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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作者：蒋蓉 
作者2003年和父亲在云南抚仙湖 1952年国家院系调整。父亲当时只是四川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的一名助教，从川大来到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后，一直教书到退休。  青年时代的父亲 父亲出生在川西平原边缘的一个山区小县——中江县永兴乡街上我爷爷购置的一座院子里。父亲的家庭算起来不过是比较殷实的普通农民兼工商业者，（我在新三届公众号推送的“我的爷爷奶奶是地主”一文中有详细描述）爷爷只有一年私塾旁听的文化，奶奶大字不识。但是，没有文化的爷爷奶奶却有长远的眼光，他们不打算把后代的生活绑在土地上困在小乡镇，一辈子辛勤劳作，让自己的儿子接受现代教育，为子孙后代拓展了与祖辈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 西南大学2001年出版的教授名录（482人）中关于父亲的介绍我父亲本是家中第三个孩子，因为哥哥早夭，上面还有一个是姐姐，作为传宗接代的男孩，他成了家中的老大，几个弟弟称他为大哥，侄辈们称呼他大伯，我们也就成了长房子孙。父亲自幼学习努力，没有辜负长辈的期望。1940年代初他高中毕业，胸怀大志的父亲一连考了三所大学，其中，金陵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一所因考试时突发疾病，未能完成全部考试；另一所考上了，却因家庭经济能力不支被迫放弃；最后父亲只能退而求其次，考入了四川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心理学。川大师范学院教育系非但不收学费，还发给学生伙食补助和制服费，这个十分优惠的条件，让因兄弟姐妹众多家境并不富裕的父亲，可以顺利地达成他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那个年代，父亲是他们乡下方圆数百里第一个考取大学的青年，在偏僻山区小乡场里，他就像一飞冲天的金凤凰，给家庭带来了相当的荣耀，因此在家中，他备受爷爷奶奶宠爱迁就，养成了说一不二，任何人都不能违逆他的霸道。父亲的性格，为后来的家庭感情生活不幸埋下了伏笔。父亲和母亲感情不睦，记忆里的他们，一辈子几乎没有多少快乐时光。进入小学不久，常常看见他们激烈争吵，母亲一人坐在房间里默默流泪，写张字条让我送给父亲，父亲则把纸条往地上一扔，雷霆震怒。我因为他们而自卑自闭，觉得自己在邻居小孩和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有一段时间，周末写完作业我就去前面单身大楼一楼大厅里，独自一人玩“跳房子”，或坐在家里地板上一个人玩“抓子”游戏，或在家门口的柱子上绑根皮筋自娱自乐。不和其他人往来。早年，我的家庭也有过极其和睦温馨的氛围。那时还没有弟弟，我和哥哥都是幼童。冬夜，一家人围坐在火盆前，一边吃母亲买回家的卤猪肉、卤牛肉、卤豆腐干和花生米，一边听父母给我们读童话或民间传说故事。那些恍若隔世的日子，现在也已成了我记忆中的一个童话。回想和推测起来，父亲这一生有自己的家庭后，最快乐幸福的时光，应该有三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他和母亲结婚后迎来了第一个孩子——我哥哥的降生。哥哥不仅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备受我奶奶宠爱的长房长孙。那时，父母心里应该和天下所有初为父母的人一样，充满了喜悦和幸福。  我是父母的第二个孩子。听母亲讲，我出生不久即遭遇大病，几乎丧失了消化能力，腹胀如鼓，吃的东西不过是路过肠胃一下，又全都原封不动地出去了，人已经到了死亡的边沿。母亲的熟人告知有一种维他命B1可助消化，让她试试。是这个维他命B1打败了死神，把我拉回到父母身边，和父母一起几十年，演绎这个家庭的悲喜人生。第二个时段，是我们姊妹仨在1977年和1978年相继考上了大学。我和哥哥都未读过高中，哥哥初中毕业，我是拿着初中毕业证的肄业生，只有我弟弟上过高中。那段时间，父亲出门碰到熟人，总会听到这样的夸赞：蒋老师，你们家一下出了三个大学生，你老先生教育有方，能不能传授一点经验啊？父亲心里那个得意，满满地充溢在他的笑容里。