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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帝国，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面对这种政权，汉民族实在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大元帝国的民族政策，难免会有许多文学化、夸张性的描写。 最夸张的说法就是，蒙古人拥有汉人的初夜权。说得具体点，汉人娶妻前，第一夜先得送到蒙古老爷那里。 其实呢，类似的内容，根本就不经不起推敲。 我们知道，大元帝国第一等人是蒙古人；第二等人是色目人；第三等人是汉人；第四等人是南人。 但是，蒙古人也有奴隶，也有穷得需要卖儿卖女卖老婆的穷苦之人；南人也有高官，也有奴仆成群的富贵之人。 总的来说，在一个阶级社会中，最主要的矛盾通常就是阶级矛盾，而非民族矛盾。 因为类似的原因，社会底层所受的压迫，通常更多的是源于阶级压迫，比如，压榨、剥削朱元璋一家人的，通常都是本民族的地主、富户，似乎看不到蒙古人的痕迹。 而且从当时留下来的讨元檄文去看，也没有谁强调人分四等这回事；这本身就证明，对于普遍老百姓而言，所谓的人分四等，并不是多让他们深恶痛绝的。因为绝大多数底层百姓的不幸生活，都是各种本民族的贪官污吏地主恶霸土豪劣绅造成。 总的来说，大元帝国人分四等，主要是基于统治的需要，并不是简单的、赤裸裸的民族压迫。 在一个地区，一把手，自然是蒙古人，因为他主管政治、军事；二把手呢，通常就是色目人，因为他主管经济。但是再往下排呢，通常都是汉人、南人。 毕竟，汉人南人在人数上，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无论中央地方，塔尖之外的职务，通常都是由汉人、南人担任的。 所以对于底层百姓，很难难感受到蒙古人的压迫，因为蒙古人基数非常小。以他的人口基数，当时分散于世界各地，而且且还需要大量的军队集中起来，还有蒙古人的密集区。在这种背景下，以中原王朝的广阔地区，普通乡、村恐怕就见不到蒙古人的影子。 我写到这里，也许已有人感觉，我这是替蒙鬼子洗地。 但是我们必须得知道，如果没有广大的汉人、南人拥护大元帝国,刘福通振辟一呼时，大元帝国就已土崩瓦解了。 一切是显然的，蒙古人，在数量上就处于绝对劣势。 更主要的是，在元末，蒙古铁骑早已不是从前的蒙古铁骑了。当时的蒙古铁骑，恐怕早已成了阿卜、阿卜的代名词。换而言之，一看敌人杀过来，都是只会高呼，跑、跑、跑，赶紧跑！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没有大量汉人义士、志士愿意保家卫国，大元帝国灭亡，也就是分分钟钟的事。 这就好像，满清入主中原时，八旗军，那就是英勇善战的代名词；但是在康熙初年的三藩之乱时，八旗军的战斗力已不堪一击了。如果大清帝国真靠这种军队保卫，吴三桂绑起一只手来，也能打得康熙皇帝跪地求饶。 其实呢，吴三桂如果胜利了，天下肯定会变成大汉民族的天下。单就民族矛盾而言，吴三桂他再不是东西，大家也应该跟着吴三桂改天换日啊！ 问题是，除了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谁会没事扯这种民族大义呢。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都开口闭口，大明皇帝一个比一个邪恶变态，弄得天下人水深火热，大清皇帝改换日，大家才终于可以过上幸福安定生活；吴三桂这个乱臣贼子，竟然打着复辟明朝的旗号造大清皇帝的反，这不是想让我们受二遍苦、遭二茬罪吗？ 事实上，大清帝国可以跨过这个坎，主要就是因为有无数愿意为大清帝国抛头颅洒热血的汉人。如果大清帝国当时真靠所谓的满清八旗，早就灭亡了。 至于到了洪秀全叛乱时，所谓的八旗子弟，更早就成为酒囊饭袋的代名词；如果大清帝国就靠这种军队护卫，洪秀全绑起两只手，也能打得满清皇帝跪地求饶。 问题是，架不住有无数愿意为大清帝国抛头颅洒热血的汉族好男儿啊。事实上，当时中兴大清帝国的主要功臣，清一色的都是汉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他们率领的广大汉民义士。如果大清帝国真靠八旗子弟保卫，还不如指望母猪能上树呢？ 刘福通扯旗造反后，大元帝国的处境，与洪秀全造反后的处境，那是惊人的相似。 最初，大元皇帝派出一枝据说很精锐的蒙古铁骑前来镇压。但是看到红巾军杀过来，这些蒙古将士，都是齐声高呼阿卜、阿卜。阿卜是蒙古的音译，意思是说，走、走、走，赶紧走！跑、跑、跑，赶紧跑！ 看到蒙古所谓的精锐铁骑就这副德性，人们一时恐怕都有穿越回抗战神剧感觉，总而言之，蒙古鬼子也太面了吧，蒙古鬼子也太菜了吧。我们不赶紧加入杀鬼子的行列 ，就等于放弃了到手成为英雄的机会。 于是，刘福通大旗所指之处，一时间红巾军万万千千，而且所过之处，那就是好像抗战神剧中杀鬼子的场景，总而言之，打得鬼子魂飞胆散，打得鬼子躺倒一地。 面对此情此景，人们恐怕都感觉，大元帝国灭亡，已经进入倒计时了，而且已开始论天计算了。 但是，这就好像，洪秀全事业正风生水起之时，曾国藩突然横空出世了。 刘福通干得正风生水起，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王保保突然横空出世了。 察罕帖木儿是蒙古人（咬文嚼字细考证说，他是乃蛮人，也可能是色目人），但是察罕帖木儿显然早已汉化了，而且汉化的非深。 第一、察罕帖木儿，经常以李廷察的名字行走江湖。 第二、察罕帖木儿的姐姐，嫁给了一个姓王的汉人。 第三、察罕帖木儿的养子，也就是他的接班人，名叫王保保（他姐姐的儿子）。 第四、察罕帖木儿，曾经参加过汉人的科举。虽然没有成为进士，但是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看出他汉化之深。 