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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既需要从人类文明起源之处探寻文化早期的发祥，也需要从文明比较的视野去认知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围绕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江林昌。  中华文明基于农业生产区起源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黄河孕育了中国最早的粟作农业，而长江孕育了中国最早的稻作农业。如何看待两河农耕文化所蕴含的中华农耕文明的基因？ 江林昌：纵观世界文明史，5000多年前独立起源的几个古文明都在大河的中下游地区。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形成是由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决定的。中国的黄河与长江都是西东走向，这是因为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淮南子·天文训》记载了关于我国地形特征的神话故事，说是古代的共工氏与颛顼氏两个部落争天下共主，共工氏失败了，就怒触天柱，结果造成了“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从地理环境看，中国的地形大致可以分为三大台阶。东部广阔的平原是第一级台阶，包括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其海拔在200—500米之间；西北高原是第二级台阶，包括云贵高原、甘青黄土高原、宁蒙高原，海拔一般在1000—2000米之间；而紧靠高原西北部的一系列大山脉则为第三级台阶，如青藏地区的唐古拉山脉、昆仑山脉、巴颜喀拉山脉、祁连山脉，宁夏境内的贺兰山脉，内蒙古境内的大青山脉，以及东北三省西北部的大兴安岭等，其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正是这样的地形结构才造成了黄河、长江两条大河由西向东奔流千里。分布于这两大河流及其支流沿岸的肥沃土地，为农耕生产创造了独特的条件。 从气候条件看，中国的陆地大概处于北纬15—55度之间，其中长江处于北纬30度左右，黄河处于北纬35度左右。从南往北依次属于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而中国又处于背靠亚洲腹地、面向浩瀚的太平洋。中国的海岸线长达18000多公里，由北往南的近海依次有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来自海洋的东南季风会给内陆带来大范围的降水。众多的山脉与植被又能储存水量，并通过大小河流长年灌溉两岸肥沃的土地。 正是这样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孕育了中国独特的农业。考古资料表明，在距今10000年左右，中国的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开始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远古先民由食物的采集者发展为食物的生产者，由动物的狩猎者发展为动物的畜养者。到了距今9000—7000年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了广阔的旱地粟作农业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广阔的水田稻作农业区，从而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典型的农业时代。英籍考古学家柴尔德称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农业革命”。 在这两大农业区内，平原田地间还散布着很多山脉、森林。我们的先民在春耕、夏长、秋收、冬藏的同时，还从事畜牧业，甚至还到森林进行狩猎活动。这种独特的农耕生产与畜牧活动，奠定了中华民族最远古、最深层的文化基因。例如，农耕生产需要阳光、雨露，因此中国先民很早就观测天象，并有关于日月云雨的种种神话传说，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农耕生产依托山川土地，因此中国先民很早就有山鬼水神神话与后土植物崇拜。各种动物的畜养，又衍生出种种动物图腾，至今仍在民间盛行的十二生肖，便是这种动物图腾文化的遗留。农耕生产需要聚族定居，因此中国先民很早就有祖先崇拜，强调血缘族团，形成了“家国一体”社会观。 考古资料表明，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虽然在过去不同的历史阶段，其边疆界线有所变动，但以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为核心的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农耕生产区从一万年前以来，一直绵延发展，从未变更。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罕见的现象。中华文明就基于这样的农业生产区起源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内涵。 “两河文明”孕育“多元一统”中华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考古学家们提出了不同的建构模式。请您谈一谈，在早期不同区系考古学文化中，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原文明区与其他文明区系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是怎样的关系？ 