第三个时段，是孙子的到来，给他们正在步入老年却长年没有快乐的人生，带来了喜悦。孙子成了我父母之间的粘合剂。  父亲在他人生最后近30年的岁月里，和我朝夕相处。父亲的一生，既是清晰明了的，又似乎有些扑朔迷离——其实在我们这里父亲并无秘密，只是他从来不肯也不会亲口告诉我们，或留下任何文字记载。父亲的个性，让与他朝夕相处的我所看到的他，和父亲的学生、同事、熟人或许多点头打招呼的邻里看到的他，都不太一样。如今父亲去了，和泪整理父亲的遗物，细细回忆曾经忽略了的那些家常龙门阵，很多被他的性格缺陷和我长期累积的负面情绪掩盖着的人性闪光点，在眼前渐渐清晰慢慢放大，从多个角度展现出父亲的良知责任担当情义和爱心。父亲一生都是一名教书匠，在教学上，他是认真勤奋的。我关于儿童时代那些夜晚的记忆，总是和书桌前灯光下父亲埋头撰写讲稿的身影连在一起的。有一段时间，因为我睡觉的房间门对着父亲的书桌，夜里，我不用“凿壁”也能“偷光”，躺在床上悄悄看书，所以对父亲写讲稿印象极深。父亲教书45年余，他的学生，年龄从上世纪30初到60末，跨越两代人，可谓桃李满天下，但他从未因已经非常熟悉教学的程序和内容而怠慢学生，他厚厚的一摞讲稿和书稿，退休后带到了珠海。父亲保留的部分讲稿和书稿，因年代久远，不少纸张的边缘已被虫蛀改革开放以后，心理学教学在高校恢复，当时教材奇缺，父亲参加了已故教授曹日昌未能完成的《普通心理学》部分章节的撰写，又参加了四所高等师范大学合编《普通心理学》的撰写编著。1984年，他开始独立编著心理科学史，历时8年，修改五遍，约64万字，1991年完稿出版。父亲的著述在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中有没有贡献我不知道，但在当时没有任何现代化设施的条件下，每一份资料的查证都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和付出相当艰辛的劳动，在这个意义上，父亲的著述是值得称道的。
父亲的著述和他在扉页上的题词 父亲于1953年-1955年在北师大心理学进修班学习，他们的教师有从苏联来的专家。1950年代，父亲还在《重庆日报》上发表过散发着淡淡伤感的怀念他苏联老师的小散文。
前排右5是给父亲一众学生授课的苏联老师，后排右三是我父亲 父亲从北京归来的情形，我哥哥记得比较清楚，我是一点印象也没有。唯一知道的，是父亲给我母亲买了一个玻璃仿宝石的领针，给我买了一串粉红色的玻璃珠子项链，送给我和哥哥的礼物是一个俄罗斯套娃，一副平板动物拼接积木，一盒彩色积木，还有两个用作镇纸的玻璃彩球。父亲送给母亲的领针我一直保留着，其余的东西都早没了踪影。父亲从北京回来不久晋升为讲师，这个讲师一直当到1980年代，被称为老讲师。当时西南师院有一批这样的老讲师，学院还专门建了两栋家中配有卫生间的楼房——名曰老讲师楼，照顾这些年龄已经不轻却因十年动乱而未能晋升的教师。改革开放以后，父亲才有机会经考试晋升副教授，1986年晋升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据他告诉我，后来评博导他因年龄关系未能评上。其中有没有学术水平或其它原因，我不知道。据父亲遗稿记载，对于爷爷奶奶和几个兄弟，父亲是有担当的。他大学毕业在城市工作有了固定收入以后，将自己的收入兑换成米票，由老家官仓给家中发放粮食，不但增加了家里的收入，还让爷爷奶奶在老家小乡场上人人羡慕，非常有面子。我的三叔初中毕业后，父亲坚持让他继续升学读书，专程陪他报考华阳中学，高中三年学费由父亲提供。高中毕业后三叔休息了一年，住父亲家并在川大附中补习功课，于1949年考上了川大数学系。因朝鲜战争爆发，升入大二的三叔于1950年末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年后，三叔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的四叔小学毕业后，被送去学习制作小铜器手艺，父亲坚决反对，他亲自跑去铜匠铺子将四叔领回来，送入桂溪中学就读，学费依然由父亲提供。解放以后，桂溪中学并入川大附中，四叔从川大附中毕业，之后考入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院系调整时，艺专并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四叔毕业于这所大学。土改时，因为爷爷奶奶被划为地主，财产尽数没收，包括我母亲的嫁妆都拿出来用于退赔，家中变得一贫如洗。