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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大学毕业三十周年聚会，写的一篇短文。）
三十年前苏州的月亮，并不像朵云轩宣纸上一个红黄的湿印，而是镶嵌在文科楼前合欢树顶的银币。
三十年前，苏州的月亮大而圆，并且亮，照着我们的宿舍。遇着停电的晚上，我们会在宿舍里背唐诗，或者听蔡静娟大姐美妙的歌声。
我们的宿舍在文科楼后面。文科楼后有一个高大的钟塔。钟塔后有一幢红瓦灰砖的楼。我们宿舍是这幢楼三楼最西北的一间。
从我们宿舍的北窗向外望，可看见学校的西后门；从宿舍的西窗向外望，可看见一条弯曲的小河。宿舍上午看不见阳光，只有傍晚时，有几缕夕阳照进窗户。这个时候，我们会站在窗边向西望，看橘色霞光映照在小河里，闪着很美的光。
走出宿舍楼，从那个西后门出去，沿着小河走，走过曲折的小路，就能走到观前街去。陶若美会告诉我，为什么观前街的“观”读第四声，而不是第二声。
观前街有黄天源的糕团，有采芝斋的松子糖。我们背着黄色军用书包，傻傻地看着街景。那时，女生们如果不是扎着齐肩小辫，就是一个简单的“运动头”发型；而男生，一律穿着名叫涤卡的中山装，晃荡着几个大口袋，一脸深沉地走过苏州的小桥流水。偶尔，在街上碰到陈守廉和黄玉锦两位“大人”，他们用很浓重的方言说着：“我们看电影去！”
三十多年前，看见同学们，只觉得他们都是才子才女。可是，男生们一定遗憾女生人数太少，年龄太大，美女太少。女生们，则大约是，只能遗憾着——男生的遗憾吧。
三十多年前，来到江苏师范学院，只觉得校园真大，风景真美：外语楼怎么可以这样古色古香呢，（在那个楼的小礼堂，听过徐迟、杨匡满等名家的演讲）；大草坪怎么可以这样绿呢，（上体育课时在那里做过操、练过跑）；图书馆怎么可以这样曲径通幽呢，（一定要先从地面上台阶到二楼，二楼有红漆的木地板。再从二楼下楼梯到一楼，看见厚重的红色曲尺型柜台，上前向老师借书）；食堂前的路边草丛里怎么可以放这么多的热水瓶呢，（谁都随便放在那儿，一定有调错的水瓶）……
我们这一群人，从城市从乡下、从田头从车间，从苏南从苏北，从各个旮旯里……赶到学校里，感觉是来到了天堂。
每个人的脸上都真诚地微笑着，用纯正的目光打量着一个新天地，开始令当时无数人向往而羡慕的大学生活。
我们同学，看着差别挺大：有的胡子拉喳，一脸沧桑，做过工，种过田，是孩子他爹他妈；有的一脸单纯，刚从中学里出来，昂着头挺着胸，不知天高地厚，是十七八岁的黄毛孩子。
开始上课，文科楼三楼大教室。长排椅，每个座位右边有个靠手，有块板，刚好放一本笔记本——这是专供记笔记用的，当时只觉新奇。
学习现代汉语，拼音字母对大龄男同学——那些孩子他爹，竟然佶屈聱牙，难以消解，因此有同学为学拼音而心力交瘁，几欲跳楼。
欣赏当代散文，浦伯良老师讲说杨朔的《泰山极顶》，说那意境，真是“荡气回肠”，可幼稚如某同学，终搞不明“荡气回肠”是何物，请教老师，老师大气磅礴地说道：“荡气回肠嘛，就是回肠荡气……”。
学习古代文学，吴企明老师用一口苏式普通话讲唐诗，说那“风卷红旗冻不翻”，那红旗被冰水一冻，像是一片笋干模样……，他讲课真的很像是说苏州评话。
必修的英语课，有的同学只会读几个字母，高考只考了几分（英语只作参考分），学了两学期，还总是和英文单词相见不相识。
选修繁琐的语言学，吴邦域老师皱着眉头循循善诱，同学们还是如坠云雾之中，不明白外国人研究的语言学理论之玄机与奥妙。
政治课，那老师用方言说着“电视机电冰箱——啊——电灯电话”，那声调抑扬顿挫，像是在唱山歌……唱得大家昏昏欲睡。
我们上课只管埋头记笔记，四年下来，有厚厚的一叠笔记本。
最佩服大龄女同学，记的笔记赶上老师的备课笔记。记笔记时，我有时有幸坐在郑亚楠同学旁边，不禁被她的字折服，便偷偷学她的遒劲有力又洒脱的字体，直至学得形似而没有神似。
三十多年前，教我们写作的朱子南老师眼睛大而圆，目光如炬，炯炯有神。他有两位助手，一个叫谭金土（多年以后，在网上偶遇谭金土老师，他还寄给我一本他的散文集子），一个叫卞某某（如今忘了名了），像是哼哈二将。
还记得写第一篇作文，叫《我们的教室》。老师说，要写实，就写自己熟悉的教室，摒弃文革时夸张的文风：不要写那些浮夸的通讯报道式文字，不要大而空。老师大力表扬一位同学写到教室门背后的细微处，那里竟有一个吸门的装置。
那时，作文的等第分为“优”“良”和“一般”。而我不会写作，几篇作文都得了“一般”。看着“一般”这个意思含糊的词语，我几乎“悲痛欲绝”。
那时，所有中文系的人都爱文学，很多同学都私下里写作。小说、诗歌、散文。最不济也要写点日记。
如今把日记翻出来，还能看到当时那个稚气单纯的自己——看到那个十八九岁的人，站在偌大的校园里，茫然四顾……随即就淹没在人群里。
