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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位作家倾注全部心血创作出一部最优秀的作品，有没有第二部、第三部已经不重要了。 去年春节后，陕西作家陈忠实从大众视线“消失”了。在被查出口腔癌后，他不断入院治疗，其间有过好转，但癌细胞最终转移到肝脏。29日7时45分，陈忠实在西安西病逝，享年74岁，文坛陕军一颗巨星陨落。前一天前往医院探望的贾平凹说，陈忠实“瘦得厉害”，“老陈是一位很坚持的作家，一位杰出的作家，为中国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医院治疗期间，陈忠实说自己“刚好集中读了些书”，“去年获茅盾文学奖的五部作品读完了四部，王蒙、格非、李佩甫、苏童，只剩金宇澄的《繁花》还没来得及看，想了解一下别人是怎么写上海的”。一边读、一边思考情节如何处理，有时读得比较慢，去年11月的一次短暂亮相上，陈忠实总结，“这几个月，是我读书比较集中、思考也比较多的一个时期。”
“有一本垫棺做枕的书”
无论际遇如何，陈忠实始终与书、与文学为伴，在阅读、在思考、在创作，人们都在期待着他的“复出”。“去年秋天，我去西安出差，行前给陈先生打了电话，说去看他。电话那头，还是那口浓重的陕西口音说，‘好啊，来了请你吃饭’。”上海作协散文专委会副主任、解放日报“朝花”副刊编辑朱蕊回忆，那次前往西安，行程安排很满，最终没能拜访陈忠实，未想成为遗憾，“他写作很认真，费心费力，向他约稿，他总是说，‘我要好好想想’。虽然是名作家，但他热情、没有架子。”
“他是一个很厚实的人，对我来说就像大哥一般”，上海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魏心宏结识陈忠实在1978年，当时46岁的陈忠实在家乡陕西灞桥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20多岁的魏心宏与他一见如故。1982年，他与陈忠实的长谈促成中篇小说《康家小院》的问世，后来发表在《小说界》上，“4万多字篇幅，是老陈最早写的中篇之一，在这之前，他写的都是短篇。直到今天来看，这仍然是一部十分优秀的作品。”
1986年，陈忠实开始构思创作《白鹿原》，当时已经成为陕西省作协专业作家的他在西安市区建国路71号旁分到了一套房。“为了写作，他又搬回了乡下老家的祖屋”，魏心宏回忆，每次到西安，陈忠实总会拉着他到“原”上转转，这是他挥之不去的精神原乡。“写《白鹿原》与其说是老陈的主动选择，不如说是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苦闷期。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文学站到了十字路口，作家们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紧贴现实、反思现实，但面对诸多束缚；要么干脆远离现实。陈忠实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之前他的作品多以写1950、60年代的农村为主，他犹豫过，到底要不要把笔触伸向历史的更深处？”
后来，陈忠实独自一人躲进“原”上小屋，创作《白鹿原》的故事，人所周知。对于这部倾注毕生心血的作品，他曾说，“我想给我死的时候，有一本垫棺做枕的书。” 《白鹿原》就是在这张小桌上创作的。 白鹿原实景。
“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
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常务副总编辑的何启治是《白鹿原》诞生的见证者。“我终于拿定主意要给何启治写信了。”陈忠实曾这样回忆，《白鹿原》书稿在1991年末全部完成，1992年春节过后的某个晚上，“可以确定《白鹿原》手稿复阅修饰完成的时间后，我终于决定给老何写信报告《白鹿原》完全脱手的消息了，忐忑不安地要奔文学书业出版界的高门楼了。这是一封期待了四年而终于可以落笔书写的信，我将第一次正式向他报告长篇小说《白鹿原》写成的消息。”
接受解放日报·上海观察记者采访时，今年80岁的何启治对当年情境历历在目。“我是1973年认识陈忠实的，当时他只写了一部短篇小说《接班以后》。我去西安组稿，有人推荐了陈忠实。此后20年间，虽然工作几经变动，但我们二人一直保持着联系。1989年至1990年，我在美国探亲，1990年6月回到国内，10月便收到陈忠实一封信，信中透露《白鹿原》初稿已经完成，接下来要静下心来好好修改。”
1992年2、3月间，何启治再度收到陈忠实的来信，获知《白鹿原》已经完稿，“是编辑部派人来取，还是我送到北京？”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恰好有两位编辑高贤均、洪清波在西南一带组稿，他们很快到达西安。交出书稿时，陈忠实憋出了眼泪，那句想说而未说出口的话是，“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
回北京的火车上，高贤均和洪清波连夜看完了书稿。高贤均的来信在20天后抵达，陈忠实曾这样回忆，“读完信后，我噢噢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了。”