父亲最小的弟弟——我的五叔年仅十余岁，来到了我们家，跟随我父母从成都迁往重庆，在重庆完成小学中学学业，1963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我们小时候，父母的收入在当时算中等偏上吧，但因供养的人口多，除了每月给乡下的奶奶寄钱，父亲还要供养五叔，人均下来收入就不算高了。我在父亲遗留的文字中看到，父亲从大学四年级起，就想方设法开源节流：他吃最便宜的伙食，不做新制服，把领到的师范生伙食费和制服费节省下来；他定期写文章投稿赚一点稿酬；还做兼职教员每月赚几元钱；大学毕业有固定收入后，他自己开地种菜吃，就这样把节省和赚到的钱积攒起来，供弟弟们读书。父亲因此非常节俭，在我们看来，他相当抠门，舍不得花钱。当年，西师熟悉的老师们常常开玩笑，说我们家的擦脚布都是打了补丁的。父亲的节俭习惯维持了一生，来珠海和我们住在一起，除每月给我少量的钱用于他的伙食，并不负担家庭的各种开销，但父亲无论用水用电都非常节约：他的房间，一般只开书桌和床头的台灯，大瓦数的吸顶灯基本不开；炎热的夏季，他白天很少开空调，夜间多数时候也不开通宵；安装智能抽水马桶后，冲洗功能他没有使用过，觉得太浪费水；我给他买的保暖鞋，只穿了一双，到他离世，还有两双崭新的放在柜子里。父亲对我们的管教一直非常严厉，小时候，父亲绝对不允许我们和邻居家的孩子发生任何冲突，要是起冲突，不论起因缘由，挨打挨骂的，只能是我们。从我们进入小学，父亲就为我们制定了相当严格的作息时间。无论冬夏每天早上都是六点钟起床，诵读课文半小时，然后出门，我哥哥去食堂打饭，我去开水房打开水。冬天的早上，当闹钟把我们从睡梦中炸醒的时候，窗外还伸手不见五指，迷迷登登的我们被浓浓的睡意粘在暖和的被窝里，怎么也爬不出来。可是，不起床是万万不行的。我是既怕冷又怕挨骂，经常坐在被窝里披件棉衣拿着语文课本念，开头两句还比较有清晰度，念着念着就变成了和尚的经文，嘴里叽哩咕噜的念着，眼皮不停地往下耷拉。父亲在里间听见没了动静，就叫。父亲的叫声并不是很大，可对迷糊中的我却像头顶的一个响雷，被响雷一惊，口里立刻又冒出两句有相当清晰度的句子来，而后声音又慢慢低了下去。周而复始，磕磕绊绊，好不容易把半个小时挨过去，才穿上衣服起床，出了门的我仍然昏昏沉沉像在梦中。记得一个冬天的早晨，太冷了，我把一只手放在裤兜里取暖，另一只手拿着两个暖瓶，两条腿虽然在移动，脑子却是蒙的，整个人跟梦游一般。年仅几岁的我，手太小捏不住两个暖瓶的把手，靠着腿的那一个慢慢滑了下去，在地上“砰”地一声，碎了，我这才一个激灵，醒了。看看横在地上内胆已经成了碎片的保温瓶，捡起来也只剩下一个空壳，回家没法交代了，就站在路边伤伤心心地哭。来来往往到食堂吃早餐和打开水的成年人都同情地说，谁家的娃娃，这么小就出来打开水，也不怕烫着。后来事情怎么了结的，现在想不起来了。寒暑假期间，父亲一般不让我们参与邻居小朋友们的户外游戏，家里借了好多书，做完功课就看书。小学二年级父亲开始要求我阅读长篇小说，我看的第一部小说是“草原烽火”，当时很多字还不认识，磕磕巴巴看了整整一个假期。暑期，邻居小朋友都在外面乘凉，龙门阵摆得热火朝天，朗朗的笑声撩拨得我们心痒痒的，按捺不住搬个小凳子出去凑热闹，只几分钟，父亲就在屋里大声喊：“蒋国辉蒋蓉，回来看书”。后来，这句话成了文化村五舍邻居小朋友的笑料，只要见到我们就大声喊：“蒋国辉蒋蓉，回来看书”。我父亲毕业后几经辗转回到中江县师范教书。父亲在家乡教书时间也不长，就接到大学老师何其恺先生的信函，邀请他到川大附中担任教务长。之前的教务长因为贪污受贿民情激愤，辞职离开了学校。何先生之所以邀请我父亲到川大附中任职，是基于他对我父亲的了解：我父亲是他的学生；何先生的七姨妹尤烈群又和我母亲是同学好友，双重关系。父亲到附中担任教务长后，与何先生相处融洽。父亲说：他到川大附中不久，学校因为平整操场需要向外招标，父亲负责这件事。为了得到这个不大的工程，工程队的“工头”拎了一双皮鞋来找我父亲。那个年代，腐败和行贿也不少见，但数额和物品在今天看来就是个笑话。父亲并未利用职权为自己捞取好处，他把皮鞋拿到校长何先生那里。校长非常生气，把包工头叫来训斥一顿，当即让他把鞋拿回去了。同样的事后来又发生过一次，但当事人变了。因何其恺先生出国留学，校长换了人，我父亲依然任教务长。这一次的工程是改造校舍——厂房改成教室和宿舍。合同签订后开始施工了，工头才发现拆墙非常困难，因为砌墙的粘合剂含有糯米，很牢固，这就大大影响了工程进度，不能按合同如期完工。工头一着急，就拎了东西来找我父亲。这次数额较大，有20个大洋。我父亲仍不动心，按惯例把钱交到校长那里。新来的校长也很生气，也骂了包工头一顿，可20大洋却没有当面还给工头，后来钱去了哪里不得而知。性质相同的事情发生了两次，校长的处理却相去甚远。父亲生前经常称自己眼里不揉沙子，想必这粒掉进眼里的沙子深深陷在了他的记忆之中，1940年代末发生，到了2018年，96岁高龄的他还能脉络清晰地叙述给我听。