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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披瑞蚨祥、腰缠四大恒”。这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老北京民谣，形象地反映了老字号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也是当时北京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四大恒”指的是钱票（银票），这是四家字号中带有恒字的钱庄，分别是恒利、恒和、恒兴、恒源，内含其独到的经营理念，也是其成功的关键。“和”、“利”、“源”、“兴”、“恒”五个字中，孕育着“利为基、和为贵、兴旺发达、源远流长、永恒于世”的深刻内涵。四大恒的铺面全部集中在东四牌楼附近。其中恒利是主店，在东四牌楼东大街。  恒和号在东四牌楼北、路西；恒兴号在隆福寺胡同东口，恒源号位于东四牌楼东、路北。四大恒钱庄挨得很近，但是业务范围却不完全相同，恒和号面向的客户都是达官显贵、富商巨贾，专门负责这些大户的存放款业务；恒利、恒源两号专负责抵押和放贷商款；恒兴的主要业务是服务于各大商号。四大恒名义上是四家，其实是一家。因为其背后的东家，都是宁波慈溪董家人。董氏在清康熙乾隆年间创立北京四大恒钱庄，由于资金雄厚，信誉上佳，四大恒发行的“银票”在市场上广泛流通，解决了当年金属货币携带不便和运输的安全问题，为商品交易和货币流通提供了极大方便，因此四大恒很快声誉大振，风靡全城，即便在清朝后期的连年战乱时期，四大恒的买卖依旧兴旺，银票照兑不误，所以在当年被视为北京金融业的翘楚，宁波钱庄的早期繁荣可见一斑。  四大恒钱票 宁波钱庄起源于明中晚期，繁荣于清乾隆之民国时期。明清时代，自然经济虽然仍占统治地位，但商品生产和交换已经越来越发达，自明中叶后进入高度发展阶段。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业生产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农业产量和经济作物品种增加，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高度发展，手工业生产在整个封建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增加，丝织中心苏州织机多达万台，工匠多达五六万人，部分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冶金工业发达，铁产量是宋朝的两倍以上，造船、建筑等重工业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明穆宗废除海禁后，海外贸易重新活跃起来；全国性的商业网络形成，众多商业城市、市镇兴起，民间贸易活动定期进行，并产生了晋、陕、鲁、徽、浙、闽等著名商帮。据统计，明朝的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以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钱庄、钱铺、银号等金融服务机构应运而生。明代中晚期钱、钞、银并用，银与制钱共为主体货币的制度催生了货币兑换需求。当时各地铸钱无度，钱制复杂，优劣不等，即使是成色比较稳定的银锭，在使用中也需要验色和称重，使用非常不方便。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之一。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流入的外国银元铸造精美，成色和重量稳定，官兵商民乐于使用，于是在日常生活中，外国银元被普遍使用。但是缴税时，又需要换成中国的白银，铸造银锭。白银、制钱、外国银元之间经常需要兑换，兑换过程中有利可图，宁波钱庄就在这样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  钱摊的兑换业务 宁波钱庄最早的形式，是一些兼营货币兑换的现兑店，其中家数最多的是烟纸现兑店。