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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妈带我回老家 —鲜晓东一 老家既指我的祖籍，远在四川省营山县小桥镇一个叫鲜家梁的地方。我只去过一次，那是很久远的事了。循着朦胧的记忆，脑海里那些凌乱的片段，也许会依稀重现那次旅行的情景。 我们家是1955年陆续来到大连的。朝鲜战争停战两年后，父亲所在的志愿军3兵团于1955年1月从朝鲜东海岸撤军，回到辽宁的旅大市，接替苏联远东军区的防务。那时候我还在襁褓之中，爸爸来到大连后，妈妈也带着哥姐和我从南京来到大连。从那时起国家进入和平时期，全家开始过上了团圆安定的生活。记得是1961年秋天，爸爸和妈妈请了假回老家探亲。我想那应该是全国解放和抗美援朝战争之后，爸爸和妈妈第一次一起踏上回老家的路程。对他们来说，一定是期待已久的。妈妈的家在北京，正好去四川的途中顺路，这样的安排再好不过了。 当时哥哥姐姐正在上小学，弟弟还小，身体不佳。因此，爸妈选择了我，这样我荣幸地和爸妈一起出发了。 从大连到北京，是乘坐火车。我们家当时住在大连西岗区五四路1号，一座两层的日式楼房里。晚上安静的时候，常常能听到火车的汽笛声，但是我还从未见到火车长什么模样。 大连西岗区五四路1号（现已拆迁。） 当第一次登上火车时，我充满了好奇。记得是软卧包厢，没到就寝的时候，包厢内是两排沙发，晚上将沙发抬起，就是上下铺了。那时的软卧，只有够级别的人才能乘坐，乘务员的服务也很好，早餐还是西式的。一片面包加一杯牛奶。 到达北京后，出了站爸妈是打出租车去目的地的。至于住的什么地方，我完全没有印象了。那天坐的出租车，像是一辆华沙牌两箱轿车，半路走到胡同里，遇到一辆装卸垃圾的车，堵了半天。爸爸还埋怨司机没有听他的话，走进了拥堵的小路。乘坐出租车，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再次乘坐出租车则是二十几年以后了。 妈妈从小在北京长大，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定很熟悉。读中小学是抗战时期，为了补贴家里生计，中学还没毕业，就已经开始打工了。我的大姨是北平的地下党员，在她的引导下，妈妈1948年从北京参加了解放军。据说是瞒着我外公离家出走的，外公知道后曾大发雷霆。从此妈妈随大军南下，离开了北京。 妈妈的家在西交民巷司法胡同10号，位于京城的中心地带。那天爸妈带着我徒步去妈妈家。1961年的北京，路上很少有汽车穿梭，行人也不多。走着走着，从马路的路口忽然看到了天安门，我兴奋地喊出声来。真实的天安门城楼和幼儿园图书上简直一模一样，开阔的天安门广场很空旷，没有多少人。第一次见到的天安门，始终留在我的记忆中。 来到妈妈家，是一栋带院子的砖瓦房，庭院里种植了一些花木。进屋见过外公和外婆。外公戴一副眼镜，端坐在家中，爸妈和他们说了些什么，我也不记得了。家里有小姨、大舅和小舅。小姨好像没有说话，坐在餐桌前，在外婆的指点下画水彩画。多年后，小姨成了全国知名的工艺美术大师，这和从小的爱好与训练是分不开的。 大舅那时大概读小学高年级了，哄着我在院子里玩。找出孙悟空和猪八戒的面具，还搬出刀枪剑戟等玩具，我和小舅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起玩耍了一会儿。中午吃的什么记不清了，但是有一种外婆的拿手料理，在后来去外婆那里反复出现过。使用白面包的三角形，里面的馅含有淀粉，用油炸后，外焦里嫩，像灌了汤似的。