当时，察罕帖木儿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名叫李思齐。 李思齐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汉人。 李思齐当时，也是一个乡村级的大佬，振臂一呼，估计也就只能拉出几百人。但是架不住他们都有一颗深爱大元帝国的心，更架不住有众多深爱大元帝国的汉民义士愿意支持他们，所以他们的力量壮大的很快。 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合作的结果，就是很快让红巾军啃到了硬骨头。 面对他们这种自发的、英勇的、保家卫国的行为，大元帝国皇帝就决定好好封赏他们。于是，他们都是一跃成为大元皇帝亲封的市师级大佬。 看到大元皇帝如此赏识，他们更是一副要抛肝输胆的要保卫大元帝国。然后呢，他们的江湖地位就一天比一天高。 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王保保在元末的江湖地位，绝不逊色于清末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 一方面，大元帝国可以避免灭亡于红巾军之手，就是靠他们积极抵抗；另一方面，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王保保后来都大元帝国最有权势的大佬之一。 我们现在的问题来了。如果大元帝国的民族政策，真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你说李思齐这种汉人，一心忠于大元帝国，这叫什么事呢？ 事实上，如果大元帝国的民族政策，真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他有什么可牛X的？因为，怎么看他也是二鬼子、狗汉奸啊！ 当然了，跟随在他们身后的无数汉人，又算什么东西？肯定全是狗汉奸啊。 问题是，当时的史书也好，近现代的史书也好，都也没有把他们当成反面人物去写啊。 按传统的、权威史书所说，王保保（察罕帖木儿的养子）的亲生老爸那是如假包换的汉人，所以他才叫王保保。 但是因为他替蒙古鬼子卖命，卖的比较投入，所以大元皇帝就给他赐名扩廓帖木儿。 虽然说，朱元璋北伐时，王保保之类的人，提出了温和的批评；总而言之，好好的汉家男儿，却是偏偏甘心给蒙古鬼子效力。 但是，在天下尘埃落地之地，大明帝国也得对他们提出表扬，总而言之，他生是大元人、死是大元鬼，值得大家学习。 当然了，后世的历史书，对他们这种行为，也表现高度认可，总而言之，忠义之士。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讨元檄文》 《明史》：扩廓百战不屈，欲继先志，而赍恨以死……要皆元之忠臣也 《新元史》：扩廓帖木儿才不及其父（察罕帖木儿），然崎岖塞上，卒全忠孝，明太祖谓之奇男子，谅矣哉！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人又提出一种说法，那就是王保保其实是货真价实的蒙古人。 现在的问题是，王保保到底是汉人，还是蒙古人？ 我觉得并不重要，至少在我的思维框架中，它并不重要。 如果王保保是货真价实的蒙古人，那他的所作所为，似乎也证明，当时的民族政策，并没有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夸张。 否则，扩廓帖木儿这种据说货真价实的蒙古人，怎么最后混到最后，让人连他是汉人、蒙人都弄不清楚呢？ 更主要的是，朱元璋也从来没有发自心底的痛恨大元帝国，相反说起大元帝国，永远都是一脸的尊敬。总而言之，大元帝国是一个好帝国，就是后来的昏君、奸臣、贪官污吏把它弄坏了。 自宋祚倾移，元以北夷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抱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 甚至元末最流行的一首反诗，开篇也是：堂堂大元.........。总而言之，在这首当时最流行的反诗中，也认为大元帝国是一个好帝国，就是后来奸臣当道，贪官污吏太多了。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醉太平》 朱元璋北伐胜利，俘虏了大元帝国众多皇室成员（包括皇太子），人们就建议朱元璋让北元太子领衔这些俘虏，对朱元璋行进行献俘礼，但是朱元璋拒绝了，因为朱元璋认为，我们应该对大元皇室表示起码的尊重。 人们在庆贺这种胜利时，难免会说一些居高临下的，对大元帝国极为贬低的话语。对此朱元璋就说，大元立国百年，我们大家的父母都曾依靠他生活，我们这样贬低他多少是不合适的。 《明史》：癸酉，买的里八剌至京师，群臣请献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以唐太宗尝行之对。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孙，恐不尔也。”遂不许。又以捷奏多侈辞，谓宰相曰：“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乙亥，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 我不敢说，元末的人分四等，并不存在民族压迫的意味；更不敢说大元帝国一直执行民族平等的政策。但是，只要我们知道上述的这些事实，再看元末的人分四等，以及他的民族政策，就不会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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