三十多年前，我们无论何时，总会手里拿一本书。记得第一本看的小说是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然后就看各种各样的小说散文和杂书。看卢新华的《伤痕》，看《重放的鲜花》，看同学油印的《吴钩》。我也看艾青、沙鸥和蔡其矫的诗。
三十多年前，每当上到上午第四节课，文科楼四楼的老师家属便开始在楼道里炒菜。
正在“黛玉葬花”的幽怨时分，突然“切――”的一声，菜料下锅，油香四溢。老师的讲课声变得无穷遥远，“黛玉葬花”管你葬到何时，坐着的同学们随时拔腿要冲向食堂。
食堂里的当家菜永远是大块肉。大块肉，浇上了红米汁，一角五分一块。肥瘦有致，咀嚼有劲。
食堂总是早上吃粥、馒头，就着什锦菜。多买一个馒头，可以留着晚上吃。晚上十点，用开水泡干馒头，再放点糖，总觉是美味。
三十多年前，冬至的夜晚，食堂会有丰盛的菜肴。那饭菜的热气，在夜晚的寒风中飘着飘着，香味飘到很远的地方。我们才知道苏州人过小年很隆重。我们总是迫不及待地赶往食堂，买几个小菜，女同学相聚而吃。
有关吃，一定不会忘记张学英小胖的“阜宁大糕”。每次过年前放假，总听见查尔明大姐大声叮嘱：小胖哎——，不要忘了“阜宁大糕”！当然，我们相互也吃过很多同学带来的家乡小食，具体的现在竟都记不起来了。
有关吃，还有记得的，就是观前街上的黄天源甜糕，绿杨村馄饨，燠灶馆的燠灶面。
（一起在二十一中学实习的同学。）
三十多年前，我们是78级乙班的第三组，我们组长是刘天柱和石汝杰，副组长是章丽宁。
我们在刘天柱的床前开小组会，政治学习。刘天柱说他上大学之前是跑堂的，家里刚添了个女儿。（天柱兄毕业几年就离我们而去了！怀念。。。）而石汝杰，说他上大学前，在农村一边种地一边学日语。我们几个“年少同学”用敬畏的眼光望着他们。小组会，我们“年少同学”都不发言，刘天柱说我们都是老实人。老实人有哪些呢，除了大哥级的刘天柱、石汝杰和大姐张正芳，除了王洪、章丽宁、邬中建三位帅哥，其他不都是老实人吗——管耀星、程韶荣、朱福平、杜官恩，邓中伦，还有我。
我们在小组会上，听石汝杰讲故事，讲他在电视里看的《追捕》电影，他的特别的嗓音讲起故事来，也很生动惊险。
那时电视是稀罕物，第一学期，系里好像还没有电视机。等到系里有了电视，抢位子看电视成了夜晚的重要节目。记得1981年有一个电视剧，名叫《有一个青年》，就是在文科楼三楼看的。
我们小组，张振芳和我坐一张课桌。章丽宁每月给我们发饭菜票。发饭菜票，是个细致的工作，一叠牛皮纸的半块豆腐干大小的饭菜票，他总在去食堂的路上交给我。那时，因为章丽宁长得太帅，并且一脸严峻，我总是不敢正视于他。
三十多年前，几乎每时每刻都与周晓梅、胡振芳在一起。和她们一起出外游玩。逛园林，拾红叶；逛书店，买小书；逛商店，买衣服。
和她们一起出外看电影。在光明影院看《流浪者》，看《远山的呼唤》，在石路电影院看《大篷车》，毕业的前几天，还一起看了《少林寺》。
和吴剑屏一起读诗，看戏，唱越剧。学会了唱“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和“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和蔡静娟大姐一起唱歌，学会了唱“深深的海洋”和“一条小路曲曲弯弯向前行”。
听查尔明大姐“讲古”讲生活，讲那个小镇太小，用方言说譬如什么什么，我们会心大笑。
听张学英用清脆的嗓音唱“刘三姐”，听肖鹏用很嘹亮的声音唱“阿牛”。
和陶若美、周晓梅、胡振芳一起散步，伫立在运河边，望天。
和刘伟一起唧唧喳喳，一起谈笑。
和方慧珍一起打牌。
实习的时候，和郭明蕴、陈汉英一起写教案。
…………
四年事情太多又太少，太丰富又太单调，想得起来的也就是一些零碎。
后来，我们走了，毕业了。后来我们四散各处，像一颗什么植物的种子，被命运的风吹着，落在一处角落的土里。然后长出一个芽，长了几片叶。有的长得比较高大，有的长得很普通。但无论如何，总是有绿意。总是在风中欢喜悲欣地，摇动着枝叶。
很多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自己那么平凡普通，只是默默地活着。其实，默默地活着，虔诚地活着，挺好。你的绿意会弥漫在周围，不经意间点缀了荒凉的土地，点缀了单调的角落。回首一晃而过的三十年，我们应该可以对自己说：我们曾绿过，在阳光下，在阴影里，在雨中……
所以，当我们再聚在一起，我们只有欢欣，只有笑容，只有歌声。
我们相聚在一起，终是，为了那逝去的岁月，也为了依然憧憬的未来——那么美好而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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