应该是老北京的一种小吃，现在街上看不到了，或许失传了。 妈妈给我买过冰激凌，在大连没有吃过。半球形的冰激凌，雪白的颜色，奶味很浓，比冰棍好吃多了。街上有许多吃粥的地方，粥上面撒些青红丝和白糖，现在也很少见了。 胡同、四合院、水墨字画、缘于京戏的玩具、特色小吃……这是我最初接触到的京派文化。 记得大舅带我看过一场电影，片名好像叫《魔笛》，是个外国魔幻片，根本看不懂。看到可怕的地方，吓得我赶紧捂上眼睛，把头埋在大舅的怀里。等恐怖的画面过去了，大舅马上告诉我可以抬头看了。 爸爸带了一台135mm的照相机，和外公外婆一家在人民大会堂前留下了全家福。 在北京的几日，和爸妈一起到过位于西直门内前半壁街的三姨家，是在一个两层建筑的楼上。从家里敞开的窗户上能看到楼下院落的入口。大人们聊着天，大概是约定好了什么事，站在窗前向院子里张望。中午时分，只见三姨夫推着一辆自行车匆匆走进院子，抬头望着我们满面笑容地打招呼。三姨夫很帅，风度翩翩，气质文雅，又平易近人。三姨夫是新中国培养的青年才俊，那时在国家邮电部外事局工作，经常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在当时尚未开放的年代，算是见多识广。小时候在家里，常常见到三姨夫从国外寄来的明信片，来自伯尔尼、日内瓦、布达佩斯、莫斯科…… 三姨和三姨夫 妈妈和三姨 妈妈和爸爸的闲聊中，经常提到她的一位同学叫郑桥，是她中学时期的闺蜜，在北京也见了她。那天天气很晴朗，妈妈带着我，和郑阿姨在路上天南海北地聊着，好像有说不完的话题。时间很快过去了，猛然间她们想起了什么，郑阿姨赶忙从包里找出两张电影票，惊呼时间已经过了。于是我们疾步往电影院赶，大概在西单一带。到达影院时，电影都快散场了，那是一场立体的黑白电影，工作人员从带格子的箱子里拿出最后3付眼镜，让我们赶紧进场了。戴上眼镜，只看到了片尾几个镜头，其中一个场面是一辆火车隆隆地迎面奔驰而来，好像要压到自己。那时候大概只有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才能看到立体电影吧。 建国初期，北京盖起了有名的10大建筑。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北京火车站、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工人体育场。爸妈带我去了民族文化宫，里面人不少，上下楼是乘坐大厅里的电梯，这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上升下降的那种超重和失重的感觉。在民族宫里还看到一些身着民族服装的藏族人。 名胜古迹去看了哪里没印象了，但记得在一处景点里浏览时，回荡着类似古琴演奏的那种古老音乐，要不是爸妈领着，听着有点害怕。 离开北京后，我们开始南下。列车行驶了好久，途中我还有些不适，头疼，呕吐。爸爸抱起我，妈妈给我吃了药。不像是晕车，也不是感冒。其实，时常头痛的毛病折磨了我半辈子，直到中年以后才变好。那次头疼，是我犯这种病的最早记忆。 入川后，我们先到了重庆。住在一个部队大院的招待所。爸爸在那里有熟悉的战友，吃饭也在部队大院的食堂里。食堂做的精粉小馒头非常好吃，每次吃完了一盘还要端上一盘。我还和大院里的小朋友一起玩耍，他们是爸爸战友的子女。部队的孩子都讲普通话，交流上没有障碍，很快就混熟了。 在一棵盘根错节的大树下，爸爸、妈妈，还有我和两个小朋友，拍下了两张照片。可惜我没记住他们的名字，以后也再未谋面。