江林昌：20世纪八九十年代，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对黄河农业生产区和长江农业区这两个农业区作考古学区系类型分析，提出了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在六大区域内同时并起的观点。 此后，赵辉、栾丰实等考古学者，又在苏秉琦“区系类型说”的基础上，发展了考古学“聚落形态说”，并将六大文明区完善为八大区系。即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海岱地区、甘青地区，长江流域的江浙地区、江汉地区与巴蜀地区，长城以北的河套地区与燕山以北的辽西地区。在这些文明区里，有两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 其一，到了距今5000—4000年之间，这两个农业区又分别扩展了黄河上游及长城、燕山以北与长江上游及岭南地区，而且在黄河中游、下游形成了重叠。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中原地区与海岱地区。正因为这两个地区既有粟作农业，又有稻作农业，使社会发展率先进步，如炎帝、黄帝、蚩尤、少昊、太昊、颛顼、尧、舜等部族都汇聚到这两个区域内生存发展，留下了许多相关的神话传说。总体来看，在五帝时代，多个文明区是独立发展、相互影响的，形成了无中心的“多元并行”发展格局。 其二，到了五帝时代晚期，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黄河流域的海岱文化等都先后出现衰落现象。同时，这些在本地衰落的周边文化都有向中原地区聚拢的趋势。而中原地区一方面保持自身文化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又敞开胸怀接纳并同化周边文化。这种趋势经过夏商周三代早期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完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之后，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变局、大融合，到秦汉以后则进一步形成了“多元一统”格局。 总之，中华文明由“多元并行”到“多元一体”再到“多元一统”的发展过程中，中原文化发挥了主体核心作用。儒家文化所总结的中华文化的“向心性”“包容性”“同化力”都是通过中原文化而体现的，中华文明的持续不断也是通过中原文化来实现的。这些都已经得到了考古学与文献学的证明。可见，中国也有两河文明，其中黄河文明是“绵延不断”的文明，而长江文明则是“断而再续”的文明。 大禹治水促成中国早期文明诞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黄河在历史上给历代先民提出了治理难题，甚至有“一部治黄史，半部中国史”之说。而有研究表明，这部治黄史最早可以追溯至上古时期的大禹治水。在您看来，有关治黄的记载和传说，对于中华文明早期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江林昌：古代的黄河由于水量充沛，长年凶猛奔腾。战国时期的《庄子·秋水》篇称黄河“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 从史前时期到历史时期，黄河曾经多次南北改道。其中黄河的北线入海口从天津到东营之间移动；黄河的南线入海口从江苏连云港到盐城之间移动。距今4000年前后的改道，关系到尧舜禹时期中国早期文明的开始。这次是黄河由南线入海改为北线入海。《孟子·滕文公下》两次提到了整个过程：“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这两段文字表明，其一，黄河泛滥的时间是在尧舜禹时期；其二，大禹治水用“疏”“沦”“决”“排”等方法，很有成效，结果是“水由地中行”“而注之海”；其三，大禹治水的范围很广，涉及到的黄河支流有北线的“九河”“济”“漯”与南线的“汝”“汉”“淮”“泗”等。 大约在尧舜禹时期，黄河下游的洪水泛滥面很广，而大禹治水应该是从南线开始，然后逐渐往北，最后引导黄河主流由北线入海。大禹治水的范围，包括豫东南、淮北、苏北、鲁西、鲁西北、豫东北、冀南等广大区域，即古时的豫州、徐州、兖州、冀州。 从社会学角度认识大禹治水及其成功，对于促成中国早期文明诞生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大禹以治水为契机，联络自豫南、豫东、淮北、苏北至鲁西南、鲁西北、豫东北、冀南等黄河泛滥地区的所有部落，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强化了部落联盟的凝聚力。其次，指挥治水需要分层管理，分工协作，合理调配人力和资源。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丰富了管理经验，加快了国家管理结构的形成。最后，由于治水取得了成功，人民终于可以安居，部落可以稳定，大禹也在各部落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 正是通过这三个方面，夏部族在联盟集团中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虽然大禹治水这个伟大的工程是由于洪水泛滥引起的，但治水工程也推动了集权政治的形成。 当然，夏代早期国家的形成还需要其他条件的综合催化。如尧舜禹伐三苗使夏部族在联盟集团中集中了军权，而夏部族内部父权制的确立又使夏夷联盟二头共主“禅让制”变为夏族一头共主“世袭制”成为可能。中华文明由五帝时代文明起源阶段的“多元并行”发展格局，变为夏商周时期早期文明阶段的“多元一体”发展格局，正是以夏族成为部落联盟一头共主世袭制为标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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