何启治对《白鹿原》的评价是“石破天惊”，“当时编辑部四个人写了四份审稿意见，一致通过。”《白鹿原》先在《当代》分两期连载，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此后的轰动和争议亦广为人知。“有两件事可以说明，其一，我曾为《白鹿原》组了两篇评论，被人民日报退回；其二，1997年5月，‘八五’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奖评选，《白鹿原》甚至没有获得候选资格。” 《白鹿原》各版本累计发行超过200万册。
“1997年12月，茅盾文学奖评委会终于通过了《白鹿原》修订本”，何启治说，对于修订，他与陈忠实曾有交流，“在当时情况下，我支持一定程度的修订，但不要伤筋动骨。《白鹿原》全书49万多字，后来删改处包括标点符号在内2000多处。删改意见主要是两条，一是朱先生认为国共斗争像翻烧饼一样折腾老百姓，二是淡化田小娥与人物塑造无关的性方面的描写。”
《白鹿原》获得茅盾文学奖后，何启治应约为《中华读书报》撰文。出于慎重，他把这篇题为《欣喜·理解·期盼》的文章在电话中一字几句念给陈忠实听。“我在其中表达的观点是，《白鹿原》的修订没有伤筋动骨，就像一朵牡丹，华贵、美丽依旧，只是洗掉了一些灰尘和泥土。我并非赞成修订，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的理解。陈忠实听了之后说，你写了这篇文章，我就不用写了。”
《欣喜·理解·期盼》中，何启治表达了对于《白鹿原》获奖的欣喜，至于“期盼”，他说，是“期盼文学更自由，中国文学更繁荣，诞生更多优秀作品”。
1998年，何启治在一次会议上表示，“作为一名文学编辑，改革开放20年来我最看重的作品便是《白鹿原》，因为它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塑造和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又近20年过去，何启治认为，自己当年的评价“还有些平”，《白鹿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无可争议。“有人批评作家的‘一部书主义’，事实上，一位作家倾注全部心血创作出一部最优秀的作品，有没有第二部、第三部已经不重要了。《白鹿原》耗尽了陈忠实全部力气，投入了他所有的生活库存和艺术积累。” 陈忠实与电影《白鹿原》导演王全安。 电影《白鹿原》入围第6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并获最佳摄影银熊奖。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在201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中，陈忠实曾对争议做出部分回应，“可以对我的描写、人物刻画提出意见，但不能把作品中人物的观点当成我的观点。”这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也是陈忠实对自己创作生涯的唯一回顾。
陈忠实几乎不写后记或自序，在他已经出版的60余种小说、散文选本和文集中，只有在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乡村》时，写过一篇不足千字的后记，此外他几乎没有写过什么自序或后记。他曾说：“对我而言身价在写作，任何经历没有意义。很多老农灾难更多，为什么不让他们写写自己的经历？关注作家，无非是因为他的作品。”
“8、9年前，一次我们在西安吃饭，席间都是熟人。我动员老陈写一部文学自传，2002年伦敦书展上我看到马尔克斯的自传《活着就是为了讲故事》给了我很大震撼，直觉中国作家也应该留下这样的记录。”魏心宏回忆。
陈忠实依然婉拒了写自传的约请，但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中，他回顾了自己的创作心路。1957年，上初二的陈忠实在作文本上写下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老师对这篇小说评价很高，打了5分，还加一个“＋”，陈忠实把这归结为“寻找自己的句子”的开始。他说，当时自己完全是过一种“文学瘾”，像抽烟一样，没有把文学当成一种事业去做。真正创作从新时期开始，那时他感觉到文学可以当作事业来做了。进入到《白鹿原》创作时，企图要“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句子”的欲望是前所未有的。这句话是海明威说的，陈忠实十分佩服，在他看来，作家倾其一生的创作探索，说白了，就是这句准确而又形象化的概括：“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足球、烟、酒是陈忠实的“三个情人”。2006年世界杯，他为解放日报“朝花”副刊连续写作两篇球评。陕西当地产的“巴山雪茄”是他不离手的，魏心宏曾在陈忠实劝说下试过一次，“太冲”。这是陈忠实在农村工作10多年养成的习惯，“接触的都是农民，便和他们一样抽起旱烟，不仅比烟卷儿劲大，甚至比古巴雪茄更猛。”烟瘾从此戒不掉。
“老陈不多言，但为人豁达，哪怕是刚认识的人提出要求，他都愿意帮忙，从不推辞、摆谱。对于金钱名利，他看得很淡。”上世纪90年代，一次在太湖举办的作者笔会上，魏心宏见识了陈忠实的另外一面，“宾馆卡拉OK里，老陈唱了一首《梦驼铃》，他说话是陕西口音，唱起歌来普通话竟十分标准，很有气势。老陈啊老陈，你还有这么一手——” 来源：上海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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