当我上了小学，听过江姐的事迹，小说《红岩》是那时的畅销书，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上映，还有广播里的评书《红岩》等，吸引和打动了无数的人，那些革命先烈牺牲在黎明前的黑暗，可歌可泣的故事就发生在山城重庆。后来偶然翻出那张大树下拍的照片，看到上面有妈妈的笔迹“重庆红岩”。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神秘的地方我去过。 古人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也许是四川山区多，路不好走，爸爸安排绕道成都奔赴老家。在成都待的时间比较短，好像没有什么让我兴奋的地方。当地人说话我完全听不懂。记得爸爸曾向行人问路，然后还要向妈妈解释那人说的是什么意思。爸爸和妈妈之间的对话语调温和，妈妈读书多一点，当兵的时候在部队算是有文化的人。爸爸出身贫苦，13岁就参加了红军，是在革命队伍里接受的教育，南征北战，岁月峥嵘，艰苦斗争的经历要更丰富一些。在北京妈妈谈些自己的同学，从前在北京的生活；到了四川，爸爸就说当地的风土人情，也谈论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妈妈贤惠，性格文静，往往是妈妈倾听爸爸讲述的时候多一些。他们相敬如宾，轻声细语的交谈，我懵懵懂懂地听着，对大人的谈话似懂非懂。伴随着旅途的所见所闻，沉浸在温馨和愉悦之中。 从成都再往下走，交通开始不方便了。到老家还有很远，不通火车，只有公路。爸爸从部队借了一辆美式吉普车，还有一位司机。往后的路程就全靠四个轮子了。 四川的天气比北京温暖，吉普车的车棚是帆布的，不是密封的，四处透风，开起车来很凉快。我坐在爸爸的怀里，一路颠簸，困了就倒头睡觉。偶尔惊醒，听见爸爸说：“看你睡的，口水流了我一手。” 公路基本都是国道省道，那时还没有什么服务区。但是沿途总会遇到小茶馆，口渴了就进去喝杯茶。四川境内河流纵横，从地图上看，成都到南充，要经过沱江、郪江、涪江、嘉陵江等。每到江边，公路便被阻断。来到渡口，看到的江面都很宽，江水湍急，水都是黄色的，江面上没有桥梁。渡口有几艘来回摆渡的平板渡船，都是木头建造的。无论是车辆还是路人，都通过渡船过江。往下游走的时候，渡船顺水斜插到对岸，往上游走的时候，渡船逆流而上，需要开足马力。这些光景在北方没有见过。 老家是在南充专区营山县小桥镇一带，那时叫小桥公社小桥大队，是个很偏僻的地方。到了营山县后，安顿在县招待所。当天晚上县里的干部请我们一家吃饭，川菜真是名不虚传，对我来说辣的出奇，满桌的菜肴没有我能吃的。看着大人们推杯换盏，欢声笑语，而我却有点扫兴，等于没给我饭吃。 第二天，我们驱车从县里往老家行驶走，大约有30里地的路程。车开到一个高坡处，已经无路可走。我们走下车来，田间有一些人在劳作，爸爸和他们打起招呼，里面有些乡亲是爸爸的熟人，分别很多年了，相互寒暄问候，想必感慨万千。 这时候我的三叔赶来迎接我们，他上身穿着一身蓝色的人民服，挽着裤腿，还打着赤脚。距离家里还有一段路，三叔站在土岗上，面对坡下的一处茅草房，敞开嗓门大喊了几句。那时候没有什么通信工具，就这样通知家里我们到来了。 沿途我们顺着田埂和土路向家里走，村里的人们都驻足看着我们。尤其是妈妈最吸引眼球，她美丽优雅，身着浅蓝色的西服上衣，有些波浪的发式，白皙的肤色，穿一双半开口的圆头皮鞋，气质和装扮在当地人看来觉得很新奇。村民们就像围观外国人一样簇拥过来。爸爸手里拿着小半袋粮食，是县里的干部给的。忽见一位小男孩出现在我们前面，小跑着一边引导我们朝家里走，一边喊着“大爹回来喽，大爹回来喽，大爹给我们送米来喽。” 这娃子是三叔的儿子国民，小名叫"黑狗儿"。