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东四牌楼清代中后期，在北京东四牌楼的地方，有一条金融街，街上有许多金银首饰店和大小钱庄，其中最著名的是创立于乾隆年间的“四大恒”(恒利、恒和、恒兴、恒源)钱庄。 “四大恒”是在北京开设钱庄最早，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广的著名银号。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北京各家的银号、钱庄惨遭浩劫。据说“四大恒”的白银，八国联军用了三天时间才抢运完。 “四大恒”钱庄的创办人是谁呢？由于“四大恒”钱庄历史久远，又执老北京金融业之牛耳，因此曾引起许多热心人士“考证”谁是四大恒创办人的兴趣。其中就有浙江董家说、郑家说、罗氏说，及山西说等。 如董家说，“清代中后期的金融街应该算是东四了，由浙江慈溪董氏家族创立于乾隆年间的四大钱庄都位于这里。”（《城市零距离》） 如郑家说，“清代郑世昌（1644—1728）在康熙中叶已‘承父命，外出经商’。他们父子在北京东四大街开设‘四恒银号’。”（ 《镇海十七房郑氏与“宁波帮”》） 如罗氏说， “清康熙四十二年，慈城玉皇阁西北罗氏家族，创办了清朝二百多年间最具影响的钱庄———‘四恒’钱铺。”（《慈城商人的活动区域》）  北京东四如山西说，戏剧家齐如山（1865-1962）则认为，四大恒始于明朝，是山西人开设的银号。 从历史记载分析，似乎可以确定四大恒是由宁波商人创办。这有依据可寻：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当时京师钱庄首称四恒号，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者，资本雄厚，市面繁荣萧索与有关系。” 《梦蕉亭杂记》记载：“四恒者，恒利、恒兴、恒和、恒源，均甬商经纪，开设京师己有二百余年，信用最著，流通亦广。”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是道光、咸丰年间文渊阁大学士柏俊之孙，官至户部文选司郎中崇彝所著，而《梦蕉亭杂记》则是晚清重臣曾任北京府尹、直隶总督陈夔龙（1857-1948）所著，两人均系官府之人，估计还与四恒有一定来往，所以应该对“四恒”的叙说，具较高的可信度和真实度。  北京东四牌楼至于山西晋商开设四恒，根据不足。山西第一家票号是在清道光初年，由富商李大全和总经理雷履泰共同开设。他们把西裕成颜料铺改成日升昌记票号，总部在平遥，北京的分号地点在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不在东西牌楼。 然而，在董家、郑家和罗家三家中，到底哪一家是四大恒的创办人？我以为，慈溪董氏创办四大恒更为可信。这同样有历史和现实依据： 《四大恒的来历》记载:“‘四大恒’是恒利、恒和、恒兴、恒源四大钱庄，是祖籍浙江慈溪董姓人氏于清朝乾隆年间在东四牌楼摆设钱摊，兑换银两铜钱，逐步发展起来。由于资本积累渐丰，遂在东四牌楼附近开设了上述四家钱庄。”  四大恒董氏家族第七代传人董氏家族在东西牌楼三条内置有住宅，以32号院为核心，与31号、33号院相通构成东西向，坐北朝南横向复合型的四合院群落。四恒到了光绪初年发展到了顶峰。全家居于东西三条胡同内。1921年，董家大部分人搬到天津居住。解放后，31号为东四三条小学，33号为银行宿舍，但32号院董家后代一直居住着。至今，钱庄后人之一董文申还记得小时候挂在位于东西三条家里大厅上的家训：”人和、情融、意顺、神畅、福至。” 慈溪金川乡（现为余姚三七市镇），有董氏三房大宅，由三进的正房和左右偏房组成，为二楼建筑，共17间房间。其外形颇为壮观。而董氏在北京的住宅也是由三房组成，这似乎也印证四大恒的创办人来自宁波慈溪董氏家族。  宁波慈溪董氏三房住宅而郑家说和罗家说，其说法都是近10年前后才议论起来的，缺乏历史依据，有些牵强。 四大恒还可能是一个合股型企业。 旧时宁波的钱庄组织，一般为合伙集股制。有名望的股东，作为企业的开办人出面，其股份占全部股份的四分之二以上，其余股东不出面，隐名合伙。规模较大的钱庄设有经理、协理（副手）、襄理（三肩），下分里帐、外帐、放帐、信房（负责往来信札）。大的钱庄至少有20人以上的职员，小的和现兑庄也有10余名，方能应付业务。这些不包括多名由股东介绍来的练习生。 《北京炉房、钱铺及银号琐谈》记载：外传四恒为内府旗人所开，但实际系汉人董某等集资所开。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四恒可能是合伙企业。  东西三条胡同董氏家族以经营钱摊起家。清乾隆年间，在东西牌楼设立钱摊，兑换银两铜钱，后逐步发展为钱庄，最后成为“四恒一打喷嚏，京城地上一颠”，影响着北京金融和商贸的银号巨头。 “四大恒的经营范围为金、银买卖，炉房（专铸金、银锭的作坊），存、放款，并发行银票。银票可流通至广州、上海等城市商埠。” 