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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话之三：认知 如果我们仔细，我们会发现，一部《傲慢与偏见》，它真正的主旨不在傲慢，而在偏见，严格地说，在消除偏见。我这样说自然有依据，因为达西从来不傲慢，是伊丽莎白“以为”达西傲慢。 我们先说小说的男一号，达西。这是一个出身高贵同时还有钱的公子哥，在小说的第一部分的第10章里头，达西和伊丽莎白第一次见面了，是在一个舞会上。我这么说吧，一个来自深圳的富二代或者富五代，他来到了偏远的小山村，参加舞会来了。舞会一直在演奏斯特劳斯的圆舞曲，突然，音乐换了，变成了大秧歌。来自深圳的富家子弟走到村姑王翠花面前，说：“翠花，你是不是很想抓住机会跳一曲秧歌呢？” ——大家不要笑，我在此说明一下：除了人名和音乐的名称，我刚才所说的这句话是从《傲慢与偏见》里头原封不动地实录下来的，是小说里的原话。达西的这句话里头有三个关键词，很想，抓住机会，秧歌。我们来替翠花想一想吧——你的话太傲慢了，什么叫“很想”？什么叫“抓住机会”？什么叫“跳秧歌”？你大爷！你以为我们乡下人只会跳秧歌？姑奶奶就是会跳也不和你跳！你凉快去。偏见就此产生。 既不是傲慢也不是偏见，那么，《傲慢与偏见》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呢？是一个人如何从偏见当中走出来、获得符合实际的认知。简言之，获得“真”知。 为了把话说清楚，我们来回顾一下《傲慢与偏见》的情节，也就是事态的发展脉络： 达西来到了乡下——乡下姑娘伊丽莎白以为达西傲慢——伊丽莎白对达西产生了偏见——伊丽莎白和舅舅去湖区旅游，意外来到了达西的老家，通过大管家雷诺兹太太的嘴，伊丽莎白知道了，达西从小就是一个品性优良的孩子——伊丽莎白的妹妹莉迪亚私奔了，她的舅舅加德纳出面了，挽救了莉迪亚——加德纳舅舅说出了实情，挽救莉迪亚的不是自己，是达西——伊丽莎白发现自己过于轻浮，她对达西的认识是错误的，是偏见——伊丽莎白最终接受了达西的第二次求婚。 这一回顾，问题清晰起来了，《傲慢与偏见》表面上是一部恋爱小说，骨子里，它是一部有关认识论的小说。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奥斯丁描绘了一个有关认识论的故事，虽然她不是一个哲学家，虽然她未必真的思考过“认知”这个哲学问题。 重求真，重实证，重认知，重反思，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题外话。 老实说，从文化心理上说，《傲慢与偏见》太欧洲了，甚至于，太英国了。它的文化基础或者说哲学基础是标准的英国式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求真这个层面。 关于求真，东西方是有区别的。哲学家邓晓芒先生系统地研究过这个问题，依照邓晓芒先生的说法，西方和东方在文化心理上都有“求真”的需求，然而，在方法上却又有所不同。前者的“求真”具有死心眼的性质，就是“真“本身，真就是真实，真就是真理。为了“真理”，一切都可以不管，“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A就是A，老师说A等于B也不行。东方人也求真，“真”很重要，但是，另一个东西也重要，那就是认知主体的态度，你必须“诚”。换句话说，东方的文化心理看重的不只是“真”，更是“真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句话非常关键，“金”和“石”究竟是怎样的，这是西方哲学的重点，甚至是唯一的重点。东方的关切则有所区别，它不局限于“金”和“石”，而在当事人的态度。只要我们修身、养性，高度地忠诚，“金”和“石”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它自己会“开”。有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只要关系有，喝什么都是酒。”换句话说，只要两个人都以诚相待，态度对了，酒固然可以是酒，水也可以是酒，可乐和橙汁都可以是酒。“喝什么都是酒”这句话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东西方文化的区别。在“关系有”这个先决的态度面前，A可以是B，也可以是C，甚至D。换句话说，“真”与“真理”往往取决于我们的需要，它可以商量，随时都可以移动。——这是我对邓晓芒的转述，如果有误，错在我，不在邓先生。 好吧，现在，达西不是一个傲慢的人，伊丽莎白怎么办？是一味地坚持自己，还是反思、勇敢地修正自己？奥斯丁的意思很简单，伊丽莎白有能力反思自己和修正自己。用《傲慢与偏见》的小说情节来说，就是伊丽莎白承认自己对达西“有偏见”，同时接受达西的求婚。——在这个故事情节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东西，那就是实证。 我想这样说，虽然《傲慢与偏见》这本书不见得有多好，但是，它只能来自欧洲，甚至，只能来自英国。这个是由“求真”的文化背景决定了的，中国人不可能写这样的东西。