虽然年龄和我差不多，但是个子明显比我矮一头。1961年正是全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生活困苦，粮食短缺，乡下的同龄孩子身材矮小，是营养不良的缘故。县里给预备了小半袋救济粮，如同雪中送炭，想的是很周到的。 老家的房子是个茅草房，屋子里面很昏暗，那时没有电灯，地面是泥土的。听说每年生产队里还要来把屋子里的土起出来做肥料。房屋后拴着一头大水牛，是帮助生产队喂养的耕牛。 爷爷和奶奶坐在院子里，身着布衫，头上缠裹着布。问了我两句叫什么名字、几岁啦之类的话，小时候的我见到生人比较腼腆，在老人面前踱来踱去，没有言语，好像都是爸妈帮我回答的。爸妈从北京给孩子们带了一盒稻香村的点心，我也没有吃过。好心的三叔在茅屋外的角落里，手捧着一把碎了的点心给我，我觉得好吃极了。
土地革命时期，川陕一带是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反围剿失败以后，红军开始长征北上。爷爷奶奶带着一家人也随红军踏上征程，爬雪山、过草地，一直到达陕北。爸爸在长征途中曾三次遇到过爷爷奶奶等家人。一位姑姑牺牲在长征的路上。后来部队精简，年老体弱者遣散，爷爷奶奶他们便离队返乡了。 老家一带种水稻，生产方式还比较原始，田间靠水牛耕作。与北方的黄牛和奶牛不一样，水牛的犄角是向后弯曲的，体积也比较大。黑狗儿很活泼，和我在田间追逐玩耍。虽然他个子小，可是跑得飞快，尤其是在泥泞的田埂上奔跑如履平地，我怎么也追不上他。 在回县招待所的路上，爸妈和送行的亲友们边聊边走，我和"黑狗儿"在前面打闹。爸爸大概是提示我不要调皮，手里拿着个树枝摆弄，说是要调皮就打我。大人是在开玩笑，可是我很当真。转过身来畏惧地向后退着走，刚退了几步，爸爸妈妈的表情突然变得惊慌，大概是让我小心，可是还未等我反应过来，一失足跌进了路边的水田。正当我惊魂未定，三叔跳进田里把我抱起，回到田边的路上时，我的鞋子和裤子都湿透了。妈妈赶紧帮我脱下鞋和裤子，我光着屁屁被妈妈抱着，只见村里的乡亲和娃儿们都在看我的热闹，笑得前仰后合，让我觉得好尴尬，简直无地自容。但是我没有哭，基本保持冷静。 营山县的镇上，每逢周一周三和周五都有集市，当地人叫“赶场”。远近的乡亲们带着自己的蔬果禽蛋等来集市交易，显得十分热闹。当地人爱用背篓和扁担，男女头上都缠着深色的头帕，就像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潘东子那种形象。春天正好是南方早熟水果的收获季节，许多摊位上摆着川西特有的柑橘、柚子等。至今还记得妈妈拉着我的手，在集市上逛的情景。 离开老家后，又是乘坐吉普车原路返回，可能是没有了来时的新鲜感，所以留下的记忆不多。回程坐火车都是硬卧，路上爸妈支出开始节俭，途径北京时，妈妈还想买点小礼品之类，都被爸爸劝阻，估计是盘缠用的差不多了。那个年代国家还不很富裕，家里的条件虽然还说得过去，但养育我们4个子女，只能算是温饱水平，用现在的话来说，爸爸妈妈应该属于“月光族”，能有一次这么遥远的探亲旅行，已然是奢侈一回了。 随着北上的列车，我们回到了大连，圆满地结束了行程。有生以来能和爸爸妈妈一起远行，给我留下了幸福美好的回忆。一路上我独享着父母的呵护，这样的机会命运虽然只给了我一次，但我仍然非常满足。如论后来走到哪里，都眷恋着那种有父母陪伴的感觉。 2020年1月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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