父亲并未直接对当事人作道德评判，但他的叙述本身就彰显了他的人生价值观。何其恺先生从英国留学回来后，川大不接纳他，何先生被安排在华西大学（教会办的学校）任教，后来院系调整才到了西师。我们两家原本是世交，父母的婚姻是何先生和他太太做的月老，但何先生的太太尤烈才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参看新三届推送的文章，何蓉蓉：“母亲，我心中那盏不灭的灯”），可能是因为我父亲谨慎胆小，我们两家后来往来很少，少到我几乎不认识他们的地步。那个年代，政治上出了问题很多人都会避之不及，我父亲也是不能脱俗的多数人之一。但是，1957年反右期间，父亲的一位助教，也是系上的积极分子来我们家，动员父亲积极参加检举揭发，被父亲婉拒。父亲虽然谨小慎微，却也坚决守住了自己的底线，绝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何其恺先生“文革”期间患癌症住院，我父亲去看望过他一次。何先生故去后，父亲到系里找了系主任刘兆吉，说系里所有人去世都开了追悼会，为什么何其恺老师不开追悼会？这对他不公平。刘回复，你到学院去反映吧。以我父亲的资历，当然不够格去学院找领导，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勇气。这事只能不了了之。何先生去世后，他的大儿子何文安找过我父亲多次，他们之间还有比较多的往来。何文安询问了父亲许多往事，估计是收集资料准备撰写关于他父母的回忆。当时，何文安没有工作，时不时会找父亲借点钱，父亲很爽快地借给他并从未让他归还。父亲对何老先生的家人，一直暗中关心，这是我们不曾知晓的。如果不是2018年老父亲脉管炎截肢，这些事恐怕就会被老父亲永远带走，从此消失，因为我平时很少和他聊天，他的怪脾气让我一直在逃避他。此次住院期间两次下达病危通知，以为他时日不多了，我在医院天天陪他摆龙门阵，才清楚地看到了父亲极其善良的一面。记得当年下乡不久，并无医学知识的我，把身体出现的一些异状怀疑为癌症，请假回家治病。回到家里我不敢也不知该怎么跟父母说，就自己找了本医疗手册看。哪知越看越像，越看越怕，实在自己一个人扛不住了，才在一天晚上鼓足了勇气，连哭带诉告知了母亲。母亲一听，非常着急，立即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后只斩钉截铁说了一句话，治！不管花多少钱，都治！后来母亲带我去医院，经几个医生反复检查，最后的结论是青春期发育现象，没有问题。我一知半解自己吓唬自己，同时还害大家虚惊一场。1972年，母亲再次到苍溪农村来看我。年初，我哥哥已经调工作去了煤矿，和我落一户的同学，因父母想办法通过关系得到了进入卫校学习的机会，也即将离开。母亲返回的时候，我借口送母亲回家，跟随母亲回到忠县家里。跨进家门，情绪低落的我眼泪哗的一下决了堤，忍不住大声抽泣起来。母亲没好气地数落了我几句。正在午睡的父亲叹了一口气，起身出去了。父母没有任何办法和关系可以把我从农村调出来，当时好些熟悉的老师都对父母说，你们不如买台缝纫机，让蒋蓉学一门手艺，以后也好有碗饭吃。父亲花了一百几十元，买了一台当时的名牌缝纫机，给我留作后路。大约在家里待了个把月，返回农村的时候必须途经北碚搭乘长途汽车。父亲决定和我一起回一趟西师。父亲有个学生的中学同学在苍溪县教育局工作，一辈子不愿意求人的父亲，放下身段和面子，到西师和我一起去找了他的学生，我得到了一封介绍我和苍溪县教育局老师认识的信件。从忠县到重庆，那时是乘坐长江客轮。因为票源紧张只买到一个床位，还是上铺。那夜，父亲非要让我睡觉，他在下铺别人的铺位边坐了差不多一夜，半夜里我起来要和父亲换，他也坚决不肯。天快亮时，下铺的那个男士起床让父亲睡了一觉。这份沉甸甸的父爱一直在心底存着，几十年没有打理，落满了尘灰，直到父亲走了，才重新在我眼前一遍遍浮现。大约1973年底或1974年初，西师组织了一个知青慰问团到苍溪，父亲争取到一个名额，作为慰问团成员来苍溪看我。慰问团还没出发，父亲已经知道我正在县城参加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他们抵达苍溪时接近傍晚，父亲简单收拾一下，就到我们住宿的招待所找我。那天晚上好像安排看演出，散场后回到招待所，走进大门我看见一个人的背影和父亲一模一样，心中一惊，怎会有这么像我父亲的人在这里！我没敢叫喊，不相信父亲会出现在这里，便小心翼翼上前，想探个究竟。就在这时，父亲转过身来，我试着喊了一声爸，他应了。果然是父亲，惊喜交加的我激动不已：你啷个在这里啊！？这才知晓父亲是慰问团成员，随团来了苍溪。