此外如南货、杂货等零售商店也多兼营货币兑换业务。另外一些是兼营存款、放款业务的商业行号。兼收存款的一般都是比较殷实，有信誉的行号，它们把所收存款充作自己的营运资金。兼营放款的主要是某些特殊行业，它们通过放款来控制货源，垄断市场，因此这类放款不仅具有高利贷性质，而且还具有断性质，进行商业中间剥削。最初的钱庄即主要从事银、洋与制钱等货币的兑换业务。随着中西外贸和国内商贸的不断深入，钱庄业逐渐从单纯的货币兑换分化出借贷、清算等功能，“到了（明朝）末年，钱庄已成为一种近代金融机关，不但可以兑换铜钱和金银，而是积极地揽作放款，对顾客供给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1]。  现兑店 明末清初时期，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江南成为全国的经济集散地，港城宁波商业繁盛，特别是对外贸易尤为发达。宁波与海外的商业交流由来已久，早在宋元时代即形成了经济圈。15世纪，葡萄牙人在双屿港（今舟山六横）建立了贸易基地；明末，西方银元即在宁波市场流通；1698年，清政府践约在定海设立红毛馆（红毛即荷兰）；开埠后，宁波与西方的交流贸易进一步加强。 凭借贸易和港口的地位，宁波社会积累了相当大的财富，为钱庄开设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钱庄业务开展提供了丰富资源。 1573年至1619年,宁波已俨然成为东南沿海大都市。虽时有海禁，但走私不断,市易繁荣,各业鼎盛。清乾隆五年(1750)以后的100多年中,是宁波钱庄业的鼎盛时期,并集中开设在江厦一带。清乾隆三十五年至五十三年(1770-1788),该处连续三次大火，原有房屋几度重建，商号多有变迁，钱庄业以资本雄厚,实力强大，因而滨江列屋日益为钱庄所为。光绪《鄞县志》记:“鄞之商贾,聚于甬江,嘉道以来，云集辐辏....转运既灵,市易愈广,滨江列屋皆钱肆矣。”遂后乃有钱行街的名称,并随商业之扩张而遍设钱庄于各地商埠,北京著名的“四大恒”钱庄，就是早期宁波钱庄在北京的巨大影响力的标志。曾任清廷京兆尹的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记述，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情况时说:“东四牌楼著名钱铺‘四恒’首先歇业，“四恒’者均系甬商经纪,开设京都已二百余年，信用最著,流通亦最广，一旦停业，关系京都四十万人财产、生计，举国惶惶”。“四恒”即恒利、恒兴、恒和、恒源，其中尤以恒利,俨然是清廷外库。投资经营“四恒”的，以慈溪人出资最多。被八国联军洗劫后，北京的金融业遭受了重创,慈禧还曾召见陈夔龙作了交代，由政府借银一百万两,对四大恒临时进行接济[2]。 对于四大恒的投资者,据民国《镇海县志》,说是郑氏十七房郑世昌,在康熙中“承父命,外出经商”,父子俩在京城东四牌楼开设四恒银号。尚缓珊的《北京炉房、钱铺及银号琐谈》里说,四大恒是汉人董姓人家等集资所开，而其员工,全是通州人。其实这二者不矛盾。四大恒是集股所开设,或者最早时由郑氏开办,而后转让给慈溪董姓,或者郑、董皆为合伙人而董姓是大股东兼主持人。另外,四大恒不仅仅是指钱业,它是冠名为恒的系列产业，包括银号、银楼、绸庄、典当。每一恒就有四家,四四一十六家,相互之间因同乡关系构成紧密性商业集团。其中恒利为慈溪罗江人所开,恒利银号由罗江惟善堂所投资,恒利银楼由罗江世彩堂投资,罗江浪墅钱氏崇桂堂设恒利典当,汪家树德堂开设恒利绸缎庄。其余三恒情况也差不多,投资人均为慈溪人为主,而獬浦在有清一代也一度曾属慈溪，也可归人慈溪集团。从这个方面来说，宁波帮作为地域性商业集团应从四大恒开始。 由于四大恒钱庄信用卓著，钱票（银票）回收彻底，如今存世稀少。笔者寻觅多年，终于在2019年秋北京诚轩“馨悟堂”专场拍卖中收获数枚。我们从钱庄钱票（银票）中，可以寻觅到四大恒钱庄当年在北京成为行业翘楚的一些蛛丝马迹。 “四大恒”之营业范围为买卖现金、银、制钱及存款放款;外代“捐柜”并出银票钱票以及和内务府(清朝内账房)交往。 