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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笔者有篇题为《编辑的笔》的杂文，刊登在《新闻出版报》上。意在批评有些报刊编辑，对作者的文章胡乱砍改以至面目全非，同时认为，对文章修修补补的“美容润色”，才是编辑的本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为他人作嫁衣裳”，仅此而已。 但近日读了陈忠实《何为益友——我的责任编辑何启治》一文之后，觉得编辑除了本分之外，还大有可为。 陈忠实原本无意写长篇小说，因为，他把长篇小说的写作“看得太艰难了”，甚至感叹，写长篇小说的作家，不知“长着一颗什么样的脑袋，怎么会写出让人意料不到的故事和几乎可以触摸的人物！”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何启治，在西安初次见到陈忠实，说读了他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认为这个短篇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势或者说基础，可以写成一部二十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但陈忠实感到，“这几乎是老虎吃天的事”，经何编辑耐心鼓励，才违心地答应“可以考虑一下”。 何编辑回北京不久，就给陈忠实来信，“仍然是鼓励长篇小说写作的内容”。后来，何编辑几次到西安组稿，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励陈忠实写长篇小说。再后来，面对何编辑苦口婆心的鼓励、启发和开导，陈忠实觉得，“我几乎再也搜寻不出推辞的理由”了，终于动心，决意要写长篇小说《白鹿原》了。三年之后，亦即1992年早春的某天晚上，他给何编辑写信，报告了《白鹿原》完稿的消息。 陈忠实没想到，“老何很快复过信来”，并派高贤均、洪清波两同志到西安来取稿。当时，陈忠实一直抱着那摞书稿，“有一种紧张中的平静和平静里的紧张”，心里想着该向二位说几句什么话，但最后还是有句压在喉咙以下未说出来的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话未说出，却几乎涌出泪来。他更未想到，一部50万字的书稿，常规下，走完初审、复审和终审的过程，少说也得两个月以上，可是，这两位离开西安仅仅20天之后，就给他来信，对书稿表示满意，原来是他们在返京途中就看完书稿，并告知了何编辑。“老何随后来信了，可以想象出他的兴奋和喜悦，为此他等待了几近20年”。 《白鹿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分别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西安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后，迅即引起读者和文学界的较大反响。一片叫好的同时，也有一些批评，亦属正常，但其中关于“历史倾向性”问题，虽然是误解，却涉及作品的存活。这时，又是何编辑打来电话，告诉陈忠实，理论界权威人士已坦言，《白鹿原》不存在所谓“历史倾向性”问题，而且预测，“茅盾文学奖可能因此而有了希望可寄”。老天有眼，《白鹿原》终于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在陈忠实《白鹿原》的写作、出版以及获奖的整个过程中，编辑何启治远远超出了“作嫁衣裳”的本分，而是全方位地发挥着导师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何编辑的鼎力相助，陈忠实就不会写长篇小说，自然就不会有《白鹿原》的问世，也就说不上《白鹿原》的获得茅盾文学奖，那样，文学界注定就会留下一桩难以弥补的憾事。编辑的导师作用的主要来因，少不了敏锐的识珠慧眼、强烈的事业心和坚韧的毅力。《白鹿原》出版并获茅盾文学奖之后，陈忠实也由衷地感慨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伙编辑对文学意义的坚守，才构成了那个难以磨灭的动人的过程”。 北大新任校长王恩哥，甫上任对学子说了十句话，微信广为转载，颇受赞赏。其中说到：“把自身的潜力发挥到极致”。道理常常是相通的。所以我想，作为编辑，能坚持“为他人作嫁衣裳”，固然好，但如像何启治那样，更多地发挥自身潜力，充分施展才智，则更好。 
李志远，大学文化，军休干部，中国作协会员。曾在《人民日报》、《杂文月刊》等百余家报刊，发表2000余篇杂文和散文，已出版《人生碎片》、《另类公道》等多部文集，先后获人民日报“金台奖”等百余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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