会议结束后，父亲和我一起返回生产队，他以慰问团成员的名义去了公社，向公社干部解释了我的家庭成分问题，申明当时流传甚广的“土改时两个舅舅被枪毙”是谣言。慰问团成员的身份，让父亲的解释有一定的力度和可信度。这是父亲为我调出农村所尽的最大努力。1978年我决意要考大学，回家提及，家中为我考不考大学专门开了一个会议。母亲表示反对，她说我是大姑娘了，当下最重要的是找个对象结婚，等读完大学成了老姑娘，到哪去找合适的对象。我哥哥此时已经就读于西师外语系，他亦表示反对，说你一个女孩，读不读大学并不是最重要的，你工作好，又不需要通过考大学来改变人生。我弟弟不发表意见，两票反对一票弃权，我感到绝望，开始涕泪横流。最后发表意见的是父亲，他说，她想考就让她试试吧，考得上就读，也算了却一个心愿；要是没考上，那就继续工作，也没什么损失。父亲不但表达了他的支持意见，还在家庭会议之后帮我找了很多复习资料。通过紧张的复习，我考上了川大哲学系，算是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去年夏天，照顾父亲的保姆有事告假回家几天。那天吃过晚饭收拾停当，父亲睡下了，我和先生才出门走一下。回来的时候，先生摸出钥匙开门，手里拿的却是车钥匙，我俩都傻了。父亲听力不济，按门铃打电话都无用，只好掉头下楼，去五金小店买了安全绳索，然后从楼上吊下来到阳台，在父亲房间的窗口喊他，请他开门。得知我先生这是从楼上用绳索吊着下来的，他说了一声好危险啊！第二天，大门的把手上就挂出了父亲自制的警示小纸片，上面写着：出门请带钥匙。父亲一生，喝酒抽烟到晚年都戒了，只有喝茶这一爱好一直持续到最后。他在珠海所喝的茶叶，都是学生送的。近三十年，他的学生冯明、刘电芝、万文鑫、陈华、徐向平、孙春辉等不止一次来珠海看望他，还每年寄茶叶和一些其它食品、物品给他。这份情义，父亲铭记于心，特别是最后这十余年，他喝完的茶叶盒子都舍不得扔，整整齐齐放在纸盒里，用绳子捆起来，把他衣柜的一个格子放得满满的。
父亲收藏的空茶叶盒，并非有用，而是舍不得扔掉一份浓浓的师生情 因为父母亲，我们成了城里人，我读中学的时候，以五口人算，我们家人均收入约35元左右，在那个普遍贫困的年代，我们算是生活于中等阶层的城里人。1990年代，我回重庆参加过一次中学班级的同学聚会。在“回望”座谈中，一位出生于煤矿工人家庭的同学非常感慨地讲述了一件往事。那次，我和她因周末轮值“守寝室”未能回家，时值中秋，我母亲和哥哥来学校看我，带来了月饼。母亲哥哥走后，我把月饼和同学一起分享了。几十年过去了，同学对这段往事记忆犹新，她说，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她从来没有吃过月饼，是我让她记事以来第一次吃到这种叫做月饼的点心。至此，我也才第一次知道，原来，小小的月饼竟然不是中秋节所有人都能品尝的食物！我感激我的父母，因为他们，我们才能在相对高品质的环境里生活成长。中学时代，我常常带同学到家里玩，住上一宿，吃几顿饭。来过我家的同学说你们家饭菜真好吃。其实我们家除了周末自己炖一个排骨或蹄髈汤外，自己是不做饭的，在饭堂里打饭。走出大饥荒以后，国家的经济恢复比较快，食堂的饭菜水准也比较高。但那个年代口粮是定量的，我往家里带同学，没有关心过口粮问题，没有询问过父母粮票够不够用。而我的父母从未表露过任何不满，更没对我有任何指责。我后来大方好客，应该是源于那个年代父母的宽厚。1980年代初，父母将他们几十年的几千元积蓄拿出来分给了我们三个子女。父亲平时花钱很抠，但他拿钱给子女的时候，却非常大方，而且给出之后就不再提及，就像他从来没有过那些钱，也没有因此要求我们对他们有所报答。2016年以后，父亲连续住院，他以为自己不久于人世，就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出部分，分给了他的两个孙子。他对孙子没有任何要求，也没听到过他对孙子有任何抱怨，诸如，拿了他的钱连个电话问候都没有之类。父亲和母亲感情破裂于什么时候，以前一直不清楚。作为子女的我们，不希望已经进入老年的他们，把自己的晚年也埋葬在相互的折磨和仇恨中。1986年我到珠海工作，当时我们兄妹仨商量好，我把母亲接到珠海，让长期处于“冰炭不同炉”状态的父母分开居住，以便他们各自都能有一个相对平静的环境度过晚年。此时父亲尚在带研究生，直到1992年才彻底退休。期间，我接到老家发小的信件，说看到我父亲一个人拿着碗去食堂打饭。朋友描述的情景触碰到我内心的伤感之处，同时，也以为父母分开好几年了，以前长期在一起那些摩擦碰撞或许随时间的流逝已经发生了变化，便和母亲商量，决定父亲退休后依然接他来珠海养老。1992年，父母先后满70周岁，父亲来到珠海定居，开始了近30年和我朝夕相处的长长日子。1992年8月母亲满70周岁，我们带他们外出游玩吃饭，这以后，父母再也没有二人的合影父亲来珠海后，从70-80周岁的十年间，每年春暖花开以后，都会独自外出旅游，那些年，国内有他学生的地方基本都去过了。2002年兄长把他接到德国，在欧洲主要的申根国家旅行观光游玩了整整三个月。这是父亲最为得意的一次旅游，家中只要来了客人，他都会拿出一大堆在欧洲各地拍的照片向客人展示。父亲在欧洲我最早从单位分配到的住房在一楼。父亲来了以后，每天出去散步，很多时候他都没有空手而归，今天捡个空花盆，明天捡一盆别人扔掉的花，没多久，我们家的窗户外就被他拾掇成了一个小小的花园。
