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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 鲁人 江南水师学堂由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于1890年创办于南京，也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学堂设有鱼雷、驾驶、轮机三个班。 1901年8月初六上午，十六岁的周作人从绍兴乘船至南京下关，中午到了江南水师学堂。三天后参加了试题为《云从龙风从虎论》的入学考试，8天后复试，作《虽百世可知也论》，最后在9月初三正式入学堂学习。水师学堂的功课有洋文汉文两大类，洋文包括了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新式知识。上课时间为每周五天洋文，一天汉文，许多课都由外籍教员教授。做学生的周作人，一直是江南水师的优等生，每次考试都能获奖学金。他甚至积攒出十元捎回家给母亲贴补家用。在水师学堂的最后一年还发表了两篇翻译作品，及一篇创作的小说。因为是为海军培养人才，除文化课外还有体操、打靶、爬桅杆等运动类课程。 和许多十六七的孩子一样，周作人也是不喜欢需受约束的集体运动做操，却喜欢更能显示个人风采的打靶和爬桅杆。第一次出操，他和一些同学因尚未领到操衣被允许留在宿舍，这次“幸免”让他有些小喜悦。但第一次打靶因为去晚了，未打成，则是“怅怅而回”。学堂里打靶都是真枪实弹，开始是天天打，后因经费问题改为隔天打。周作人属瘾大技术差一类，开始常常打靶不中，后来渐渐能“中一”、“中二”，隅尔也蒙着“打靶全红”，但基本也就维持在不时“中一”、“中二”的水平。因此，一次校长让一名已毕业的学生教他们打靶，“伊能连发五枪皆中”，让周作人佩服不已。爬桅杆似乎也让周作人颇有兴致。学堂的操场上有一棵高高的桅杆供学生练习用，据说有二十丈高。除了课上的练习外，周作人无事时也常喜欢爬上乘乘凉，看看景，他的日记中多次记有“至桅上一望，颇堪遣闷”，“同胡韵仙至桅上凭眺，春风尖利，砭人肌骨，急下”。刚入学时，桅杆上有一个喜鹊窝，周作人还曾上去观察过，见那窝“大如斗，皆以细枝编成，其中颇光洁，底以泥杂草木枝链成者。”记录喜鹊窝内部状况的文字，之前还真不曾见过，他也算是一个喜欢观察的有心人了。可惜没有后续报道，大概是喜鹊发现选址不当，另觅佳处，重建别墅去了。这个偏静的年轻人，还有有些蔫大胆，临危不乱。一次，半夜一只狐狸钻进他屋里，他未喊未叫，独自将狐狸“驱之去”。好打枪、爬桅杆，遇事冷静让成年后一直以优雅文人姿态示人的周作人展露了性格的另一面。 内心有些狂野的周作人，喜好更多的还是文人的清雅。在学堂里时常会折数枝蔷薇、梅花之类带回宿舍插入瓶中欣赏。日记中曾记：“夜中雨声甚大，本思折梅作瓶供，今日风雨，恐剩落英矣。”二十年后，在北京，鲁迅说周作人只是躲在书斋中图清静，已至每天从院里一棵果树下走过，竟未发现它已开花多日。当时，三家兄弟外加老母共居一院，表面平和，暗里已经矛盾重重。他装聋作哑，让兄长面对所有矛盾，那还有心思欣赏眼前的美景。时过境迁，成年后便少了少年的快乐，也是人生一不乐吧。周作人的另一雅好是饮茶，常去下关一带的江天阁，或“各处啜茶”；偶尔，在江南水师任职的叔祖周椒生也会带他到讲究些的天宝楼品茗；更多时是自己在宿舍“煮茶自啜”，捧书阅读。如此，便要说到他的最大嗜好读书了。在江南水师的五年里，周作人收获最大的怕就是读了大量的书籍。他读书没有选择，古今中外，良莠莸蕙，只要能得到的书从不拒绝。从他的日记中可知读书几乎是他每日必不可少的事，中国的古籍，不管是《史记》、《世说新语》，是《菘隐录》、《野叟曝言》，都尽可能搜罗来看。中外小说也很多，如《石头记》、《巴黎茶花女遗事》、《华生包探案》、《天方夜谈》。最多的可能是当时出版的政史社科类书籍，《天演论》、《原富》、《波兰衰亡战史》、《上古宗教考》、《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日本新政考》、《卫生学》、《心灵学》、《植物图说》，甚至《蚕桑问答》、《烘鸡鸭法》、《浏阳土产表》一类的杂书不放过。当时发行的报刊也是他必看读物，如《时务报》、《苏报》、《清议报》、《新民报》，及鲁迅从日本寄给他的《浙江潮》等等。