买卖金银是主要业务之一 钱铺吃兑换银两有四种方式:一种是“抹蜡油”，钱铺有字号在，明的不敢使老虎钳剪，银渣钱末等自然免不了，于是在银锭下马峰窝中抹蜡油，以便回平时足分量；二是“扣平”，即公然少给二三分；三是“三成色”，所谓三成色和扣平差不多，即在银两中，差三成成色(百分之三)；四是“九兑”，清代兑换银两铜钱，都有九八、九六之名，即银换银差百分之二，百分之四，兑换铜钱，取钱票就差十分之二、十分之四了。总而言之，几种扣平方法，只要使用一种，就扣了客人的银钱，还说出名目来，使人不知鬼不觉地吃了亏。 北京早年买卖制钱，是光绪年间，由四大恒钱铺发起集资在前门外珠宝市创立钱市，内设经纪人20户，并在钱市里用砖建成长方砖垛20个，名为“案子”，经纪人是每户一个。开盘时经纪人站在各自的案子上，高声呼唤或买或卖，成交后由经纪人到账户写买卖证票，票证上所写的和当铺写的当票相似，只有本行人懂得，外界人绝不认识。经纪人的字号，通称“某家案子”，如“张家案子”、“李家案子”，均以姓冠之，子承父业，且以回族人为多。每天黎明，全城买卖制钱(后改铜元券)均到珠宝市钱市交易。每天必到的行业有钱铺、铺蜡铺粮店及有门市之商号，当时尚无电话，各家派人去钱市，都携带鸽子二三只，开盘后，各家将开的行市，写一小皮条拴在鸽子腿上，放回本柜。当有专人将鸽子带来的行市摘下，即按钱市所开之行市作为买卖标准。如遇行市有大的涨落时，各家即再放鸽子回柜。这种用信鸽传递行情的办法，直到有了电话才废掉[3]。 协助清政府收纳捐官款项，垫付军饷。 乾隆时期，清廷征讨大小金川，京兵家眷薪俸由其经营，“恒垫资逾百方，自是见重户部及内务府,贸易日盛”[4]。与清政府关系紧密，自然能在协助官方收纳税款时获取稳定的利润。 银号又称银炉、炉房，有私铸权。受钱庄及各商店之依证，政铸银两银块、元宝、马蹄银等，皆征收手工费。于必要上多系官银号与钱庄之兼营，纯然银炉者甚少。决算期以五年为小结，十年为大结。存款及借款，以年终计算。其资本由一万两至二三万两。一年之纯利，对于资本合于四厘[5]。 银号在铸造银锭的过程中获利颇丰。清代各地上解至京师的银两，都须在北京的银号中铸造成五十两一锭的白银上缴国库。  恒源银号银票 御史张澧翰在奏折中写道：“窃维各省州县官起解钱粮,有官解民解不同，而由官解者居多。盖当经征之时，计每正项征银一两，率多取余银四、五、六钱不等。实因民所交纳皆钱，官之解须银，如兑换，熔化、装袋、钉鞘以及工匠、夫役、脚价等费，官不能垫赔。是以官虽多取而有词，民虽多输而不怨也。”[6] 银号、金店又互相为对方提供金银原料，多方获利。四大恒是集银号、钱铺、金店于一身，发挥多种经营优势，赚取厚利。恒兴银票上既有恒兴金店章，又有恒兴钱铺章。  左下“恒兴金店”章，中间和右上“恒兴钱铺”章 如恒利钱庄不仅在北京开设金店，还在河海交通便利、商业繁华的天津设立恒利金店。据《天津商会档案全宗》载：“天津开设最早而且经久不衰的金店是恒利金店，它开办于清乾隆年间。直到20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的公私合营。本是浙江慈溪商人为主，在北京开设的四大恒之一的恒利银号附设的首饰局，1903年设店于估衣街”，开业资本2万两，经理周寅初。首饰局后改名为金店。恒利金店经营灵活，市场活动力度大，1920年前后，一度超过宁波帮领军人物严信厚（慈溪人）创办的物华金店和三巨头之一的天宝金店，成为南帮首户。  恒利钱铺改恒源钱铺、恒利钱铺改恒兴钱铺的钱票，充分体现了四大恒之间的团结互助。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关于四大恒的文献资料，都以四大恒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同族血脉，同乡情谊是联系四大恒的纽带，也是四大恒兴盛200多年因素之一。  恒利钱铺改恒源钱铺、恒利钱铺改恒兴钱铺钱票 四大恒在乾隆时期，清廷征讨大小金川的过程中垫付巨额军费。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清廷财政困难，不得已发行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时，由于政府的公信力在民间遭到质疑，四大恒作为民间多年信誉卓著的钱铺代表，为清政府“钞票”的发行提供担保。