父亲肩后那盆玉麒麟是他捡的，捡回来时只有照片中的一个小枝丫那么大，到我们搬家时已经长成了一棵树的规模，有人欲出600元购买，父亲不愿意，后来搬到新的住处种在了小区的花园里 2000年夏天某日，入夜，百年不遇的大暴雨倾盆，因为下水管网不通畅，半夜里大水漫灌入屋。当时，我先生在外地，母亲已经卧床不起，幸而她睡的床比较高，水一直没有漫过床沿，很悬，仅差一厘米。屋内，没过膝盖的水中，盆儿桶儿小船似的满屋子飘荡，电断了，电话断了，除了外面哗哗的雨声，一片漆黑，寂静如洪荒。在渺小如蚁、任人宰割、无助无救的感觉中，我和父亲、侄儿坐在木沙发扶手上，企盼雨住天明。天大亮后，单位派来车把我母亲送到安全的亲戚处，家中，来珠海后我从未让做任何家务的父亲，和我一起清理“水漫金山”过后的满屋狼藉。
天亮时户外积水已齐大腿 水灾过后地上全是淤泥污物 2003年，父亲从欧洲回来，已经提前退休的我准备去昆明，先生在那里工作，他2001年因车祸髋关节粉碎性骨折留下残疾，生活不是很方便。父亲说，你走你的，家里不用操心。我给他请好平时买菜做饭和搞卫生的钟点工，并每两个月回来待十天半月。期间，每次我回家后再去昆明，父亲都坚持一大早把我送到车站。我们两次接父亲到昆明，第一次住了半个月，第二次准备让他常住。但父亲住了2个月后，2004年底我先生因髋关节疼痛去检查，发现股骨头已经坏死。父亲返回珠海，我们去成都治疗一年，之后回到家里，先生和公司解约，没再工作。至此，我们开始了全职照顾两边的老人。父亲和我们在昆明的日子，是我们在一起生活最为其乐融融的时段，这期间他从未发过脾气，我们开车带他去大理、九乡，抚仙湖和昆明城区附近所有景点游玩。那时候，父亲脸上是经常挂着笑容的。父亲于2012年因类风湿关节炎、痛风病倒一次。开始以为只是痛风发作，在床上躺几天就会自行痊愈，可是那次，他双腿一直肿胀到膝盖，不能自主行动，我要送他去医院，他却坚决不同意，一辈子把面子放在第一位的他，说现在大小便都只能在床上，去医院招医生护士嫌弃。每天给他擦洗敷药喂水喂饭，差不多两个月也不见有任何好转。后来我未征求父亲同意，自己做主去某卫生站请一位比较熟悉的医生到我家出诊，给他开了几天的消炎止疼药物，父亲服用后勉强可以自己上厕所了，才同意住进医院。到了2016年，一向很少生病的父亲，开始多病。先后两次肺部感染送入医院，因为需要拍X光片确诊病情，父亲又不能独自站立，两次都是我和先生在X光片拍摄室里扶着他拍片子。肺部感染痊愈出院后，他的腿因类风湿和退行性关节炎疼痛，行走困难。父亲住院时听人说澳门有一种药“强骨力”可以治疗腿痛，非要买来吃。我告知那种药含有激素，吃多了不好，可是父亲不信，结果致使胃出血两次入院。胃出血痊愈后，类风湿关节炎又导致他各个关节肿大疼痛卧床。期间，有朋友夫妇突然前来探望，正好碰到他大便后我在收拾，屋里充满异味，让朋友此刻进来我还真不好意思。孰料朋友一进门，拉着我的手就掉泪了，她哽咽着说，蒋蓉，你太苦了！她的感慨让我非常感动，心里也些微有点诧异，一直认为这些不过是分内之事，从未想过苦不苦或累不累。我之所求只是父亲不要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我之努力只在希望父亲承认女儿对他的关怀和家庭的温暖。我对父亲的照顾，虽然不能称无微不至，但无论饮食还是起居，最好的总是给了他。他刚来到珠海的时候，我们收入不高，因为珠海热的时间长，父亲身体好比较怕热，我们买的第一台空调，就安装在他的屋里。第一次搬家后，他的房间换了一台新的分体空调，我们自己用的是从旧住房拆下来的窗式空调；他喜欢吃海味和鱼，几十年里，我做饭都以他的喜好为准，买遍了市场上能够买到的各种海鱼海鲜，他喜欢的都在饭桌上，最好的都在他的碗里；生病卧床，大便小便喂饭喂水敷药擦身，从无怨言。父亲生命的最后这几年，在医院反复进出，他终于承认了我对他的照顾。之前他总是宣称，我又不靠他们；此后他在各种场合对别人说，我现在生活靠蒋蓉，生病靠蒋蓉，啥子都靠蒋蓉。从2018年到父亲去世这两年多，他的生活质量很低。