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盘保守主义之败》的立场而作（一）

我一再表示，我不愿与新教保守主义（“柯克 主义”）论战，不愿与新儒家保守主义相争。因为，拙文批评的重点，另有所在：

一），就西方保守主义而言， 是天主教保守主义。Carl Schmitt 不仅是德国天主教党徒，也是一心要“拖延现代到来”的Cortes（柯特）和 Maistre(梅斯特）的膜拜者：其敌我决断论的基础，即来自于这两位西班牙、法国天主教的激烈祭司。

二），就中国保守主义而言，是被解读为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全盘保守化的“亨廷顿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一）是作为秘密使用的，却也产生了基于对现实无限肯定的中国“浪漫派”、天生的意识形态专家：新左派。

三），就美国大选而言，是对以川普为代表的僭主政治的膜拜。

E. Burke《反思法国革命》对罗伯斯庇尔革命的批判，仍然是可以成立的，但他未及经历（1797逝去）拿破伦复辟， 对现代僭主政治的批判，必须述诸于贡斯当（B. Constant），而这恰好是近三十年保守主义所一再忽略的。

迄今，我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意义仍坚持肯定的立场，并视之为新的“公共性政治文化”的传统资源：无论是新儒家，还是新教，都做如是观。如果不幸我不能选择对手，也再一次强调：那是同袍之争，那是伊拉斯谟与路德之争。

我对“反激进主义”的学术史意义，持更高度的肯定，近三十年知识界的进展，每一寸都与之相关。但是，对其无反思、无立场的误用、滥用，形成了全盘保守主义的弥散性氛围，和一种进攻性的保守主义。

让我在下文从容论说。

我从未讳言，自己二十年前与新左派的过从。

但2011年底我在F大学参加完那个有关文明论的会议，并公开对此辈逐一针砭之后，即自加隔绝。

我对此一期间捡拾旧文余唾，成其教授荣业的人士，是怀有愧疚的，但腐鼠既然成滋味，我只有望风避去。但不意，这不断成为一些人攻击我的把柄，在人前人后指点：“他，原来是……的人”。

我只想说，思想是自由的事业。我即使在与他们为友时，也与他们并不一致；而且，是根本的分歧——前述四端，及其背后的现实选择——使我与他们分道扬镳。

在我闻听有人以我与GLW有故，传语海外，勿信拙文《全盘保守主义之败》时，我曾以余家松雪隐居十年而后仕元为说，此处愿再做申明：

在为一位世纪前辈所做的纪念文章中，我写道：

君今在草野，余故来相亲。

余之退在草野，于今亦十年矣。是固知草野之洁，草野之义。我愿意亲近的，也绝不可能是明朝去束金鱼带的发达之辈。

如果有人，爱川普更胜过基督，爱势力更胜于未来，尽管弄笔，然勿忘一语：

思想，原是死伤枕藉的战场。