四大恒集中在东西牌楼附近，彼此距离都不远，但业务范围有所侧重：恒和面向的客户都是达官显贵、富商巨贾，专门负责这些大户存放款业务；恒利、恒源负责抵押和放贷业务；恒兴则服务于各大商号。 四大恒财力雄厚，生意兴旺，这与它的诚信经营分不开的。四大恒号名的内涵就意味十足：和为贵、利为基、兴为旺、源为流、恒为久。1853年，太平天国攻入直隶，北京城内发生挤兑风波，造成200多家钱庄而倒闭，独四大恒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凡持有四大恒银票的都能顺利换回现金。  四大恒发行的银票四大恒发行的银票具有极高的信誉，老北京人以持有恒票为体面之事。当时，北京人讲究范儿，显示高贵的外在标志为，头要戴“马聚源”的帽子，脚要踏“内联升”的鞋子，身要穿“瑞蚨祥”的绸子，腰要缠四大恒的票子。 传说清末有位大臣，非常喜好积攒四恒银票，以百张百两银票为一束，然后一束束平整堆叠起来，常常在灯下赏玩过瘾。有一天晚上，他又在灯下将一束束银票一张张拆开一张张赏玩，可能夜深疲倦，不慎灯火烧着了银票，引起火灾，将银票一烧而光。没有了银票，自然无法兑换现金，就这样他平白无故地送了四大恒一份厚礼。 四大恒还有一条独特的生利渠道，就是代办“捐纳”的肥差。 四大恒开设捐柜业务，即专门设立柜台，为朝廷内务府代办“捐纳”。捐纳又叫资选、开纳、捐输、捐例，以资财为官,始于秦汉。从清代起,捐纳则逐渐形成法定制度，成为与科举、荫袭同为清朝选拔官吏的三个重要途径之一。  清代捐纳表清代捐纳制度刚开始时，主要为“暂行事例”而设，故也叫捐例。专门解决特殊问题，如遇到荒年、战争、整修河道等时，国库无什么钱，于是以捐纳形式补充，开捐买官，明码标价。但是到了后来，特别是在咸丰、同治两朝，捐纳泛滥成灾，只要有钱就能买到官，官府只要有钱收，就给相应官职。少出钱的买到一个虚衔，多出钱的买到一个实缺。清朝吏治败坏，贪腐成风，与毫无原则的捐纳大有关系。  天津恒利金店四恒代办买官卖官业务，是搭上了朝廷内务府的门路。当时，内务府庞大的流动资金，皆存放在四恒。而且内务府除委托四恒代办捐纳外，还将各地的官吏和海关，以进奉名义，贿赂慈禧的银币，委托四大恒周转。四恒由此赚取的代办费惊人，有记载说，”在光绪季年，各种捐例并起，业此者莫不利市三倍也。故讥之曰：金店之金在其招牌上所贴之金箔。”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四恒遭受灭顶之灾，维持到1910年前后关闭，但仍留下恒利一家。1928年，董氏将恒利金店转移合并到天津估衣街恒利金店（四恒创建时附设），一直经营至解放初期，四大恒的历史至此结束。 慈禧为什么要停止四恒代办捐纳的业务？当时慈禧太后独霸朝纲，各地的官吏，常常向她进贡。名为进奉、孝敬，实为贿赂。这些银币之类的进奉，就通过四大恒周转。此外，有钱人通过内务府捐官，也得经四恒代办。这样一来，慈禧的进财底细就有可能被泄露出民间，慈禧为此不爽和苦恼。  慈禧李莲英是慈禧肚里的蛔虫，况且他也是从慈禧那里能分羹的得益者，因此他向慈禧建议自己开设一家店铺，既能将各地的进奉和卖官得来的钱集中控制到自己手中，既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又能利用自己的权势经商获利，一举两得何乐不为。慈禧一听正中下怀，吩咐小李子即刻去办。其实李莲英在向慈禧提建议前，就已经有了计划，只待老佛爷点头后，即可实施。李莲英是想好了开店铺方案后再提出建议的，建议被采纳后，方案就可以顺利实施。这一点现今有出息的职场人士都具备这个优点。如果光提建议而无具体干货，老板肯定看不上你。可以说，李莲英很具经商才能。当时，紫禁城西华门外，有一家山西人开的钱庄，店名叫泰源，因经营不善歇业，李莲英就接手过来。  李莲英慈禧不便出面，清朝家法，皇室不准经商，就由李莲英出面，以其名义接下泰源并仍沿用老字号。新开泰源银号本金310万元，李莲英入股10万元，其余都为慈禧所有。泰源开业后，慈禧暗示了内务府，将原有由四大恒承担的捐纳和向宫廷的汇兑业务，都归泰源银号独家承办。 泰源不发行银票，专门办理内务府及宫内人员款项流动业务。钱款凭据只是一张不规范的约有二指阔的小纸条，所记数额却常以万两计，而四恒的银票以百两一张为多。所以民间有“四恒不如一泰源”之说。 自从慈禧的银号生意做起后，外面向慈禧以进奉为名的贿赂就由泰源经手了。知道李莲英开店，其背后大老板必为慈禧的各地官僚和大商家，自然争先恐后巴结上门，献金送物，或故意做赔本买卖。从而使泰源的生意蒸蒸日上。 剧照。慈禧和李莲英可是好景不长久，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抢劫掠夺，四大恒和泰源均遭厄运。据说，泰源的银子，联军连续运了两天才运完。尽管泰源的生命只有几年光景，但是所获取的巨额利润令人咋舌，慈禧赚到了千万两白花花的银子。慈禧晚年，把清帝国搞得一塌糊涂，政治日趋腐朽，国库短缺，贪污成风，自己要钱成瘾。她一死，清王朝也就很快完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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