2018春节后，父亲开始发病，最初是脚趾丫裂口，溃烂，到一家医院住院一星期，当成皮肤病治疗，没有见效。出院后开了药继续在家治疗，每日给他洗敷，病情未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我和先生都劝他去医院，老父因前不久的住院经历不愉快且治疗无效，表态说不去，去医院也是这样。4月下旬我另外联系了一家医院（皮肤研究所），用轮椅推父亲去看病，医生一看就说不行啊，这个得去中医院骨科。我们立即送他到珠海中医院骨科，检查结果是多脉管炎，左下肢动脉堵塞，脚趾已经出现坏疽。入院的20多天内接受了四次手术，切掉全部脚趾，打通血管装支架，清理创口、最后缝合。他以96岁的高龄承受住了四次麻醉手术，生命力真是顽强。父亲住院两个月。我们和以往他住院一样，每天早上5点半左右起床，按父亲的喜好做饭送医院，在医院陪他，和他聊天分散注意减轻疼痛。这段时间里，父亲摆了很多“老”龙门阵，我听到了好些陈年旧事。这是我几十年和父亲单独且和睦聊天最多的时日。庆幸上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了我的父亲。1月1号保姆因家中有事辞工。多年来，我唯一请过的居家照顾父亲的保姆，只做了一年零三个月。原本打算过完春节另请保姆，没想到疫情汹涌而至。整整一年，我们基本关在家里，除了买菜和给父亲开药等少量必要的事情。这一年，父亲和外界接触的唯一地方是阳台，阳台上有一盆昙花。2018年父亲大手术时，他以前种的几盆昙花和茉莉花全都枯萎了，所有的花盆都被我搬出去扔掉了，只是把昙花中唯一一片活着的叶子掰下来，种在留下的一个大花盆里。不曾想，这片叶子蓬蓬勃勃生长起来，还连续两年开了好几拨花。这盆昙花满载着洁白的花朵，成了父亲能够接触到的大自然的最后美丽。昙花长大了，父亲用他收集的绳子把枝叶固定起来防台风2020年11月16日，父亲来到98周年人生道路的终点，他的生命枯萎凋落。之前，他因脉管炎再次发作，另一只脚趾丫又开始溃烂，疼痛让他彻夜难眠，吃止疼药也毫无用处，半夜里我能听到他的叫喊。他告诉我，疼起来就像爆炸了一样，难以忍耐，这么叫喊，怕是人家楼上楼下都讨厌他了。我劝他还是去医院，他说不想去，不想截肢，就这么拖吧，拖到哪天算哪天。我当然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疼痛这样折磨。11月15日，我和上一次给他手术的嘉斌医生微信，希望次日去医院和医生商量一下，该怎么办。第二天早上，按惯例给他洗漱、吃早餐后，9点半左右我们出门去医院。临走的时候，彻夜不眠的他正在睡觉，我没叫醒他。原本是去和医生商量，如果他实在不愿意截肢，看看能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有效止疼；我也打算回家再动员他进医院手术。嘉斌医生告知，脉管炎除了手术，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我想，如果他同意手术，但下不来手术台的话，只要不那么痛苦，他以98岁的高龄平静地离开，也未尝不是好事。这一年都是这样，我们出去买菜，他在家到阳台看看花，晒晒太阳，我们回来弄午饭。可是这一次，我们11点半左右回到家，父亲已经静静地走了。也许是上天垂怜他，不忍看他继续忍受折磨，才让他这样尽快摆脱疼痛的煎熬，而且不再增加他不希望的肢体残缺。 2018年父亲左脚全部脚趾截除，出院后，和年轻的主刀医生及护士们的一次聚会 因为长期和母亲感情不睦，父亲有相当严重的心理缺陷。我和父亲朝夕相处的几十年，大多数时日可以用艰难来描述。我在父亲面前小心翼翼尽可能揣摩和顺着他的意思，还常常不知为什么就招来了父亲黑着脸发脾气，指桑骂槐把房间门摔得让我心惊肉跳，好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想不起父亲笑起来是什么模样。曾经和父亲长谈谋求调整家中的气氛，也试图以改变自己的方式来完全适应父亲，种种努力，结果都是失败、再失败……一位父亲1950年代毕业留校又成为父亲同事的学生，曾经打电话和我聊天，她告知，蒋蓉，你爸爸那个脾气，是改不了的哦。2014年他做完白内障手术，回到家里还要点眼药水。每天下午他看电视的时候，我给他点药，站在他面前，突然感到眼前的父亲是那么陌生，我和他中间好像隔着一堵无形的厚墙，这感觉让我想起泰戈尔那首“最遥远的距离”：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和死的距离，而是我们是至亲骨肉，我站在你的面前，却似乎不认识你。多少年，我对在电视里或朋友中看到的那种特别亲昵可以无话不谈的父女关系，既是羡慕又是不解。