他还与同学一起组织了阅报社，共同出资订阅报纸，并亲拟了“阅报社章程十五条”。他读书不分良莠，但一定有自己的观点，读《劝学篇》“少许，即弃去。剽窃唾余，毫无足取，生成奴隶根性。此书一出，独夫之心，日益骄固，可恨也。”他认为英国人编的《地理问题》“以教印度者，故甚浅陋，且独详于印地，吾国教科不适用也。”还有一些书是鲁迅推荐给他的，如严复的《新译穆勒名学格致》，便是“大哥来信云书甚好，嘱购阅。”过二十岁不久，他买了二本佛经。虽然，他曾说：“其实我根本是个‘少信’的人，无从起信，所以始终看了‘不入’”。他一直自称是无神论者，行为也确如此。在南京时，与同窗路过一小庙，一起“毁其神，折其首”，“大笑而回”。还曾在日记中记载，与同学“各买烧饼二块，踞佛殿大啖，饱甚，啜茶二盌。”表现出姿态、吃态、文态的三不敬。他认为“中国人信鬼可笑，于异物奉之极厚，于同种反分畛域”的积习“非败坏不可也”。但他一生又确实读了大量佛经，大约他是将佛经当思想性读物了。 晚年，他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第一次买的两本佛经，其中《投身饲饿虎经》对他颇有影响。或许他日后出任伪职的思想动机出于此，或者是一种隐含的狡辩则不得而知。但由此又可见他思想性格的复杂。 周作人小时候差点因天花丧命，日后身体也一直偏弱。进入江南水师后则三天两头地闹些小毛病，如“喉痛”、“咀角起疮”、“左目亦微觉红肿”、“左颧又起疮二簇，甚痛”、“头痛甚剧”、“舌忽肿烂，不良于饮食”。终于，一次，竟病至昏迷不醒，学堂医官束手无策，只好送到鼓楼附近的教会医院。但费用贵，待遇差，又一直未见大夫，让周作人第二天一早便出了院。后经朋友帮忙住到一位湖南人的店里，由同窗借了六块钱，隔天请当地郎中邓云溪诊治，十余天后才返回学堂。但不久又患两腿膝盖以下肿胀的怪病，且良久不消，只好由叔祖带回绍兴疗养。肿胀才消，又后颈生大疽。前后折腾了两个多月。 从清末封闭的小城绍兴来到早开埠的南京，所见到的腐朽现状似乎更强烈了，这让他充满忧愤，对官场的一切充满鄙视。于是，日记变成他抒发愤闷的方式，“刚愎无识者不死，支那之前途可知矣。”“夜闻张之洞调署江督，已有上谕，不日将到，阴鸷非江南之福也。”“上午至门口张制军，十二点钟始至，人已老，瘦小，外貌谦和，内有城府，可畏也。”“夜半又送中国员，场面汲多，多奉盛，趋奉可鄙，孰甚……真可谓无血气无脑筋者也。” 不过，进入了新式学堂，五年里接触了许多西方的思想观念，对周作人日后的思想必定有很大的影响。让他“恶儒之性已如磐石矣。”他说“今是昨非，我已将自忏悔，然欲心有所得，必当尽弃昔日章句之学方可。予之拼与八股尊神绝交去，其义如此。”并认为四书五经“为专制之法，为独夫作俑，真堪痛恨……余尝恨秦皇不再。”他夜看《西史》，自号“克郞”，取意“英伟人克林威尔初创自由，予慕之，故自名以作纪念。”他不满于学堂里充斥的保守气氛，甚至产生过退学的念头，幸被鲁迅劝阻。他与同窗好友商议组建义勇队，并数次给浙江大学堂的亲戚写信，劝说他们组织义勇队与东京、上海相应。可见其激进之态。只是后来全未实现，不了了之了。 二十岁时，周作人却突然在日记中写到：“世界之有我也，已二十年矣，然廿年以前无我也，廿年以后亦必已无我也，则我之为我亦仅如轻尘栖弱草，弹指终归寂灭耳”。以后还曾写到：“今者，或乃瞀于西学，至欲唾弃国学，过矣。近来我之思想大变，昔主强权，今主悲悯；昔主欧化，今主国粹。”“然予之主义，非仅乐生，直并乐死。”“世人吾昔觉其可恶，今则见其可悲，茫茫大地，荆蕙不齐，孰为猿鹤，孰为沙虫，要之皆可怜儿也。”此后，他创作的小说《孤儿记》，也表现了对人世的悲悯。 五年之中的前后转变，似乎很突然，又似乎自然而然。在江南水师学堂的五年中，这位年轻人的心里常常会突然涌起许多感伤。“灯光如豆，伴我凄清，对之悽然，不能久坐”，“饭后假寐至傍晚始醒，忽忽不乐，未知何故。”这些莫明的感伤从何而来？外人却真的难以猜测。学堂的好友评价他：“内蕴不露，接物谦和。”可能谦和掩饰了不露，从而使周作人成为中国文坛最难解的谜。但可以肯定的是江南水师学堂的五年，一定对他日后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有着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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