园南北。 爸爸的堂兄叫谭学贵，我称呼为“学贵二大爷”，他住在大院北屋中间那间房里。 那时，他已经病在炕上了。 大人们说的话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忙前忙后伺候二大爷的身材娇小的二大妈，以及她脑后发髻上发簪的顶端上一颗红色珠子。 因为整个屋子里没有鲜艳的色彩，只有它让我记忆深刻。 “学贵二大爷”是这个大院我又看见人，又知道名字的唯一一个。 大院的孩子学习都很好，念大学，做医生，有到省体育队，有到省级文艺团体，有到外市做领导…… 小学三年级时，班上来了即将师范毕业的实习老师——刘老师。 刘老师深得同学喜欢，有一天他病了，我们几个同学搭伴去看望。 到了，我一看，这不是谭家院子吗？ 这才知道，已经住进了外姓人。 爸爸的叔叔，我的叔爷1950年代住在白山路附近一幢日本房，就是解放广场与同泰街之间的地方。 叔爷念过大学，还会外语（俄语），是家里当时最有文化的人。 爸爸带我去看过叔爷，他没有皱纹，目光如注，颚下有少许白须，精神矍铄，身材挺拔。 楼上是叔爷的书房，他背后的书架上满满的全是书，桌上文房四宝俱全。 大人们说的话，我还是不记得，只记得叔爷穿一身中式白色丝绸衣裤，被他用折扇一扇，很有飘逸感，就像太极拳表演中演员宽大绸衣的飘动一样。 叔爷有个孙子，叫谭方伦，学习极好。 他是我从未见过面的堂兄弟。 我高中女同学说，她与方伦初中是同班同学，方伦从医科大学毕业后，成为脑外医生，医术精湛。 大连人爱足球，老谭家的人也多爱足球，懂足球。 爸爸的堂兄弟们中有几个解放前后在当时球队踢球。 受到影响，妈妈、姑姑和我都爱看球。 我结婚后，爱人也喜欢看球踢球。 邻居们好几家也爱足球，谈起足球，观点相同，兴致盎然。 后来，大连有了小黑白电视，大概360元（每月付款）买的。 有了球赛，邻居就会请爸爸去看，爸爸那时已经有些偏瘫，颤颤巍巍，前呼后拥，还占了最好的位置。 我和爱人实在过意不去，当有了进口的大一点的电视，就买来一台罗马尼亚27寸黑白大电视。 邻里都说好了，再看球时，爱球的邻居们都到我家。 我唯一的叔叔住在岭前，爷爷住叔叔家。 爷爷的脸算得上白净，长有白色山羊胡须，就像动画片里标准的白胡子老头。 因为长年劳累，晚年手指严重变形，病卧在床，不能下地。 我每年只在过年时去看望他，带去爸妈买的糕点。 爷爷最爱吃的是江米条，他还给它起个非常形象的名字——猫儿粑粑。 爷爷来我家短期住过。 晚上，我和爷爷挤在床铺的一角，他给我讲老故事。 明明是大马路，爷爷却按照老话称它为“大官道”。 1957与1958年前后，爷爷过世。 婶婶把爷爷的一条棉裤（没有屁股只有裤腿的套裤）和毛巾放在棺材边，准备一起烧掉。 这条裤子，前所未见：黑布白线，千针万线，密密麻麻，简直像纳鞋底一样。 白毛巾也是，针针线线，缝了又缝，绗了又绗，几乎没了毛，没了原样。 婶婶说，爷爷坐起来，没事就自己缝，常年缝就缝成了这样。 唉，我苦命的勤俭的爷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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