父亲一辈子从来没和我有过那样的亲昵，我也不曾像别人家的女儿那样在父亲面前撒过娇。父亲对我，发气时横眉怒目如仇人；缓和时客客气气像外人。有记忆以来，我和父亲之间唯一的一次亲密接触，是此次父亲去世后被殡仪馆抬走时，我跪下来，在父亲的面颊上亲了两下，和父亲作最后的告别。几十年，我对父亲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害怕和逃避。一辈子都渴盼和努力争取能与父亲亲密相处而不得，我因此有些疑惑，究竟哪一种才应该是属于大多数的常态的父女关系？ 2019年春节，祖孙四代人唯一一次大团聚父亲走了，放下了包袱从此再无羁绊的轻松感并没有如期而至。已经迈入老年门槛的我和先生，第一次跨进了以前无比向往的二人世界，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家庭，可我却像被抛入了茫茫荒野没着没落的，徒有满目恓惶一腔悲伤；我就像长期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笼子突然打开，却不会飞了。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此时，我站在前路所剩不多的人生归途上，再次充满疑惑：我内心一直害怕的父亲；我无奈选择了在心理上疏离和逃避的父亲，为什么反倒让我走不出巨大的哀恸？以前因为老父亲，我不能像别人那样说走就走，想去哪就去哪。2002年底提前退休后，几乎一直陪着他，我从来没有和先生一起在国内国外放松畅快的旅游经历，总以为父亲是一个牵绊。而今，日月星辰照常升落，父亲却已然停止了前行，原本按既定程式运转的生活突然零散一地，这才知晓，照顾父亲，已经固化成了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个内容；“原本以为不平衡的平衡就这样被打破（好友都克语）”，失衡的我，身体猛然倾斜，跌入了泪水的深潭。父亲离开已经一月有余，他那“笃笃笃”的拐杖声再也不会每天撞击我的耳鼓，我依然不相信父亲真的永远走了；父亲以98岁高龄辞世，似乎应该无憾了，而我却不知道怎样才能趟出这条悲伤的河流。我的三叔说：“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你已经做得很好很好了，你是一个很孝顺的好女儿”；我的五叔说：“你的孝心天地可鉴”；了解情况的朋友也说：“不要太悲伤，你对得起他了”。是啊，仅仅从报答父母的角度，我也许算对得起他（包括母亲）了，可是，面对给予我生命养育我长大，让我有机会目睹和经历色彩纷呈人生的父母，那山一样厚重的恩情和亲情，“对得起”能不能充当衡量的标尺呢？往事涌泉。父亲在世时我们之间原本成了常态的矛盾冲突不愉快，在父亲离世的那一刻就化作了烟雾消散于苍穹，回忆里满满涌入的，都是父亲为子为兄为父为师和为人，那些人性中最为耀眼的光点。我这才领悟到一句“节哀顺变”是多么的苍白。顺应这个人生最大最无奈的“变”，节制这个人生最多最绝望的“哀”，其实是人生一道最难跨越的壁垒，我站在这个壁垒面前，无力跨越，唯有眼泪绵长。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几十年前我就认定，父母退休养老照顾他们我责无旁贷，然而，后来我做的远不及当初预想的那么完美周全。如今，常年相伴的父母都已和我阴阳两隔，我只希望天堂里的他们能够知道，我对他们的怀念和爱，将伴随我的余生。我的父亲没有追求宏大理想跌宕起伏能够大书特书的经历；一辈子小心谨慎的他，在无数的政治运动中没有受到过可以浓墨重彩描述一番的冲击；他也不是学贯中西著作等身值得炫耀的知名学者。或许，父亲只能算一个读书人，离世前不久，每日还会翻阅几页闲书。他的生平写不出一部具有史料价值的纪事，才疏学浅的我，也只能用这些索然寡味的文字，勉强记录他98年岁月留下的一星半点痕迹，藉以缅怀长长的人生旅途中，有希冀有追求有奉献有付出，却因性格缺陷和心理疾患，在家庭这个原本可以躲避人生风风雨雨的港湾里，大多数时候并不快乐的父亲。数年以前，父亲就为自己写下了“自祭文”和“自挽诗”：…… 自古以来，人死后，祭奠时，有一篇祭文；安葬时，有一篇墓志铭。祭文或墓志铭，大多是为死者歌功颂德。我这一生，无功可歌，无德可颂。今仅将生前某些事，简略而概要，直实而无华，写成斯文一篇——诗文伴行 …… 愿父亲在另一个世界里，没有烦恼，没有怨怒，心境平和，不发脾气，快快乐乐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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