据史料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户部周祖培折议，以捐铜局捐项变法，暂行收官钱票，每月可收一百数十万吊，已发出官票一千五百七十四余万吊计，一年内可以收清，户部官票收清之日，将道光年间内务府设立的天元、天亨、天利、天贞、西天元五大字号官铺，会同内务府办理，或将换撤招牌、更名改制。同年户部将乾豫、乾恒、乾丰、乾益四乾官银钱铺号设施，行号招牌，现有钱票，铺存票版等，律销毁， 撤散户 部银钱号字样名称，交予顺天府管理，更改为民间私铺私号，继续营业民间兑换。四乾官号之原保铺号恒利、恒和、恒兴、恒源、鸿仪、庆淦、广利等商贾，官商勾结图利，交予五城守备查明严惩治罪[7]。在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四大恒面临倒闭时，慈禧太后下令拨款接济，这样的待遇充分体现了四大恒跟官方的密切关系。 按北京当时钱铺、钱蜡铺或货行，凡拟出银票、钱票者，需向步军统领衙门纳纹银500两，领得钱幌子悬于门外，即允许填发银票和钱票。此项银票和钱票，由出票家用纸条书写：凭条付北京秤银或公砝银若干两，也可以带零，如几钱几分，加盖本号图章。大部分的钱铺和烟钱铺只是做小额银钱的营业，营业项目不外兑换银两，出钱票。以前开钱铺的钱幌子只须在地面上通融过即可开业，所谓地面，即步军统领衙门的左右翼，以为保护营业之需。因以前钱铺的准备金，有等于无，时出花样，反正都是小民小利的勾当，所以需地面来保护，平日维持，也很可观。钱铺的兑换银两分为两部分，一是代客夹碎整宝整银，一是以银两兑换铜钱。目前所见老北京钱铺钱票，多为制钱票，大面额银票难得一见，也说明了四大恒的强大实力和卓越信誉。京兆尹的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记述的“东四牌楼著名钱铺‘四恒’首先歇业，‘四恒’者均系甬商经纪,开设京都已二百余年，信用最著,流通亦最广，一旦停业，关系京都四十万人财产、生计，举国惶惶”，也印证了当年四大恒在北京钱铺中的地位。 另据《宁波帮大辞典记载》：四恒银号也称四恒钱庄,恒兴、恒利、垣和、恒源的合称。为早期宁波钱业商人在北京东四大街开设的4家钱庄。创设于清康熙年间(1662-1772)。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记述:“四恒者，恒兴、恒利、恒和恒源，均系甬商经记，开设京都已二百余年，信用最著，流通亦广”,是京师“著名钱铺”。京中大宗商务,如木厂、洋货庄、山西票号、粮食铺、典当铺，都向四恒借贷银两[8]。 注释： [1]转引自陈铨亚《中国本土商业银行的截面：宁波钱庄》，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一版，第28页。原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页。 [2]《宁波市工商业联 合会(总商会)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第112页。 [3]李志东，《北京纸币八百年》，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一版，第224页。 [4]沃丘仲子:《近代名 人小传·京师四恒》，引自叶世昌《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第590页。 [5]《杜士夔:《汉口小志》商业志，页三十》 [6]《御史张澧翰咸丰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奏折》，《军录》卷号50 ) [7]李志东，《北京纸币八百年》，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一版，第64页。 [8]金普森、孙善根，《宁波帮大辞典》，宁波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第7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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