我们的“求真”大多具有口号的意味，遇到具体的事情，尤其是“认知”，那是可以通过“做工作”这样一个特殊的途径来解决的。 对奥斯丁来说，“求真”的问题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因为它牵扯到个人的幸福，——如果认知出了问题，或者说，出了问题之后不知道反思，不能够勇敢地修正，美好的婚姻就错过了。相反，如果能获得符合实际的认知，那就可以获得美满的姻缘。——这话是不是真的？我们不讨论，反正奥斯丁就是这么想的，她的小说也就是这么写的。 题外话四：傲慢 现在的问题是，要想让伊丽莎白修正偏见，自我革新，可以有许多路径。比方说，让伊丽莎白误以为达西“生活作风”有问题，或者说，让伊丽莎白误以为达西偷了东西。——通过故事的发展，它一样可以达到让伊丽莎白纠正“偏见”这个目的。那样的故事更劲爆、更具可读性。男人的缺点多了去，为什么奥斯丁会抓住“傲慢”不放呢？老实说，用“傲慢”来推动故事，这样的故事其实不好看。关于傲慢，这正是我要和大家探讨的第四个题外话。 我想谈两条，那就是，文化背景和时代对一个作家的影响。 首先我要说，一个作家，无论他具有怎样惊人的、颠覆性的才华，他依然会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正面、侧面或者对立面。这个背景起码有两个方面，一，社会，二，家庭。社会文化的影响是共识，老师们谈得也比较多，可我想强调的是，家庭文化，就“影响的力量”而言，它的作用也许更大。我们应当注意到，奥斯丁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这样的家庭强调道德、在道德上偏于保守主义，这个说得通。同样，因为家庭内部宗教氛围的缘故，这样的家庭对于“傲慢”和“谦卑”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敏感与侧重，这个不仅说得通，更可以理解。 另一个就是时代。《傲慢与偏见》写于1796年至1797年，也就是18世纪的世纪末，它是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代，而事实上，工业革命是一个粗略的说法，一般来说，它起始于18世纪的50年代。但是，有一个是时间点是关键的，那就是1785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联动式蒸汽机正式投入使用。不要小看了这一台机器，它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是革命性的。是它，给工业革命带来了异乎寻常的加速度。 可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在《傲慢与偏见》的开头，宾利和达西是坐着“四轮马车”来到乡下的。这是英国的乡村，我们尚未看见工业革命对它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如果简奥斯丁再晚上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在小说的开头，来到内瑟菲尔德的也许就不再是马车，而是汽车或火车，如果是那样的话，这部小说就彻底不一样了。补充一句，《傲慢与偏见》出版于1813年的11月，就在11个月之前，那个即将书写“最好”和“最坏”时代的伟大作家，他刚刚来到人间，他是狄更斯。 另外的一点我们必须同样不能忽视，奥斯丁写作《傲慢与偏见》的时候，卢梭和伏尔泰离开这个世界也才20来年。所以，我想这样说——工业革命加速了，奥斯丁却没有做好准备，她尚未进入新的时代；启蒙时代远去了，奥斯丁的精神依然停留在那里。 启蒙运动，这是一个无限庞大的话题，谈论它我力所不能及。但是，就小说的内容而言，《傲慢与偏见》笼罩在启蒙运动的思想光环里头，这话我们可以说。启蒙运动起始于英国，中心却在法国，在法国发展，在法国壮大，然后，再一次波及四周，《傲慢与偏见》是启蒙思想在小说内部的具体体现，这话我们也可以说。 扼要一点说，启蒙运动的中心思想其实就一句话：争取世俗生活的幸福。如果一定要文雅一点，也可以换成康德的说法：“用人的眼光看人”。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影响我们“用人的眼光看人”呢？宏观地说，两个：宗教和封建。启蒙运动就是摒弃“宗教教义“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如何才能摒弃呢？还是借用康德的说法，我们要“勇敢地使用我们的理性”。通过“勇敢的”理性，正确地认识自然、正确地认识社会，用“自然的法则”和“社会的法则”去替代“宗教教义”与“皇帝诏曰”。只有这样，人，才能成为“人的目的”，才能够告别蒙昧，才能够走向“明亮”。启蒙就是明亮，就是世俗的幸福。 那么，《傲慢与偏见》这本书到底说了什么呢？。具体说来，追求爱情，获得美满的婚姻，这和启蒙运动的精神——“争取世俗生活的幸福”——高度地契合。如果你们允许，我想这样说，《傲慢与偏见》就是一部关于启蒙运动的“主旋律作品”。 刚才我们说到了启蒙运动的几个关键词：理性、法则、明亮、幸福。这个是哲学意义上的，那么，把启蒙运动的精神换成接地气的说法，另外的三个关键词就出现了：自由、平等、尊重。 ——自由。每个人都必须是自由的； ——平等。每个人都必然是平等的； ——尊重。人与人之间只能是相互尊重的关系，人不可以傲慢与自大，每个人都不可以做人上人。 《傲慢与偏见》写的是自由恋爱，不是包办婚姻，所以，自由在这里不是话题，免谈。但是，平等、尊重，这个就必须面对了。亲爱的达西先生，——你自己觉得你和我是不平等的？——你居然在我面前傲慢？——NO。 故事就此产生。奥斯丁选择了傲慢，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题外话五：结草与衔环 现在，利用最后的一点时间，我再来说点其它的题外话，我们先来看看奥斯丁所描绘的四对恋爱吧。 第一对，简和宾利。这是一对符合各种道德标准的好青年，他们体面，优雅，礼貌，最终，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第二对，伊丽莎白和达西，这是一对同样体面，优雅，礼貌的好青年，然而，他们有瑕疵，有缺点，经过自我修复和自我的更新，他们保持了优点改正了错误，他们自然也应当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第三对，柯林斯和夏洛特，他们自私，阴暗，但总体上还是好人，他们生活在一起了，但是，无聊，窘迫，可以过日子，却说不上幸福； 第四对，威克姆和莉迪亚，这是一对问题青年，男的卑劣，女的放荡。在达西、舅舅加德纳和舅妈加德纳太太的帮助下，他们虽说结婚了，但是，生活非常不幸，即使伊丽莎白不停地救济，他们的生活也是入不敷出的。 可以总结了。简单地说，奥斯丁是依照这样一个逻辑线索来完成这部小说的，——品性好的、做好事的人有好婚姻，品性不好的、做坏事的人则没有好婚姻，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因果关系并不成立，但是，《傲慢与偏见》确实就是这么一个思路，这是一部以道德规劝为目的、因果报应为特征的小说。 说起因果报应，我们也许会非常开心，因为我们中国人很讲究因果报应，我们的文化心理里头有这个东西，我们的文学心理也是这样的。你们去把冯梦龙和凌濛初的《三言二拍》找出来统计一下，你们很快就会发现，因果报应的故事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说起因果报应，我们也许会有这样一个结论，因为佛教强调因果，尤其强调轮回，是佛教导致我们产生了因果报应的文化心理。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因果报应”的基因在佛教来到中国之前就有了。 在我们的汉语里头，最能体现“因果报应”精神的，是一个成语，结草衔环。 我们先说“结草”。这个典故来自《左传·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晋军和秦兵在辅氏（今天的陕西大荔县）交战，晋将魏颗与秦将杜回厮杀。难分难解之际，魏颗突然发现一个老人用草编的绳子套住了杜回，杜回被魏颗俘虏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离奇的事情呢？有原因。晋国大夫魏武子有一个爱妾，叫祖姬，她没生孩子。魏武子生病的时候对儿子魏颗说，我死了，让祖姬改嫁。到了临死的时候，老先生却改口了，说，我死了，让她殉葬。没想到，在父亲死后，魏颗没有执行父亲的临终遗言，他让祖姬改了嫁。魏颗认为，父亲临终前已经糊涂了，糊涂话不能当作遗嘱来执行。 晋军胜利的当天夜里，魏颗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了祖姬的父亲，祖姬的父亲告诉了魏颗实情。这个实情就是，因为魏颗做了好事，他救了祖姬的命，他从祖姬的父亲那里得到了福报。 “衔环”的典故则来自南朝吴均的《续齐谐记》，说东汉的杨宝在9岁的时候救了一只黄雀，一百天之后，黄雀飞走了。当天夜里，来了一个黄衣童子，告诉杨宝，说：“我是西王母的使者，是来谢谢你的。”表示感谢的礼物则是四个白环，这四个白环可以确保杨宝的四代子孙位列三公。后来，杨宝的儿子杨震，孙子杨秉，曾孙杨赐，玄孙杨彪，他们都做到了太尉。 现在我来布置家庭作业。同样是因果报应，我的问题是，《傲慢与偏见》里的因果报应和中国式的因果报应有没有区别呢？如果有，区别到底在哪里呢？我愿意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 以上内容都是个人的一些浅见，是《傲慢与偏见》的题外话。因为切口比较大，不少话题实际上超出了我的能力，我也很勉强。不妥当不正确的地方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2018年11月10日 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成立典礼日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企鹅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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